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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底波澜》
作者：傅国涌【完结】


　　前言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近代中国一直徘徊在幽暗的长夜里。从晚清到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言论的压制如出一辙，民间报刊生存的空间一直都那么严峻。沈荩、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分别在不同的年代惨遭杀戮，他们的斑斑血迹使一部百年言论史总是笼罩着一种悲怆的气氛。但怀抱言论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他们用笔呼吸，用笔抗争，他们的笔下既流墨也流血，不断地寻求“笔的解放”，一次次掀起笔底的波澜，书写了言论史上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时代。
　　王韬生当易代之际，他中秀才那年虽已是鸦片战争之后，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完全有可能按千年不变的老路走下去，做个传统的读书人。因为化名向太平天国上书，他成了清廷的通缉犯，被迫出走香港，从此愈行愈远。1874年，他创办《循环日报》，每天在报上撰文论政，评点国内外大事，呼吁变革求新，不仅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未来历史的创造者，而且引起了李鸿章等权贵的重视。到1884年，他将办报十年的评论选编结集为《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时，他早已赢得各方尊敬，享有一定社会地位，开启了在科举功名之外的另一条新道路，树立起了一种新型的人生模式，称之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恰当的。他不依傍朝廷，独立创造自己的事业，报刊这个舶来品，正是在他手里完成了最初的中国化过程，他把古老的农业文明传统和西方工商业文明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借助报纸这一新型的载体，发出了独立的民间的声音，成为百年言论史的源头，影响深远，余音不绝。
　　在他之后，梁启超、于右任、邵飘萍、陈独秀、胡适、张季鸾、王芸生、储安平等相继登上这个言论的舞台，擎起一支支秃笔，屹立在大时代的风霜雨雪中。在我看来，他们至少创造了四个不可磨灭的时代。
　　1923年10月9日，胡适写信给高一涵、陶孟和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其中《时务报》和《新民丛报》都和梁启超密不可分，实际上可以算做百年言论史上的“梁启超时代”。从1896年《时务报》在上海问世，到1907年《新民丛报》在日本停刊，这十来年，中国发生的变化都曾在梁启超的笔下得到最好的呈现。少年郭沫若更是忘不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的影响，“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梁启超独创的“新民文体”和《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汪洋恣肆的文字，不知倾倒了多少莘莘学子。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沉沉暗夜里，正是他以富有才情的清新笔调和振聋发聩的思想，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强有力地冲击着我们这个昏睡中的老大民族。包括胡适、鲁迅、邵飘萍、毛泽东、王芸生、邹韬奋等在内的青少年，“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自己上小学时把《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背得出来”。
　　在袁世凯粉墨登台、黄袍加身的年头，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在上海悄悄问世的《青年》杂志会开辟一个新天地，创造一个新时代。“《新青年》时代”将和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些巨人的名字一同闪耀在民族思想史、言论史的星空。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文中首先标揭“科学与人权”，他认为如要摆脱蒙昧时代，国人就该急起直追，“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接着，他打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发表一系列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言论。他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新青年》移师北上，“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连续发表胡适、鲁迅、吴虞、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高一涵、陶孟和、易白沙等人的创作和评论。他们第一次向主宰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学说、传统的伦理道德，向文言文、旧艺术、旧宗教、旧政治、国粹（从礼法、贞节到小脚以及包办婚姻等）发起了全方位的、无情的猛烈冲击，第一次大力提倡“自由、平等、独立之说”，张扬自尊、自主的独立人格，这一切不再是局限在政治层面，而是要全面引进新的文化和价值，不少言论之激烈至今可能还让人心惊肉跳，如钱玄同的废汉字、鲁迅的不读中国书、胡适的百事都不如人等。胡适曾言“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正是陈独秀以锐不可当的勇气，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直接呼唤了重塑历史的五四运动。
　　“《大公报》时代”是张季鸾、胡政之等一代报人联手开创的。1926年9月1日，正当邵飘萍、林白水以身殉报不久，血迹未干，他们在天津接办了有20余年历史的《大公报》，响亮地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力图把《大公报》办成“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纯以公民地位发表意见”，议政而不参政，不以赢利为目的是他们共同的理想。没有几年，《大公报》声名鹊起，成为举国舆论的重镇。1931年，胡适在祝贺《大公报》出满一万号时撰文说，《大公报》之成为“中国最好的报纸”，“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在张季鸾、胡政之两位终生以报纸为业的知识分子手里，《大公报》迅速向最辉煌的顶峰攀升。特别是抗战时期，它颠沛流离，从上海到香港到桂林，从武汉到重庆，始终坚持其独立的品格，为民族抗战鼓与呼。1941年，张季鸾告别人世前不久，《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的奖章、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荣誉。
　　后来长期加在《大公报》头上的“小骂大帮忙”帽子遮掩了它曾经的光环，不说张季鸾、王芸生那些直截了当批评国民党当局腐败、专制的社评，就是在国民党要求各报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称红军为“匪军”的压力面前，《大公报》也没有照办。毛泽东在延安见到《大公报》记者孔昭恺时曾动情地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不会是无的放矢。张季鸾和蒋介石有私交是事实，但《大公报》从未放弃过独立的民间立场，始终如一地坚持了“四不”方针。王芸生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令蒋介石龙颜震怒，《大公报》被停刊三天。胡政之曾说：“我办《大公报》，心里总拿《朝日新闻》作榜样，兼容并蓄。”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他才会大胆起用青年萧乾编文艺副刊，不惮“南京下警告，工部局来传票”，发表范长江名动一时的通讯《陕北之行》、《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甚至不惜“违检”得罪当道。这些都不是一句“小骂大帮忙”所能轻易加以定论的。
　　从1934年元旦起，《大公报》开辟了“星期论文”专栏，由报馆以外的知识分子执笔，前后共有200多位撰稿人，包括教授、学者、专家、作家，还有个别实业家和军政显要。左、中、右各色人等都有，其中以胡适、傅斯年所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为主体，言论影响也最大。这是一份日报和知识精英结合的一次尝试，“星期论文”的出现是《大公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论政平台的鲜明标志。无可争议，《大公报》代表了当时中国报纸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它的身影覆盖了一个时代，以它为代表，包括《新民报》系、“世界”报系、《文汇报》等在内的民间报纸，共同构筑了一个国民党专制下脆弱的公共舆论空间，那是值得我们长久记忆的“《大公报》时代”。
　　百年言论史上的最后一环是由储安平来完成的。1946年，也是9月1日，他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以“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追求，迅速成为“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名列《观察》的78位特约撰稿人几乎都是一时之选，既有李纯青、杨刚等中共地下党员和赵超构等“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以及张东荪、费孝通、许德珩、傅雷等参加了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也有傅斯年、胡适、梁实秋等有真才实学的自由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像冯至、宗白华、钱钟书那样学有专长、不问政治的知识分子。他们汇合在《观察》的旗帜下并非历史的偶然，“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以“特约撰稿人”的身份聚集在一起，人数之众、阵营之强、影响之大，超过了当年的《现代评论》、《新月》和《独立评论》，这是一种精神集合，使那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道义理想在硝烟中放射出最后一次夺目的光华。储安平本人那些金石般的政论也达到了旧时代“文人论政”的最高峰，从《失败的统治》到《一场烂污》、《政治失常》，他为国民党的统治下了最后的断语，言辞之激烈、论述之精辟，无不令人叹为观止。
　　1947年5月，当国民党政府封杀上海《文汇报》、《新民报》等三报时，储安平和《观察》没有顾及自身的安危。当民盟被定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时，1947年11月8日，《观察》竟在头条位置发表周炳琳、金岳霖等48位教授《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以及董时进《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报》遭永久停刊处分，国民党政府磨刀霍霍，当月17日，储安平还在《观察》发表了弥漫着一股浩然之气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5个多月后，《观察》终于被封。储安平以他的执着、热情和勇气完成了百年言论史上蔚为壮观的谢幕演出，为一个黑暗的时代画上了一个感叹号，也成为世纪绝响。
　　回顾百年史，我同样忘不了新闻界、知识界群体三次争取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浪潮。第一次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了废除袁世凯制定的可以任意解释、入人以罪的《出版法》，新闻界、知识界前后经过了将近十年的抗争和呼吁，“五四”之后逐渐形成高潮。从1921年到1926年，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北京72个民间团体、上海书报联合会、日报公会、书业商会、书业公所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北洋政府提出废止《出版法》的要求，北京先后成立言论自由期成会、新闻界争自由大同盟。最后，1926年1月27日，在段祺瑞主持召开的国务会议上通过了废止《出版法》的决议。
　　第二次浪潮发生在1933年，江苏镇江《江声日报》主办人刘煜生被顾祝同下令枪决之后，从镇江到南京，从上海到北平，乃至全国各地新闻界纷纷集会发表宣言、通电，呼吁保障新闻自由，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召开紧急会议，作出设立刘煜生案专门委员会等五项决议，239名记者联合发表宣言，《申报》、《生活》周刊等众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抨击当局摧残言论自由、草菅人命。全国律师协会等社会团体也要求追究、惩办责任者，于右任主持的监察院在此前后也依法弹劾顾祝同。在全国新闻界、人权组织、律师协会等各界社团的抗议浪潮中，国民党当局被迫于8月和9月1日先后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9月1日”后来曾被新闻界自行定为“记者节”。
　　第三次浪潮就是抗战胜利之际的“拒检运动”。1945年8月17日，在未经国民党当局检查就出版的《延安归来》（黄炎培着）遭到搜禁后，16家不同背景的杂志联名发表了《重庆杂志界拒检联合声明》，他们郑重宣布自9月1日起，不再送检。10天后，在拒检声明上签字的杂志增至33家。一时间山鸣谷应，成都、昆明、西安、桂林等地新闻界、文化界纷纷响应。9月8日，成都16家报刊、通讯社联名发表叶圣陶执笔的《致重庆杂志界联谊会公开信》，声援拒检运动，两天后，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新闻出版机构增加到22家。9月15日，昆明11个新闻出版机构集会响应“拒检运动”。到9月下旬，民间拒检运动已成燎原之势。9月3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布了《出版检查明日废除》的消息。
　　三次民间的呼声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发出，而且最后都以胜利告终。尽管胜利并不可靠，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政府，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言论自由的侵犯，但这些胜利依然来之不易。1945年9月1日，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记者节”，也正是“拒检运动”在重庆揭开序幕之后不久，在国民党眼皮底下共合法存在了9年的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发表《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社论。在1949之前风雨如磐黯故园的岁月里，“笔的解放”，那曾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呼号啊！

　　第一部分
　　1872年：《申报》的创世纪
　　1907年生于江苏宜兴的报人徐铸成说：“在我幼年的江南穷乡僻壤，都是把《申报》和报纸当作同义语的。”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8。虽然报纸被俗称为“申报纸”，但其实，4月30日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的《申报》，并不是近代中国最早诞生的一张报纸。在它之前，1858年香港就有《中外新闻》（《孖剌报》
　　申报馆及其副业申昌书画室初创时外景，吴友如绘，见光绪十年（1884）《春江胜景图》卷下。附诗云：文人但知古，通人也知今。一事不知儒者耻，会须一一罗胸襟。心胸上下五千年，笔墨纵横九万里。见闻历历备于此，读之可惊复可喜。费去十文买一纸，博古通今从此始的中文版），1865年有《华字日报》（《德臣西报》的中文版），即使上海也早在1861年就有了《上海新报》。但在前面的这些中文报纸，基本上都是外文报的中文版，内容几乎都译自外报，再加上一些洋行的告白、船期消息等，读者面也很窄。只有到了《申报》问世，“才以一般群众为读者对象，开始冲破‘宫门抄’、‘辕门抄’及政治公报的藩篱，重视对国内外大事的采访和记载，也逐渐注意市井琐闻和社会变化，第一次形成了一张现代意义的中国报纸。”徐铸成：《报海旧闻》，页9。
　　《申报》虽然是外国人办的，却处处考虑到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担任笔政也都是中国文人。内容大到国家政治、中外交涉要务，小至风俗变迁、商家贸易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页49。《申报》以“金口木舌”（以木为舌的铜铃）为报徽，试图担当起民间舆论的角色，多年后《申报》发表的论说《论新闻纸之有益》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欲知民情，莫捷于新闻纸。”它在创刊当天的《本馆条例》中就提出，言论要“有系乎国计民生”，“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申报》曾发表不少批评现实的“论说”，从而成功地打开了局面。正是从《申报》开始，报纸才真正开始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中。
　　手摇平台印刷机，上海申报馆于同治十一年（1872）开始应用
　　虽然美查知道办报不能“利而忘义”，但这位英国商人同样深谙中国的国情，“慎勿评品时事，臧否人物，以缨当世之怒，以取禁止之耻”。按照这一尺度，《申报》的言论向来是有节制的，以不得罪清廷为度。
　　即便如此，在清廷的眼中，《申报》仍然是大逆不道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䜣曾照会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引用上海道台给英国驻上海领事的公文说：
　　查上海英国租界有英商美渣（即美查）于上年创设申报馆，所刊之报，皆系汉文，并无洋字。
　　其初原为贸易起见，迨后将无关贸易之事逐渐列入，妄论是非，谬加毁誉，甚至捏造谣言，煽惑人心，又复纵谈官事，横加谤议，即经职道函致英领事饬禁，未允照办。
　　奕䜣在照会中蛮横地要求威妥玛给英国驻上海领事饬令：“凡不关贸易之事，不准列入《申报》。”转引自杨天石：《光绪皇帝的新闻思想》，《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页64。
　　可想而知，早已经历近代文明洗礼的英国一定不予理会。这一原件至今还保存在伦敦档案馆里，活脱脱地画出了清王朝专制、愚昧、无知的嘴脸。这是那一时代中国言论环境的最好注脚，我们也由此可知《申报》只是租界时代的特殊产物。
　　［记事］
　　12月31日，在与《申报》的竞争中，创刊十年之久的《上海新报》宣告停刊。
　　1874年：王韬开创“文人论政”的先河
　　2月4日，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无疑是百年言论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是第一份中国人自办的中文日报，却是第一份中国人自办成功的中文报纸。在它之前，1873年，艾小梅在汉口创办了《昭文新报》，发行量很少，而且没多久即停刊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与《循环日报》差不多同时，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在上海创办了《汇报》，因为怕以言罹祸，创刊之初即以英国人为主笔。
　　而《循环日报》一出世就以“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相标榜，真正迈出了中国人自办报纸的第一步。特别是王韬每天发表的那些评论开创了“文人论政”的先河，对中国言论史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他之前，中国文人固然就有清议的传统，但只有到了19世纪70年代，在文明转型之际，他才在这一传统中注入了新的生命，赋予其新的形式。借助报纸这一
　　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
　　新的载体，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表达自己对时事世局的看法，发出批评社会、干预社会的呼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也在本质上有别于以往的清议传统，这是近代与古代的差距。正是从王韬开始，一种新型的不以做官为目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诞生了。这一年，王韬46岁，正当人生的盛年。
　　被林语堂称为“中国报业之父”的王韬
　　在自己办报之前，王韬与西方文明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弱冠之年就在英国传教士主办的上海墨海书馆任职，从1849年到1862年的13年间，他协助编辑、校订西方书籍，参与了上海早期中文杂志《六合丛谈》的编辑工作。因为向太平天国上书，王韬成了清王朝的通缉犯，被迫流亡香港。从1862年到1874年又是漫长的12年，在英华书院翻译中国古籍的同时，他对西方文化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期间，他曾游历欧洲两年，还到过日本，眼界大开，尤其对报纸在英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在香港，他参与编辑过《近事编录》，也为《中外新闻七日报》撰过稿。这一切都为他创办《循环日报》准备了条件。
　　王韬办《循环日报》处处以英国《泰晤士日报》为楷模，“立论一秉公平，居心务期诚正”是他始终如一的追求，目的就是要形成公正的舆论，代表民心之所向。《循环日报》的一大特色即是评论多。在他执笔政的十年间，至少发表了近千篇评论，经常被《申报》等同时代的报纸所转载。透过他温热的文字，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既有中国传统文人远追三代、以古衡今的理想主义情怀，也有类似欧洲近代报纸那样的批评时政的锋芒。他主张学习西方，关注国际时局的变化，毫无遮掩地提出了“变法自强”的要求，这些都对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中山等人产生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不得不承认王韬开创了一个时代。他生在一个内忧外患的乱世，也是千年未有的转型易代之际，他没有什么显赫的功名，仅仅凭着一支笔、一个脑袋，以其言论和办报实践树立起了一个新的行为模式。
　　［记事］
　　9月5日，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宗教杂志《教会新报》（1868年在上海创办，初名《中国教会新报》）从301期起改名为《万国公报》，英文名为Chinese Globe Magazine，即“环球杂志”。
　　1883年：中国第一部报刊评论集——《弢园文录外编》
　　5月，王韬的报刊评论集《弢园文录外编》在香港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报刊评论集，此时距《循环日报》创刊已近十年，他的言论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开启了一条读书人关怀社会、实现自我的新路径。正如《申报》的存在得力于上海租界，《循环日报》也只有在香港的制度环境下才有可能，这是近代中国一个痛苦而不得不正视的悖论。
　　其时，在清廷马鞭所及之处，依然是一团漆黑，没有多少说话的空间。12月20日，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城内出现“私自刊刻”的“新闻纸”，南海、番禺两县联合发出告示禁止：
　　访闻近有不法之辈，伪造谣言，并私自刊刻新闻纸等项，沿街售卖。本月初五、六两日，竟有一二匪徒意欲聚众至礼拜堂滋扰，借端生事……为此示谕属内军民人等一体遵照：尔等须知前项情弊，均属有干禁令。现在中外各国和好，本无异心。倘经此次示谕之后，尔等仍复有伪造谣言刊卖新闻纸，及聚众滋扰各节，即以谣言滋事之罪按律惩办，决不姑宽。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页74。
　　假如不是10天后《循环日报》刊登了这一告示，这一历史文献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暗夜中了。
　　在言禁未开的中国，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827年葡萄牙商人在澳门创办的《依泾杂说》，仅仅因为揭露官府的陋规就被查禁。1868年5月7日、13日，江苏巡抚丁日昌两次发出了禁毁小说、戏曲的“通饬”，查禁的
　　王韬着作《普法战纪》
　　书目多达269种。1877年，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将他的日记《使西纪程》刊行于世，其中说西洋并不是中国人过去所说的“夷狄”，他们也有两千年的文明，并介绍了英国的议会政治、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等等。书一问世就引来“谤毁遍天下”，最后清廷下诏申斥郭嵩焘，“毁其《使西纪程》版”。
　　［记事］
　　7月28日，《万国公报》出至750期后暂时停刊，没想到一停就是五年半。
　　1889年：《万国公报》开风气
　　1月31日是农历大年初一，当《万国公报》这次以新的面目在上海再度出版时，中文名称虽然没变，但英文名改成了The Review of the Time（意即“时代评论”），并且由周刊改成了月刊。
　　新复刊的《万国公报》“专以开通风气，输入文明为宗旨”，着眼于启迪心智，将重心完全转移到了论学论政上来，不再是一本宗教杂志。主编还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但变成了西方文明背景的广学会（集中了西方在华的外交、宗教、企业界的主要人物）在华的言论机关，不再是林乐知个人主办的同人刊物。《万国公报》对中国社会真正产生影响也就从这一天开始。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
　　广学会对他们创办《万国公报》的目的直言不讳，在1888年发表的年会报告中说：
　　我们打算尽最大的努力，小心地但积极地为中国的知识阶层创办一个定期刊物。我们发现对这样一种期刊的需要，一天天变得越来越迫切。我们从私人接触以及公开的出版物上知道，中国人正在逐步意识到他们的力量；我们将不得不很快面对一个新的中国。……我们的安全，我们在中国的进展，有赖于我们和中国人民搞好关系。因此，我们非常必要有一个喉舌来阐述我们的文明、我们的信仰，并且保卫它们。
　　《万国公报》另一位重要人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曾雄心勃勃地要把这本杂志办成“影响中国领导人物思想的最成功的媒介”。他这句话说得直截了当，就是要通过清廷的上层人物和有可能进入这个阶层的读书人在中国推行改革。
　　广学会督办、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直至甲午战争以后，《万国公报》和中国的维新派一同发出了“不变法不能救中国”的呼声。除了不断地呼吁改革政制（也就是“变新政”）、提倡教育、改良社会风气、鼓励与西方国家交往等，《万国公报》还发表了大量有关国计民生的文章，此外，还翻译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等西方学说。
　　那时，办报没有蔚然成风，中文报刊还是寥若晨星。提倡变法自强虽然并不自《万国公报》始，但正是在广学会接办这份杂志后，变法才逐渐形成一股舆论。它最初发行不足千份，到甲午战后迅速飙升，1896年每个月差不多都能发行4000份，1898年一年发行了3.9万份左右，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以后逐年有所增加，最高时年发行量近5万份，从这个数字不难看出它当时的影响。
　　1896年4月，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87册发表《新政策》一文，提出“新民”、“化民”、“安民”、“养民”等观点，其中“新民”成了后来梁启超“新民说”的源头之一，虽然李提摩太所说的“新民”只是提倡多与外国交往，包括派留学生、信教等。
　　《万国公报》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
　　《万国公报》几乎成为文人学士必读的刊物，连光绪帝都要求上海招商局每期呈览。那个时代主张改革的中国人恐怕没有几个人不曾从《万国公报》中汲取过养分的。年轻的康有为第一次读到《万国公报》即大为震惊。1894年，他积极投稿参加《万国公报》的征文，获得了六等奖。1895年他第一次办的报纸干脆就叫《万国公报》。1898年大同译书局出版的《皇朝经世文新编》中有37篇是从《万国公报》直接转载的。孙中山1894年给李鸿章的上书，也曾受到《万国公报》主笔的赞赏，在当年10月、11月连载发表。
　　林乐知被美国舆论界誉为在中国“传播种子的人”不是偶然的。他以中文写的《中东战纪本末》在中国一版再版，发行了2.2万册，仍供不应求，出现了大量盗版，致使美国领事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明令禁止盗印，成了近代中国最早的涉外版权纠纷之一。
　　1893年：“经济独立，无党无偏”的《新闻报》
　　在风行上海乃至江南的《申报》创刊21年后，2月17日（大年初一），《新闻报》在上海诞生，望平街的“申”、“新”时代初露端倪。一年后，《新闻报》的发行量就由最初的300份上升到3000份，仅次于《申报》。不过当时还不会有人想到这张报纸会后来居上，在十里洋场发行量始终居《申报》之上，并且成为首先赢得经济独立的中国报纸。
　　这份商业报纸的创办人为英国人丹福士（A.W.Danforth），6年后（1899年）归美国人福开森（John C.Ferguson）所有，此人曾兼任南洋公学监督，介入过“苏报案”，扮演过并不光彩的角色。他大胆任用“既无报馆经验，又乏新闻智识”的汪汉溪为总理，“汪事必躬亲，二十余年，未尝稍懈”。在汪手里，《新闻报》奠定了“无偏无党”的风格，致力于开辟经济新闻报道，不嫌琐碎，把市场行情、商货行情详细刊登出来，从而成为上海绅商各界每日必读的报纸，从工厂、公司、洋行到澡堂、理发店无不订阅，发行量急剧上升，广告源源不断。仅以发行量而论，以经济新闻取胜的《新闻报》成为上海乃至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报。尽管在言论方面并无多少可圈可点之处，但张季鸾等言论史上执牛耳式的人物都曾为《新闻报》服务，他以“一苇”的笔名所写的北京通讯曾滋养过少年徐铸成们。汪汉溪“抱定经济自立宗旨，无党无偏，力崇正谊，不为威胁，不为利诱”，连聘用人员都很慎重，“量才使用，均能洁身自好，绝无党派关系”。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
　　在漫长的岁月里，以经济新闻取胜的《新闻报》在商业报纸中确实也不能说它没有自己的独立性。1923年，《新闻报》三十周年纪念时，发行量已逼近10万份。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不擅文章的汪汉溪亲自写下了《新闻事业困难之原因》，历述办报的艰辛、经济独立的不易：
　　办报非经济自立，则言论记载难于自由；即使苟且敷衍，亦不能广其销路。然经济独立，言之非艰，行之维艰。中国报纸各埠姑不论，即上海一埠，自通商互市以来，旋起旋仆，不下三四百家，惟其致败之由，半由于党派关系，立言偏私，不能示人以公，半由创办之始股本不足……进退维谷之时，不得不仰给于外界，受人豢养，立言必多袒庇，甚至颠倒黑白，淆乱听闻，阅者必致相率鄙弃，销数自必日少，广告刊费，更无收入，此办报困难之一大原因也。……各国对于报纸，多方维护。而中国政府，邮电两项，摧残舆论，至于此极，良深浩叹，此办报困难之又一原因也。各省军阀专权，每假戒严之名，检查邮电，对于访员，威胁利诱，甚至借案诬陷，无恶不作……转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78—179。
　　在《新闻报三十年纪念》巨册中，蔡元培、孙中山、梁启超、于右任等或撰文，或题词。张季鸾在《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中慨然说：
　　且中国报界之沦落甚矣。自怀党见且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言独立；并不主张，遑言是非。
　　一年后，汪汉溪因积劳成疾在上海病故。父死子继，他的两个儿子汪伯奇、汪仲韦继续掌管《新闻报》，即使1929年被史量才收购以后也是如此。
　　［记事］
　　5月5日，汉口《字林西报》发表的评说《论中国各省宜广开报馆》，主张多设报馆，使普天之下都知道读报的好处。
　　同年，郑观应的政论文集《盛世危言》出版，他在《日报》一文中认为报纸有监督功能，“秉笔者有主持清议之权，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见”。“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无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极力主张多办日报。
　　笔底波澜
　　1895年：一个时代的呼声——“公车上书”
　　甲午之战，泱泱大国败于日本小国，这一结局带来的震撼大大超过了鸦片战争，全国上下的读书人痛心疾首。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变法维新的呼吁才渐成社会的主调。
　　4月17日，清廷派李鸿章与日本签订又是割地又是赔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地举子尤其受到强烈的震撼，康有为夜不成寐，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起草了长达一万四千言的上皇帝书，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上清帝第二书》，提出了“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政治主张。5月2日，他召集十八省举人在北京松筠庵集会，有1300多人在他起草的万言书上签
　　康有为
　　字。“公车”为入京应试的举人代称，故史称“公车上书”。然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传来了《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结果有半数人心灰意冷，撤回了签名，最后只剩下603人，而都察院则以朝廷已在条约上签字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这一上书。所以，康有为所发动的大规模的“公车上书”实际上未成。
　　不过那段时间的“公车上书”并没有断过，5月2日都察院代呈的原折中就有“公车”。5月3日、5日、9日，“公车上书”仍然不断。天津《直报》以“同深义愤”、“各抒义愤”等为题多次报道了这些消息。这份报纸以发表思想家严复呼吁变法的一系列文章而引人注目，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中西的差别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并响亮地喊出了“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命题。这些振聋发聩的观点早已载入近代思想史册。相隔一个多世纪，史学家袁伟时还誉之为“石破天惊”的箴言。
　　康有为起草的“公车上书”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呼声，虽然上书不成，但上海的《申报》等报纸纷纷刊载了其中的内容，一个月后《公车上书记》专书也由上海石印书局刊行于世，未能“上达天听”的“公车上书”的影响因此而遍及全国。
　　梁启超
　　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和上海的《万国公报》同名并不是一个巧合，而是有意的选择。其时《万国公报》的影响已深入中上层阶级，康有为想借助它的光环，不少文章也是直接从后者转载的。报纸由梁启超、麦孟华编辑，隔日一期，随《京报》、《宫门抄》之类的官报免费赠阅，还要给报贩送酬金，这是梁启超所说的“沿门丐阅时代”，读者对象都是王公大臣、达官贵人，一般发行一两千份，最多时要送出300份。梁启超自称“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称为“论说”，这是他介入的第一份报纸，也是他以言论影响中国的最初尝试。
　　过了四个月，《万国公报》在出至45期后，经李提摩太建议，为“免两相混淆”，改名为《中外纪闻》继续出版，赠阅也改为订阅，并作为成立不久的维新团体北京强学会的机关报。和以往的报纸不同，《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完全是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喉舌，并不像一般报纸只有报道新闻、传播新知等功能，可以看作是近代政党报纸的先声。
　　［记事］
　　1月16日，德国人汉纳根在天津创办《直报》，曾发表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文。
　　8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12月16日起改名为《中外纪闻》。
　　1896年：《时务报》一纸风行
　　《强学报》创刊号上有一篇《开设报馆议》，列举了办报的六大好处，其中第五条说“吏畏上闻，不敢作奸，是曰除舞弊”，实际上就是强调报纸的“舆论监督”功能。4月，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87期发表着名的《新政策》一文，指出“欲使中国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广行日报不为功”。6月12日，刑部侍郎李端棻上书光绪帝，提出“广立报馆”的主张。
　　在《强学报》停刊之后，清朝设立了官书局，出版《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但只能翻译，“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但其时整个社会特别是中上层正鼓荡着一股求变之气，组织学会、开办报刊就是主要的表达方式，即便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力也很难压住。
　　等不了多久，8月9日，酝酿已久的《时务报》旬刊就在上海破土而出，由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实干家和言论家携手开创了《时务报》最耀眼的一幕，成为一件“颇足以震动全国青年学子”的“破天荒”的大事。
　　《时务报》一纸风行，发行到全国十八省乃至海外，派报处多达200多个，发行量最高时达到1.7万份，创下了当时报刊发行量的最高记录，“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梁启超语，转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页41。连历史悠久的《万国公报》一度也落在了它的后面。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份报刊如此打动人心，没有一个人像梁启超这样光华四射，他们给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吹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曾对维新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时务报》
　　多年以后，包天笑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时务报》的出版，
　　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尤其像我们那样的青年，曾喜欢读梁启超那样通畅的文章……
　　……《时务报》不但是议论政治、经济，对于社会风俗，亦多所讨论，主张变法从民间起……一般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页189—190。
　　梁启超一个人就在《时务报》发表了60篇文章，他自述“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页33。
　　年仅24岁的他以那支“笔锋常带感情”、“别有一种魔力”的笔，写下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政论，其中《变法通议》全文7万字，连载了21期，热情地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时代最强音，提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等具体措施。这些“务求平易畅达”的议论，使海内耳目为之一新，舆论为之大振。《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埋头实干的汪康年在《时务报》也发表过14篇政论，提出了成熟的变革思想，当然，只论文章的影响远没有梁启超那么大。“自从这个风气一开，上海那时风起云涌，便有不少杂志出现。”不仅上海出现了《农学报》、《工商学报》、《蒙学报》等，四川、浙江也有《蜀学报》、《算学报》等，“但归结起来，总没有梁启超的《时务报》普遍而深入人心”。
　　《时务报》标志着百年言论史上“梁启超时代”的开始，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册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首次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认为它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有了报纸，“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这些观点在当时无疑有着开创性的意义。
　　这年9月，李鸿章出访美国，在接受《纽约时报》等报记者提问时说：
　　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342。
　　梁启超在工作
　　事实并不像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李鸿章所说，报纸不讲真话并不是编辑的原因，相反，编辑们从来没有放弃说真话的机会。正是朝廷对言论的钳制，动辄得咎，才使中国的报纸“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随便举两个例子：
　　1891年冬天，邝其照创办于1886年6月的《广报》仅仅因为发表某大员被参的新闻，就触怒当道，被两广总督李翰章以“辨言乱政……妄谈时事，淆乱是非，胆大妄为”的罪名下令封闭，同时责成番禺、南海两县“严行查禁”。《广报》在广州失去了立足之地，被迫迁至沙面租界，由英商出面做发行人，将报名改为《中西日报》，实际上已不再是昔日的《广报》了。
　　1892年5月21日，清廷发布命令，查禁排外刊物。
　　在这样的禁令下，新型的报刊要想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确实困难重重，《时务报》之所以风靡一时，无非是因为说出了无数人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开了风气，正如包天笑回忆，“不但是梁启超的文章写得好，还好像是他所说的话，就是我们蕴藏在心中所欲说的一般”。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页189。
　　［记事］
　　1月12日，《强学报》（五日刊）在上海创刊，康有为弟子徐勤等主编，出了2期后被迫停刊。
　　1月20日，北京强学会被禁，出版了18期的《中外纪闻》被迫停刊，只存在了35天，从《万国公报》算起也不过154天。
　　1897年：严复翻译《天演论》
　　《时务报》进入第二个年头，尽管汪康年和梁启超之间已出现裂痕，但它的黄金时代还没有过去。这年春天，浙江、湖南等地巡抚纷纷行文全省，称誉《时务报》“议论切要”、“议论极为明通”，要求下属官府、各书院公款订阅。一份倡导改革的刊物如此受到欢迎，这是前所未有的。
　　康有为显然不满足他所不能掌握的《时务报》，因此又另办了一份《知新报》，先是旬刊，后改为半月刊，经理是康的弟弟、后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主笔是徐勤等，梁启超也曾参与撰稿。从创刊号起连载了三期的《知新报缘起》中申明“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
　　康有为在澳门创办的《知新报》创刊号
　　因为《知新报》处的葡萄牙治下的澳门，所以敢言《时务报》所不敢言，载《时务报》所不敢载，与上海的《时务报》遥相呼应。用不了多久就触怒了清廷，6月18日发布的“上谕”就是要求与葡澳当局协商对《知新报》的言论进行干涉，“不得传布讹言”。但毕竟有点鞭长莫及，即使在百日维新被血洗之后，这份有着浓厚康记色彩的报纸还是生存到了1901年才停刊。
　　严复的译着影响了数代学人
　　唐才常等主编的《湘学新报》旬刊（后改名《湘学报》）公开倡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主张平等、民权，以开民智为主要目标，与长沙时务学堂同气连枝，因此而广受欢迎，长沙城内每期就能发行一千数百份。除了湖南本省及湖北、江西等邻近省份，还远销到上海。
　　由严复、夏曾佑、王修植、杭辛斋等集资发起的《国闻报》是当时少有的日报之一，他们以英国《泰晤士报》为榜样，追求新闻的“确”、“详”、“多”、“速”，讲究“四美”皆具。当然评论也是其重要特色，由严复执笔的论说至少有23篇，虽典雅古朴，却气势如虹，猛烈如火，抨击专制制度不遗余力。
　　从12月18日起，第一部严译名着《天演论》开始在《国闻报》附属的《国闻汇编》旬刊上连载。他以典雅的译笔亦叙亦议，仿佛打开了一扇奇
　　严复译《天演论》
　　异的窗户，让国人大开眼界，“好似放了一个异彩”。特别是他的按语旁征博引，结合中国现实加以评论，有的按语甚至比正文都长，难怪鲁迅说他是写书，不是译书。《天演论》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以“物竞”、“天择”四个字作总结，警告中国人如果再不变法图强，就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
　　第二年《天演论》出版后，十年间至少出了30多个版本，影响何止一代人。知识界争相传诵，“几乎人手一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迅速成为那一时代最流行的名词，有些青年人甚至以此来作自己的名字（如胡适，字适之；陈炯明，字竞存）。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天演论》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中称，“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鲁迅也说自己年轻时喜欢读《天演论》，他在《热风·随感录》中称严复究竟是翻译过《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这一年，在上海、杭州、温州、北京、西安、桂林、广州等地诞生了许多林林总总的报刊，酿成了百年史上中国人自办报刊的第一个小高潮。然就其影响而论，都无法与开风气之先的《时务报》同日而语，但《时务报》的危机已开始浮现。
　　9月26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0册刊载了梁启超的《知耻学会叙》，10月11日，曾鼎力支持《时务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指责此文“太悖谬”，要求湖南当局封杀这一期刊物。11月，梁启超离开上海，前往湖南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务报》的危机并没有结束。12月，因为张之洞幕僚梁鼎芬写信给汪康年，指责已连载4期的徐勤《中国除害议》一文，认为汪也“不能无咎”，结果此文被腰斩。
　　［记事］
　　2月22日，康有为的追随者在澳门创办《知新报》。
　　4月22日，江标、唐才常等人在湖南长沙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
　　10月26日，严复等在天津集资创办的《国闻报》问世。
　　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帝，痛切陈词，要求“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上海、天津等地报纸纷纷转载，轰动一时。
　　1898年：戊戌变法被绞杀之后
　　最终将维新运动推向高潮，言论之功永不可没。
　　戊戌春天诞生的《湘报》（日刊）比《湘学报》的文字更浅显，议论也更进一步。3月18日，谭嗣同在《湘报后叙》中指出有了报纸如同“国有口”，他引用梁启超的话说，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一家一姓的历史（“君史”），报纸则是“民史”，是人民自己书写历史。这样的言论自然是专制的卫道士（哪怕是比较开明的）也难以接受的。
　　上一年还称赞过《湘学报》、下令各地订阅“以开风气”的张之洞，到了这年5月，开始对这份报纸及《湘报》主张民权等言论大表不满，认为“近来《湘学报》谬论甚多”，《湘报》“其偏尤甚”，他不仅致电陈宝箴、黄遵宪，指责其“悖谬”，而且致电湖南学政徐仁铸以“不敢代为传播”相威胁。谭嗣同对此愤愤不平，“既不许美，又不许骂，世间何必有报馆”！
　　因为种种复杂的人事因素和思想分歧，风靡一时的《时务报》出现了内讧，矛盾主要发生在梁启超（同时代表了康有为）和汪康年之间。汪康年兄弟另办的《时务日报》是独立于《时务报》之外的，它首开报纸两面印刷的先例，而且“一切版面的编排也和那些老式不同”。当年的订户包天笑回忆，这个报纸的出版“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因为当时申、新两报，都是用那些油光纸一面印的”。
　　《时务报》经理汪康年
　　7月17日，百日维新正进入高潮，为了争夺对《时务报》的控制权，康有为借御史宋伯鲁之手上书光绪帝，一方面极言“报馆之益”，一方面建议将《时务报》改为官办。7月26日，光绪帝发布一条上谕，同意将《时务报》改为官办，并派康有为前往上海督办。上谕称：
　　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
　　各报体例，自应胪陈利弊，开拓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转引自《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页64。
　　将民办的《时务报》改为官办自是一个不智之举，是百日维新中一支不和谐的、让后人痛心的插曲。但光绪上谕中所透露的一些新闻思想，仍为后世史家所称道。此前7月23日，出使美、日等国大臣伍廷芳也曾奏请光绪推广报馆，认为这是舆论所在、公论所出，“风声所播，民智自开”。这些观点对光绪帝恐怕也有所影响。他在8月26日发布的上谕中，还批准了梁启超提出的要求，宣布“书籍报纸一律免税”。
　　8月8日，《时务报》停刊。17日，汪康年另办了《昌言报》旬刊（出至10期停刊），同时将《时务日报》改名为《中外日报》继续出版，只留下《时务报》这个报名给朝廷来办。但纠纷并没有因此结束，8月22日起，梁启超连续在《国闻报》发表《创办〈时务报〉原委记》，对汪康年的一些说法提出质疑，将矛盾公之于众。汪康年、黄遵宪等《时务报》创始人也纷纷发表文章，一个曾经共同创造了刹那辉煌的知识群体分崩离析。25日，康有为致电两江、湖广总督，更是指责汪康年私自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抗旨不交，要求禁发《昌言报》。这场风波一时牵动朝野，引起各方议论，民间舆论普遍偏向于汪康年，严复直截了当地指出“叩其所争，则仅仅万余金捐款，万余张销报之权与利而已”。并批评了梁启超。假如不是百日维新很快流产，这段是非还不知会如何了断。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幽禁了光绪帝（所有毁灭维新新政的上谕照样还是以他的名义发出的），各地报刊纷纷凋零。9月25日，《中外日报》以《康有为到吴淞口》为题，报道了戊戌政变第四天（9月24日）清廷派人在上海吴淞口搜捕、英领事以船舰截救康有为和他脱身到香港的消息。从采写到发表前后不到24小时。27日的《详志都城近事》报道了捉拿六君子等人的情况。
　　9月26日，清廷宣布停办计划中收回官办的《时务报》。29日，通令各地缉拿康有为、梁启超，称梁启超“所着文字，语多狂谬”。10月9日，清廷发出上谕，查禁各地报馆，捉拿主笔。仅上海就有近10家报纸关门，其他城市的14家中文报纸只剩下6家。10月14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总主笔立德禄发表评论，“对文明来说，这道上谕真是一个罪恶。”“慈禧太后是和那位企图以抹布吸尽海水的帕丁顿夫人一样的”。同一天，小说家李宝嘉（伯元）主办的《游戏报》在显着位置发表专文《责报馆主笔》，对此举冷嘲热讽。另一小说家吴沃尧（趼人）则在他办的《采风报》以“捉康有为梁启超法”为题征求答案，征文千奇百怪，令人捧腹。这些休闲报纸以游戏笔墨极尽讽刺之能事，也算是晚清有报纸以来的一大特色。为避免《中外日报》受牵连被封，汪康年倒填日期刊出一则启事，声明自8月21日起就已改属英商，自己与报馆事务无涉。
　　《亚东时报》创刊号书影
　　除了保留京师大学堂，慈禧太后几乎废除了所有维新新政，比如重新禁止士民上书言事，不准“妄议时政”，下令将康有为书籍版片销毁，废官报局，凡购买或阅读康梁所办报章者也一并严拿问罪。
　　令人不无意外的是，10月19日，以经济新闻取胜的上海《新闻报》竟在“国事骇闻”栏中刊出了康有为香港来函的全文。正被通缉的康有为在信中自称奉光绪密诏出国，“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等。此信一发表就引起极大震动，急坏了张之洞、刘坤一这些封疆大吏，他们纷纷要求《新闻报》设法更正。但在报馆的英国主人和英国领事馆看来，这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对此自然是置之不理。
　　11月15日，日本人主办的《亚东时报》第四号以全部篇幅、以前所未有的大号字发表了批评慈禧太后政变和哀悼戊戌志士的文章，其中还有梁启超在日本所写的古风长诗《去国行》。该报在上海公开发行，澳门的《知新报》等广泛转载，迅速在知识界流传。此时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殉难不过一个半月。
　　由于天津《国闻报》早在这年3月27日就假作卖给了日本人（5月3日，清廷曾发布“上谕”，要求调查《国闻报》“有无与外人勾串情事”），所以在百日维新被镇压后还能继续出版，客观报道了戊戌政变的真相，揭露清廷屠杀维新志士的暴行。
　　政变第六天（9月27日），《国闻报》就刊出新闻《视死如归》，率先报道了谭嗣同拒绝出走的消息：
　　初六、七日中国朝局既变，即有某国驻京公使署中人往康氏弟子谭嗣同处，以外国使馆可以设法保护之说讽之。谭嗣同曰：“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谭嗣同始。”……中国国家拟即日正法以儆效尤。
　　同一天，对康有为的脱险经过作了客观报道。10月21日、22日，连续转载香港《华字日报》文章《德臣西报访事在香港与康有为问答语》，披露戊戌政变的真相。
　　率先报道谭嗣同遇难详情的《国闻报》
　　清廷向日本驻天津领事提出查禁要求，遭到《国闻报》的坚决回击。11月3日、4日，《国闻报》连载发表《论中国禁报馆事》，这是政变后第一次刊出“本馆论说”，举例说：“上海之《文汇报》曰：‘中国之所以不遽亡者，犹赖有杨锐、林旭、谭嗣同等血性男子，节概能死事之人。’夫在中国视之则号为‘乱贼’，在局外各国视之，则称血性节概男子，而并以中国之不亡归功于此等能死之人。此诚所谓一先生之说不足以定天下之是非。”同时连续刊载上海《新闻报》的《康有为论》，并发表《本馆跋》，“天下至不平而大可伤心之事，莫甚于凭一家之私说而无两造之讼直，即如康有为一狱……”
　　在缇骑四出、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国闻报》如此大胆执言，这一幕将永远载入激荡的百年史。实际上直到次年2月《国闻报》才被迫真的卖给了日本人。
　　远在澳门的《知新报》对戊戌变法功败垂成更是作了大量的回顾、总结，在为维新事业辩护的同时，发表了许多悼念“六君子”的诗文，清廷对此无可奈何。
　　11月12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建议对报馆采取缓和措施，以免纷纷改挂洋牌，徒叹无奈。16日，他又奏请免禁《农学报》、《商学报》这类倡导新学的专业报纸。12月，广州《岭海报》因为发表为康有为、梁启超辩解的文章受到当局警告，为免遭查禁的命运，从当月起改为德商报纸，改名为《德商岭海报》。
　　不能忘记，梁启超流亡日本还不到两个月，惊魂未定，《清议报》（旬刊）就在横滨问世了，“梁启超时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记事］
　　3月7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在长沙创办《湘报》。
　　5月5日，汪康年和他弟弟汪诒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日报》（后更名《中外日报》）。
　　8月8日，《时务报》在出完第69册后停刊。
　　8月17日，汪康年和康有为、梁启超等彻底决裂，他以《时务报》原有资源另办《昌言报》（旬刊）。
　　9月27日起，天津《国闻报》刊出谭嗣同拒绝出走的新闻《视死如归》及其他有关戊戌政变真相的报道。
　　10月19日，上海《新闻报》刊出康有为香港来函全文。
　　12月23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
　　1899年：《清议报》一枝独秀
　　年轻的梁启超亡命日本，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笔。他创办的《清议报》“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继续《时务报》未竟的事业。从第26期起，《清议报》开设“国闻短评”的栏目，比后来《时报》采用“时评”、“短评”要整整早了五年，实际上开创了一种新闻评论的新形式。曾是《清议报》读者的郭沫若后来在《少年时代》中回忆：
　　《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他却表现得很有一种新的气象。那时候，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夷他，但却喜欢他的着书。他着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俾斯麦之余，便是崇拜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
　　其实，《清议报》的言论并不像郭沫若说的那样浅薄，梁启超在《爱国论》一文中清楚地阐明了“国”和“爱国”的关系，“国者何？积民而成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无，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文中，他首先提出了“国民”概念，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国民”，无国民，则只有奴隶。
　　这些观点都富有浓郁的近代气息，确实代表了当时新型知识分子对中国最深刻的认识，在19世纪末的长夜里，一言既出，岂能不振聋发聩。
　　至于后世采用的“记者”、“党报”、“机关报”等新名词也都是梁启超那时率先从日文转译或创造的。那个时候的梁启超意气风发，继续站在时代的最前面，不是郭沫若用“保皇党”这顶大帽子所能盖得住的。不过“平心而论”，郭沫若接下来对梁启超的评价还是中肯的：
　　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思想自由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
　　梁启超创办的《清议报》创刊号
　　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尽管清廷一再严令禁阅，但《清议报》还是通过日本侨民和租界中的日本洋行在中国内地传布。3月2日，张之洞指责《清议报》“谤议中国时政，变乱是非，捏造诬罔，信口狂吠，……种种悖逆，令人发指”。建议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交涉，将康有为、梁启超等驱逐出境。19日，他在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的电文中要求，首先必须禁止梁启超他们“妄发议论”。
　　从5月4日起，唐才常担任上海《亚东时报》主编，发表了许多为戊戌变法叫好的文章。章太炎也曾和这份报纸发生过关系，遗憾的是敢言的《亚东时报》毕竟是日本背景的。在变法的呼声被鲜血吞没之后，在慈禧太后的禁报令下，整个中国无不噤若寒蝉，大半年中上海都没有什么新报刊诞生，士气沉闷，一片萧索。梁启超的《清议报》从日本岛上发出的那些声音仿佛是空谷足音。
　　［记事］
　　1月2日起，梁启超在《清议报》连载谭嗣同的遗着《仁学》。
　　1月31日起，上海《亚东时报》开始连载《仁学》。
　　1900年：章太炎的“长枪大戟”
　　世纪之交，岁在庚子，一切都开始于八国联军铁骑进京的烽火狼烟，垂帘听政、主宰中国的慈禧挟光绪帝仓皇西逃，“连日历行数百里，……不得饮食，既冷且饿”，万乘之尊一路上饱受流离之苦。一旦逃亡到了西安，慈禧等依然是挥霍无度如故，声色歌舞如故，从春天到冬天，从天津到上海、汉口，朝廷对言论的钳制如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百日维新血迹犹新，举国书生无不噤若寒蝉，有限的近代中文报刊只在租界或海外才有生存空间，即使如此，朝廷也是无一日不想去之而后快。
　　2月10日，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少年中国说》，以饱含感情的笔墨讴歌少年中国，呼唤少年中国，气势磅礴，一泻千里，曾激动了千万青年读者。同一天，湖广总督张之洞试图通过日本外务部约束天津、上海、汉口等地租界挂日商牌子的报纸，如《国闻报》、《中外日报》、《便览报》、《沪报》、《汉报》以及陈范接办不久的《苏报》等。
　　2月14日，清廷颁布上谕，一是以十万两赏银缉拿“罪大恶极”的康有为、梁启超，无论死活，都“一体给赏”，不求发财的也可以破格升官，总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见恨之入骨。二是禁止他们的言论，“至该逆犯等开设报馆，发卖报章，必在华界，但使购阅无人，该逆等自无所施其伎俩”，如有读者购阅他们的报纸，“一体严拿惩办”。同时严查销毁他们的着作，美其名曰“以伸国法，而靖人心”。大同译书局出版的康、梁着作统统遭到了焚版、禁售的命运。
　　剪辫易服后的章太炎
　　其时，离六君子殉难不到两年，血迹未干，《清议报》等流布国内，影响不绝，说朝廷寝食难安并不为过。3月7日，张之洞下令查禁《天南日报》、《清议报》及其他“语涉悖逆”的报纸，指控它们诋毁朝廷、诬谤慈禧，“以有为无，以无为有，肆口狂吠，毫无顾忌”。“以后沿海各省报章……如有语涉悖逆者，一体禁止购阅，并禁止代为寄送，严行查拿惩办”。并严禁在汉口等地“续开报馆”，“与其拿办于事后，不若预防于事先。如在华界开设者，禁止购阅递送，房屋查封入官。即在洋界开设，冒充洋牌，亦断不准购阅递送，违者一并拿办”。“如有将屋租与报馆者，查封入官”。这一切理由都很堂皇——“以靖地方而安人心”。
　　7月25日，张之洞和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等联名致电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要求英方配合，“严禁上海、香港及南洋各埠报馆，凡有语涉谤毁我皇太后者，立饬查办，并请于洋文报纸一律示禁”。
　　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先后进京是这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以“无偏无党”为宗旨的《新闻报》早在5月前后，就不断发表有关义和团的报道，严厉批评清廷的“妥协”、甚至“纵容”政策。6月，地处天津的《国闻报》因为批评义和团，受到了“倘敢再有诽谤语，定须毁屋不留情”的揭帖警告。8月，八国联军进京不久，已有28年历史的《申报》发表评论，提出自己独立的看法：
　　义和拳匪以仇教为名起事，山东蔓延至顺直各府县。政府误信其有神奇之术，不即兴师雕剿，星星之火，遂至燎原。迨至阑入京师，益复目无法纪，杀书记，戕使臣，焚教堂，害教士，各国痛心疾首，义愤难平。于是占炮台，陷郡治，节节进取，攻入京城。
　　不管怎么说，这是曾在舆论界享有声誉的《申报》站在另一角度所看到的事实。虽为一家之言，却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当然，这一年《申报》也不是没有遗憾的，7月，容闳、严复、唐才常等在上海发起“中国国会”，创立自立会，算得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申报》没有留下一个字的记载。
　　就是这次会上，章太炎不满“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立场，当场剪辫易服，宣布退会。随后，他写下《解辫发》一文，直斥“满洲政府不道”，这篇文章和另一篇同样措辞激烈的《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一起，发表在8月的《中国旬报》增刊第19期上。
　　《中国日报》是这年1月陈少白受孙中山委托在香港创办的革命报纸，是“拿报馆作为革命的唯一机关”，分日刊和旬刊，旬刊叫做《中国旬报》。此前尚未发表过具有如此强烈的反满色彩的文章。编者在按语中称发表章太炎的文章，“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转引自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162。
　　从此，章太炎就“以文章排满的骁将”（鲁迅语）的姿态出现在晚清中国的言论史上。
　　［记事］
　　1月11日，澳门《知新报》第111期发表陈荣衮的论说《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主张改革文言，以开民智，以“浅说”来“输入文明”。
　　1月25日，兴中会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陈少白主持。
　　2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缉捕康有为、梁启超。
　　3月7日，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江汉关道查禁《天南日报》、《清议报》及其他“语涉悖逆”的报纸，并禁止在汉口、汉阳等地“续开报馆”。
　　9月28日，日本人在汉口主办的中文《汉报》因为支持新党，在多次遭当地官府限禁后，自动停刊。
　　同年，陈范接办上海《苏报》。
　　《白话爱国报》在北京创刊。
　　连横在台湾台南创办《台南日报》，常有眷怀故国、反对满清的言论，与香港《中国日报》有密切联系。
　　广州《嘻笑报》旬刊以“对上不敬”罪名被粤督李鸿章饬令南海县查究，主编人朱通儒、杨肖欧等潜逃，报纸停刊。
　　广州《博闻报》因刊载慈禧太后西迁消息中有关于她“唇厚”、“口大”等词汇，以不大敬被广东巡抚下令南海县查封。
　　1901年：《大清律例》的紧箍咒下
　　纪元更始，《辛丑条约》拉开了20世纪的序幕，割地赔款，国势日危。1月，慈禧在西安返回北京的途中匆忙发出了名动天下的变法上谕，要求各地官吏提出改革建议，次第实行，从此揭开了清末最后10年的变革序幕。姑且不论刘坤一、张之洞等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即使民间舆论也普遍认为，欲变革首先在于启迪民智，也就是从兴学校、励游学、译西书、开报馆以及阅报讲报等入手。
　　这一年，《清议报》出满一百册，梁启超发表长文《本馆第一百册祝辞
　　杭州名士项兰生创办的《杭州白话报》
　　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称誉上海的《苏报》、《中外日报》、《同文沪报》等“皆日报矫矫者，屹立于惊涛骇浪狂毒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这一年，《申报》已出满一万号。这一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避居上海的英敛之，应紫竹林天主教总管柴天宠之请，悄然北上天津，紧锣密鼓地筹办《大公报》，名垂言论史的《大公报》已在历史的地平线下孕育。
　　《苏州白话报》创刊号
　　6月20日，求是书院学生、杭州名士项藻馨（兰生）主办的《杭州白话报》在西子湖畔问世，初涉报坛的林白水用大白话起草了发刊词《论看报的好处》。《杭州白话报》不断用白话在报上鼓吹新政，攻击小脚、迷信和鸦片（随后杭州出现了第一个“女子放足会”），也曾刊出以古文名世的林纾的《白话道情》（那时的林纾已翻译了《黑奴吁天录》，“不以仕途为念”，思想开放，倡导维新），都很受欢迎。《杭州白话报》由最初的月刊变为旬刊、周刊、三日刊，最后成了日刊，发行量也从2000份增加到3000份，直至5000份，风行杭城，乃至附近各地，“大受欢迎”。20多年后（1925年12月4日）林白水回首当年，“说到《杭州白话报》，算是白话的老祖宗”。9月，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报》创刊，也经常转载《杭州白话报》、《无锡白话报》上的文章。
　　这一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应诏上疏，建议朝廷创办官报控制舆论，以抵制民办报刊。他称报纸是“耳目”，上下、中外之间都靠报纸流通，“中国通商各埠，由民间自行办理者不下数十种”，“多不免乱是非而淆视听”。加上多数报纸设在租界，挂着洋旗，以清议的名义评论时局，“入人深而藏力固，听之不能，阻止不可，惟有由公家自设官报，诚使持论通而记事确，自足以收开通之效而广闻见之途。”这番话从反面印证了民办报刊在百年前在晚清中国的影响。他主张在“各省及有洋关设立等处”各设报馆一所，“并粗定报律：一、不得轻议宫廷；二、不得立论怪诞；三、不得有意攻讦；四、不得妄受贿赂”等。报馆未设，先定“报律”，这四个“不得”就是加在未来报纸头上的紧箍咒。
　　《无锡白话报》创刊号
　　这一年出版的《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公布了《大清律例》钳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款：
　　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侯。被惑人不坐。不及众者，流三千里，合依量情分坐）。
　　因事造言，捏成歌曲，沿街唱和，及以鄙俚亵嫚之词，刊刻传播者，内外各地方官，即时察拿，审非妖言惑众者，坐以不应重罪。
　　各省抄房在京探听事件，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该管官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张荣铮等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页362。
　　所谓“妖书”、“妖言”等都不是法的概念，可以任意拿捏，全凭掌权者的好恶，名为“法律”，实际上无法可依，动不动就处“斩”，这是何等的严刑峻法！以言治罪，“偶语弃市”，自古皆然，堂而皇之写入“律例”恐自晚清始。
　　［记事］
　　12月21日，《清议报》在出了三年之后，因一场火灾而停刊。
　　1902年：呼唤“新民”
　　因为《新民丛报》和《大公报》的问世，1902年注定要成为百年言论史上值得记忆的一个年头。2月8日在日本横滨问世的《新民丛报》（半月刊），实际上算不上是康、梁所代表的维新派的机关刊物，经费由梁启超、冯紫珊等五人自行筹集，六股中梁启超一人就占了两股。他在创刊号告白中明确提出：“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破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新民丛报》内容之丰富、议论之深刻、编辑之精密、印刷之精美都令人耳目一新，“中国报界前此所未有”。从最初发行2000份，半年就突破了5000份，不到一年即增至9000份，以后经常发行1万份左右，最高发行量达1.4万份，仅创刊号就加印了四次，在国内外设立了97个销售处，可
　　旅居日本时期的梁启超
　　谓盛极一时。这也是“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一生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个刊物，他自述“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这一年他还不到30岁。
　　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
　　11月1日，他在《新民丛报》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提出着名的报馆“两大天职”说，“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在一个多世纪前的漫漫长夜里，这些新闻观念何止是石破天惊，与他初涉报界时提出的报纸“喉舌”、“耳目”说相比，“两大天职”论是一次大飞跃，这些思想和他的办报实践一起把中国报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他成为王韬之后，中国报纸“文人论政”的一个代表人物，“梁启超时代”进入了鼎盛时期。
　　他最重要的着作之一《新民说》从这一年开始连载了近四年，呼唤讲自由、有个性、具备独立人格，有权利、守义务的一代新民。他翻译、引进了一系列全新的概念，如“自由”、“国民”、“权利”等汉语所缺乏的新词汇就是他首倡的。从此，新民的理想一直是梁启超精神世界的主旋律。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梁氏自号‘中国之新民’，又号‘新民子’，他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可见他的全副心思贯注在这一点。‘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
　　梁启超的言论、思想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启迪、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人。黄遵宪说他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
　　11月14日，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月刊，第二卷起即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发行，他在创刊号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大力张扬小说的社会地位、社会价值，开辟了一条以小说针砭时弊、传播思想的新路，他自己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和吴沃尧（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不仅仅属于文学史。
　　《大公报》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初创，36岁的满族天主教徒英华（敛之）一人兼经理、撰述、编辑，他在《大公报》创刊号发表《大公报序》，标举“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的宗旨，提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报头刊有法文“L’Impartial”（“无私”），创刊仅3个月发行量就达到5000份，在上海、济南、南昌等大中城市及南洋、日本、美洲等地设立了60多个代派处和代销点。这份在20世纪前半叶声誉卓着、影响了几代人的报纸在“英敛之时代”即以“敢言”着称。《大公报》创刊第五天就发表论说《论归政之利》，公开要求慈禧太后撤销垂帘听政，归政于囚禁瀛台的光绪帝，直斥刚毅等后党是“国贼”，指控反对慈禧归政的大臣是“献媚之小人”，触及了那个时代最敏感的政治神经。从那时起，《大公报》不断地呼吁君主立宪，伸张民权，抨击专制，笔锋犀利，经常指名道姓地批评、警告张之洞、盛宣怀、袁世凯等权贵。报
　　《大公报》创刊号
　　馆虽在租界，读者却多在租界外，这样大胆、无所顾忌的言论自然令世人刮目。无怪严复送给英敛之这样一副对联：“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
　　6月22日、7月7日，《大公报》先后发表《原报》和《论阅报之益》的论说，阐明报纸是政府监督、国民向导，作用在开民智，指出“阅报”有四益，可以知“政事得失”，可以了解国际形势，可以及时学到“新学”、“新艺”等。11月23日，发表社论《严设报律问题》，反对清廷制定报律限制言论自由，并针对某道员最近提出的“严设报律”条陈，逐条予以驳斥。
　　《启蒙画报》——中国画报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画报
　　在近代新闻出版中心上海，陈范主办的《苏报》与蔡元培等创立的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相互呼应，构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变革力量，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张继等都成为《苏报》撰稿人。这年冬天，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学潮不断，《苏报》开辟“学界风潮”专栏，不断报道各地学潮的消息，并支持上海南洋公学、南京陆师学堂学生反对学校当局干涉言论自由而引发的退学风潮，受到东南学界的注目。
　　［记事］
　　这一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其中有禁止学生“离经叛道，妄发狂言怪论，以及着书妄谈，刊布报章”、“私充报馆主笔或访事员”、“私自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等荒唐的条款。
　　彭翼仲在北京创办《启蒙画报》，内容涉及上下古今、军国大事、国际知识、科学技术等，不只是“启迪蒙稚”，也是启蒙成人。梁漱溟、萨空了、郭沫若等在孩提时代都曾深受教益，终生不忘，萨空了称其为“中国画报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画报”。
　　1903年：风雨“苏报案”
　　这一年将因“苏报案”而名垂史册，后世的人们不会忘记20世纪初发生的那一幕。
　　5月27日，陈范聘年轻的章士钊任主笔，对《苏报》进行大胆革新，力图办成一个开放的公共论坛。5月底，少年邹容的《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6月9日，章士钊在《苏报》发表《读〈革命军〉》一文，并在“新书介绍”栏刊出《革命军》广告。第二天，又发表章太炎署名的《〈革命军〉序》。短短一个月间，《苏报》还发表了大量革命言论。如同在上海放了一颗卫星，在整个舆论界放射出夺目的异彩，刹那的光华让《申报》等老牌大报黯然失色，论说一出，《中国日报》、《鹭江报》等报刊纷纷转载。这也是陈范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章士钊任主笔的《苏报》
　　邹容写下的《革命军》影响深远
　　6月24日，两江总督魏光焘与湖广总督端方通电中透露，他已要求工部局查禁《苏报》。两天后，江苏候补道、南京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奉命到达上海，协助上海道袁树勋处理查禁爱国学社、《苏报》等事宜，罗网已经张开。6月29日，《苏报》还在头版显着位置刊出章太炎《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节选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饱满的激情、极富感染力的文采赞美革命，甚至直呼光绪之名，“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这即是“苏报案”发生的那一天，在清廷的要求下，经过多次密谋，租界工部局终于发出对章太炎、邹容、龙积之等人的拘票。至7月1日邹容投案，除陈范外，名列拘票的其余五人全部被捕，酿成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苏报案”发，舆论震惊。7月1日，与《苏报》在革命还是改良问题上有着尖锐分歧的《中外日报》也发表社论《近事慨言》，抗议当局“与言者为难”。7月2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发表社论，反对查禁《苏报》。在章士钊主持下，《苏报》仍继续出版了七天，不仅刊出了《密拿新党连志》的消息，还发表章太炎“相延入狱，志在流血”的文章。7月7日下午，《苏报》终于被查封。7月9日起，英文《上海泰晤士报》连续两天发表社论，反对“未断案而先封馆”。清廷与租界为引渡章、邹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艰难交涉，台前幕后，数不清的算计和密谋，上海、南京、武汉、北京之间，要员、坐探（如志赞希、赵竹君）、密友（如《新闻报》的福开森）之间文电交驰，仅收入故宫档案的往来电文就有近190封。但引渡最终没有成功。
　　从7月到12月，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多次开庭会审“苏报案”，由于租界当局与清廷的分歧，直到年底，此案仍未了结。《申报》在半年中追踪报道“苏报案”，留下了详尽可信的历史记录。两江总督端方致电赵凤昌，要求《申报》为将“苏报案”诸人引渡给清廷制造舆论，遭到《申报》的拒绝。
　　就在“苏报案”发生前后，7月19日，因为报道中俄密约，北京“报馆访事”沈荩被秘密逮捕，正逢慈禧太后“万寿月”，例不“杀人”，由“斩立决”奉旨改为“立毙杖下”。7月31日是沈荩毕命之日，也是中国言论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刑部特制的大木板打得他“血肉飞裂”，“骨已如粉”，他却“始终未出一声”，刽子手们都以为他已死了，想不到他竟发出声音：“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最后才用绳勒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杀戮的新闻记者。沈荩惨死，震惊中外，“西人闻之胆寒”，北京的公使夫人曾会同向慈禧施压。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的报纸纷纷刊出报道和评论。8月2日，《大公报》发表了沈荩的绝命词四首，9月16日，又发表了详细报道。
　　清末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
　　远在狱中的章太炎闻讯写下“文章总断魂”等诗句，发表在8月14日的《国民日日报》。8月23日，上海各界在愚园举行沈荩追悼会，章太炎以其如椽大笔写下悲愤的祭文。当年，章士钊编写的《沈荩》一书出版，章太炎再次提笔作序。
　　8月7日，章士钊、陈独秀等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倡言无忌，发表章太炎狱中新作，一时有“小苏报”之誉。不到两个月（10月2日），清廷外务部行文总税务司，宣布对《国民日日报》“一体示禁”，并要求转告各邮政局对此实行禁邮。10月27日，上海各报刊出上海知县汪瑶庭禁卖《国民日日报》的告示，不准卖，也不准买。28日，上海各报刊出两江总督
　　曾被誉为“小苏报”的《国民日日报》
　　魏光焘言禁售阅《国民日日报》的禁报令。但直到12月4日，《国民日日报》才因内部分歧而宣告停刊，共出了118期。
　　［记事］
　　从1月到4月，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兴起了办刊热潮，《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直说》、《江苏》等纷纷创刊。《浙江潮》以“眷念故国”、“输入文明”为宗旨，第5期刊出《论欧美报章之势力及其组织》，称报纸是“第四等级”，是“国民教育之大机关”，其力量超过了“四千毛瑟枪”。
　　3月，离《清议报》停刊已两年，地处江宁上江两县的明达书庄，“鸠集股本，翻印《清议》等报，四散出售”，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下札文禁止，指控流亡海外多年的康梁“播散谣言，刊布逆报，诬谤朝廷，淆乱国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除了立即将“所有逆书板片纸张尽数起获，……验明销毁，不准有片纸只字遗留外”，严禁地方士民“出资附股，私相传播购阅”，明达书庄店主遭查办，具结“以后不再售逆书逆报书籍股票，违者重罚治罪”。
　　5月，青年陈独秀在安徽筹办《爱国新报》。
　　9月，天津《大公报》先后发表《论新闻纸与民智通塞有密切之关系》、《论新闻纸之职分》等社论，称报纸能“化野蛮为文明”，“论新闻纸之权力，可以督饬国民……论报纸之效验，可以转移风俗，即朝廷之政令，亦莫能敌其力”。清廷正是视报纸“若敌国”，“苏报案”和沈荩之死都证明了它对舆论的恐惧。
　　10月31日，《大公报》发表《论中国定报律》文，抨击这是“钳制天下人之口”。
　　12月15日，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日报。
　　12月19日，林白水独立在上海创办《中国白话报》（先是半月刊，后是旬刊），以“白话道人”笔名大力倡导天赋人权、人类平等、百姓合群等新观念，几乎所有栏目都是他一个人写的。
　　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创办的《浙江潮》、《直说》。晚清报刊多以地方命名，时人戏云：“浙江有《浙江潮》，直隶有《直说》，则山东应有《齐论》、《鲁论》，广东应有《广告》，河南应有《豫告》，甘肃应有《甘言》，福建应有《福音》。”
　　1904年：“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时报》
　　2月26日，蔡元培等将设在上海租界的《俄事警闻》改名为《警钟日报》，提出“国民自立”的思想，郑重决定：一、不录“上谕”，以示“不欲依赖政府”；二、不挂洋商牌号，以示“不受外人之保护”。在３月１６日发表的社论《论报战》中提出“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之思想，以报表之”。８月３日，发表论说《论专制与暴动之相应》，倡言“不自由，毋宁死”。《警钟日报》一度在国内１９个城市设立了代售处，其影响由此可见。
　　但租界并不是言论自由的王道乐土。2月29日，天津英文《中国时报》（China Times）因刊载批评沙俄政府的论说，被控“扰乱和局”，主笔英
　　曾对少年邵飘萍产生影响的《萃新报》
　　国人高文（J.Cowen）被天津租界当局“驱逐出境”。上海启文社、时中书局、镜今书局、东大陆图书局等，因为经售陈天华的《警世钟》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控告，各店主分别被判拘押3个月到两年。
　　５月２１日，在经过了长达1１个月的拉锯之后，“苏报案”终于尘埃落定。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对“苏报馆革命党一案”作出宣判，章太炎、邹容分别判处监禁３年、２年，“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申报》第二天作了报道。清廷想致章、邹于死地，最后也未能如愿以偿，租界毕竟不是清廷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章、邹在“苏报案”中的表现感动了远在四川的卞小吾，他曾三次远赴上海探望狱中的章、邹，并决心效法陈范，毁家纾难，办一家报纸。
　　租界之外，言论自由更无保障。６月２７日，张恭等在浙江金华创办曾对少年邵飘萍产生过影响的《萃新报》半月刊，出到第６期就以“出语狂悖”遭查禁，史称“萃新报案”。10月，陈去病主编的《二十世纪大舞台》半月刊在上海面世，由柳亚子执笔的发刊词中有激烈的反满词句，《安乐窝》一剧更是对慈禧“穷极丑诋”。这本中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一共只出了两期，第二年初即遭查禁。天津《直报》因为报道袁世凯部哗变的消息，一度被查禁，当年6月、9月两度易名为《中外商报》、《中外实报》继续出版。
　　《时报》创刊号头版
　　这一年在言论史上，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时报》和《京话日报》的问世。6月12日，狄楚青（平子）主办的《时报》以崭新的形态在上海这个报业中心横空出世，“突然似放一异彩”。流亡日本的“钦犯”梁启超潜赴上海，手订名称、体例、发刊词等。《时报》对报纸版式进行大胆革新，“对开四版、两面印刷”就是由《时报》开始的，逐渐被读者所接受，各报所仿效，使报纸、杂志终于在形式上完全分了家。虽然《时报》筹备期间，康有为一次拨给开办费7万元，到1908年累计拨款20万元，但《时报》始终坚持了非党派的办报方针，挂的虽是日商的牌子，实际上坚持了独立办报，梁启超起草的“发刊例”第一条
　　《时报》主持人狄平子（楚青）
　　即主张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并主张“有闻必录，知错必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时报》作出这一选择，康有为的保皇会少了一个喉舌，暗淡的晚清中国则多了一份真正有品质的新闻纸。徐铸成评价说：“狄平子很有魄力，为打开一条‘文人论政’的道路，的确也作出了成绩的。”
　　没有一张报纸像《时报》那样长留在胡适的心中，14岁的他从故乡安徽到上海求学，两个月后恰逢《时报》诞生。包天笑回忆，“以前报纸自己每日没有专电，从《时报》其始，方每日有专电了。以前报纸上没有小说，从时报起始，方登载小说了。我很赞成时报的编辑新颖，别出一格，没有陈腐气，除社论外，所写短评，简辟精悍，仅仅数语，能以少许胜多许。”“时评”两字也是《时报》首创，有“《时报》评论”和“时事评论”的双关意义。此外如“特约通讯”、“副刊”也都是《时报》首创。
　　狄平子自称“吾之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
　　“天子脚下最有棱角的日报”——《京话日报》
　　耳”。这是他努力的主要目标。这张报纸一出现在世纪的地平线上，就受到当时文艺界、教育界尤其青年学生的欢迎，迅速成了“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如果说《申报》是市民乃至官场每天必读的报纸，《新闻报》是商业界最欢迎的报纸，《时报》则成了当时知识分子最喜欢的日报。虽然它在上海本地发行量不及申、新二报，在外地却超过了这两家老报纸，“一时舆论，均称为后起之秀，是一种推陈出新的报纸”。
　　８月１６日，彭翼仲在北京创办旨在“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的《京话日报》，通篇采用京话，雅俗共赏，妇幼皆宜，“以浅显之笔，述朴实之理，记紧要之事”，而且售价低廉，每份只要三个铜板。针砭时弊，直言不讳也是《京话日报》的追求，创刊不久就成了天子脚下最有棱角的日报，尤其受到普通市民的喜爱。
　　１２月７日，彭翼仲又与杭辛斋一起创办了文言的《中华报》，也以“启导民智”自期，广告中强调“并无洋人资本，亦不藉他国保护，因慨报界风潮冲突，非借重洋人，托居租界，竟不能自存，……情难自已，……成败利钝，非所料焉”。彭翼仲不借重洋人、不托庇租界，一手创办两报，孜孜以开发民智，建立中国人自己说话的舆论阵地自任，在百年史上留下了一道抹不去的痕迹。
　　［记事］
　　1月22日，上海东大陆图书印刷局出版黄藻（署名“黄帝子孙之一个人”）主编的报刊政论集《黄帝魂》，收入了章太炎、章士钊、邹容、张继、刘师培、谭嗣同等在《苏报》、《国民日日报》、《中国日报》发表的政论。
　　３月１１日，商务印书馆创办《东方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图文并重，到1948年12月终刊，历时45年，共出版44卷，成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刊物。
　　３月３１日，陈独秀在安徽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半月刊），每期发行4000册，安徽各地及上海、北京、保定、南京等地设有58个代派处。
　　5月8日，清廷以军机大臣名义致函各省督抚，要求查禁“悖逆”书报，仅点名的就有１８种，《黄帝魂》、《中国魂》、《新湖南》、《新广东》、《浙江潮》、《预言新民丛报》、《浏阳二杰论》等榜上有名。
　　６月２１日，清廷特赦戊戌党籍，牵涉戊戌变法案的几乎都受到赦免，只有“罪魁祸首”康、梁除外。尽管梁启超在国内的办报活动仍不能公开，但从１２月１４日起，他主编的《新小说》杂志迁到了上海，由广智书局编辑、发行。
　　９月１７日，卞小吾创办《重庆日报》，鼓吹革命，提倡男女平等、振兴实业，被誉为“重庆的苏报”，发行量迅速由５００份增加到3000多份。
　　1905年：《民报》的号角
　　对清廷来说，对中国近代史来说，1905年都是一个转折点。在空前的危机下，清廷下决心实行改革，慈禧太后成了戊戌变法遗嘱的执行者。有些举措甚至超过了当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舆论，几乎一致认为启迪民智、提高国民素质是中国振作起来的前提。而在当时，启迪民智的主要方法就是兴学校、励游学、译西书、开报馆以及阅报讲报等。仅专文论述者就不胜枚举。上海《新闻报》从3月28日到31日连载《论报馆之有益于国》，断言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其国终不能长存，其国终不能独立”。《东方杂志》第8期也发表专论《论政府宜利用报馆并推广白话演说》。
　　2月3日，彭翼仲在《京话日报》发表的《瑕瑜不掩》“演说”中自述：“事非经过不知难，办了两年多报，愈办愈胆小。”但他坦言：“应该争论的，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开通风气，热心爱国，这八个字虽成了现在的口头禅，但从现在作去，天下的人总要来原谅的啊！”他自述创办《京话日报》的目的一是“开发民智”，二是建立一个能够为中国人说话的舆论阵地。2月4日，他发表文章说“一定要争回这说话的权柄”。他一再声明“我们这《京话日报》是一个胆大妄言，不知忌讳，毫无依傍，一定要作完全国民的报”。“不怕得罪人，知道的就要照直说”。“凡衙门八旗的弊病，明说暗说，毫不容情”。“应该争论的，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对王公贵族、军阀官僚、豪绅流氓恶霸恃强凌弱、草菅人命、贪赃妄法、营私舞弊等丑行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多数是该报记者编辑自己编写，少数是读者来稿。这些报道、言论当然得罪了不少权势者。
　　8月，《京话日报》不畏权势追踪报道那王府活埋侍妾的新闻，“访了二十多次，还有人进府细查”，连续发表《不近人情》、《王府活埋人》、《三记活埋人的事》、《四记活埋人的事》、《五记活埋人的事》等报道，还发表多篇评论，并于9月3日刊出广告，严词拒绝那王府的更正要求，声明“那王府活埋人的事，真而又真，本馆访友亲眼目睹，宝钞胡同一带居民一口同音，如有虚假，本馆甘认其罪”。“报馆争的是公理”，“报馆是天下人说话的地方，专讲公理，不徇私情，徇了私便够不上报馆的资格”。显示出报人彭翼仲的嶙峋风骨，为《京话日报》赢得了声誉。难怪在三天后，《京话日报》发起偿还国债的“国民捐”运动，迅速得到王公、大臣、公主、命妇及官、绅、商、学、兵等各界读者的响应。创刊不过一年的《京话日报》成了北京第一家发行超过万份的报纸。英敛之曾在《大公报》发表文章称“北京报界之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
　　《大公报》一向认为报纸是“清议所存”，“言论记载”要有“自由权”，拒绝“一切吟咏娼妓之作”。这年4月13日，《大公报》出满一千号时，曾发表《千虑一得》、《大公报千号贺辞》等文，指出报纸“与国运隆污有密切之关系”，“也不管人爱听不爱听，横竖凭我们的天良，尽爱群的本分，虽然我们没有什么高才远见，到底这一片好心，自己是对得起天地鬼神的”。在接下来发生的抵制美约、美货运动中，《大公报》就经受住了考验。
　　因为美国公布“华工禁约”，从5月起，《时报》、《大公报》、《京话日报》及香港《广东日报》、《有所谓报》等华文报纸纷纷抗议。时为美商汉口英文《楚报》中文版主编的小说家吴沃尧（趼人）毅然辞职，返回上海。《京话日报》、《大公报》先后刊出“不登美商告白”。
　　8月16日，袁世凯指使天津地方当局，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禁阅《大公报》，“严禁士人购阅，不准邮局寄递”，使《大公报》出不了租界，“为不封之封”。第二天，《大公报》刊出布告全文，以及总经理英敛之和主笔刘孟扬的联名“启事”，严正抗议。18日，《大公报》发表论说表示，“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19日，发表论说《一息尚存勉尽天职》，进一步表示要尽天职、担责任，不会因禁阅而气馁，“我们总要对得住国民。至于究竟成败如何，我们绝不管他”。在8月21日随报附送的白话论说中发表《言论自由》，阐明言论自由是文明国民的“三大自由”之一。
　　英敛之与袁世凯的对峙，使《大公报》赢得了“敢言”的名声。直到11月初，刘孟扬离开《大公报》，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才宣布对《大公报》解禁，可以“照常购阅”。这一段故事已长留在言论史的记忆中。直到1908年1月，《大公报》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还骄傲地说：“固知文字之生命坚逾金石，虽历劫千魔、酷炎毒疠，而不能损害其丝毫也者。”
　　有人办报，也要有人阅报，报纸离不开读者。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阅报、讲报活动引起了国人的注意。山西晋报局总办程淯在一份建议广设讲报所的禀呈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开通风气有三大端：一学堂，二报馆，三演说。学堂之设收效最迟，报章之布仅及士流，演说则无分智贤愚不肖皆能感动，故日本人民之开化，实得力于演说者。”此禀在《东方杂志》第2卷第8期发表，曾被许多报刊转载引用，影响不小。5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白话论说《天津也当设立阅报处》。
　　《警钟日报》因“污蔑中国皇太后、后上”被封
　　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
　　然而《大公报》所呼吁的言论自由，在1905年的中国仍是一个奢侈的理想。春天，汉口《汉报》刊出一则对俄商道胜银行买办陈延庆不利的消息，沙俄驻华大使竟然要挟湖北地方当局，予以封禁。3月9日，《警钟日报》愤而发表论说《外人干涉言论权之警告》，直言“报馆有维持清议之天职，报馆有据事直书之实权，并政府且不能干涉，何有于外人？”想不到，半个多月后（3月25日），《警钟日报》也被上海道袁树勋串通租界当局，以“污蔑中国皇太后、皇上”等罪名查封，金少甫、刘师培等5人被拘。4月6日，租界会审公廨作出判决，发行人戴晋鹤、校对何少卿分别被判刑一年半、半年，其余三人“从宽开释”，印刷机没收充公。林白水主办的《中国白话报》也未能免于被禁的命运。4月3日，《革命军》作者、因“苏报案”入狱的少年邹容猝死狱中，年仅21岁。6月1日，卞小吾在四川巴县被诱捕，随即押送省城监狱，《重庆日报》被迫停刊。无论是专制野蛮的清廷，还是号称文明国的在华列强，几乎都是言论自由的敌人。
　　11月26日，在辛亥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民报》月刊（《二十世纪之支那》后身）在日本东京破土而出，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孙中山撰写的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报》甫一出世，即举世风靡，仅创刊号就重印了7次，发行1.7万多份。由胡汉民、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等执笔的文章，鼓吹革命不遗余力，青年学子争相阅读，很快就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形成对峙之势，强有力地吹响了革命的号角，“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誓言从此回荡在历史的夜空中。
　　［记事］
　　5月8日，清廷军机处致函各省督抚“严行查禁”《革命军》、《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黄帝魂》、《新民丛报》等“悖逆”书刊，共列举了23种，指控它们“骇人听闻，丧心病狂”。
　　8月15日，创办不到一年的《安徽俗话报》出至22期停刊。
　　8月16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下令禁阅《大公报》，直到11月初才解禁。
　　8月27日，宋教仁、陈天华等6月3日在日本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因第二期刊出的《日本政客经营中国谈》一文，被东京警察厅以“妨害安宁秩序”全部没收，并勒令停刊。
　　9月，昆明《云南日报》一位主笔因为刊出演绎、介绍黄宗羲《原君》的文字，遭到拘捕，被充军。
　　秋天，汉口《楚报》中文版主笔张汉杰，因刊载张之洞与美国签署的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密约全文，并着论抨击，被判处10年监禁，报纸遭查封。
　　11月24日，广州《拒约报》（旬刊）出版了3个月即遭查禁。
　　12月26日，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读到四川留日学生办的《鹃声》报，大为惊恐，即上疏清廷，要求通过外交途径予以“封禁”，“毋使出版”。
　　《鹭江报》（旬刊）因报道金门教案的消息，被英国领事提请厦门当局封禁，共出了90期。
　　1906年：“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
　　1月17日，宋教仁拜访东京新智分社社长宫崎德太郎，曾想委托他们在上海的分社代销《民报》，因“《民报》内容太激烈”，未达成协议。3月25日，《新民丛报》在上海《申报》刊出广告：“本报开办四载，久为士大夫所称许，故销售至一万四千余份，现第四年第一期已到，订阅者争先恐后，此诚民智进步之征也。”从这两件事大致可以想见《民报》和《新民丛报》的差别。也难怪这一年，《新民丛报》与《民报》之间，即梁启超与汪精卫、胡汉民之间，就立宪还是革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6月29日，因“苏报案”入狱的章太炎刑满获释，当晚就登上前往日本的轮船，受到留日学生的盛大欢迎，不久他加入《民报》，从第7期起担任总编辑。在愈演愈烈的论战中，《民报》发行量上升到1.7万份。12月15日，清廷电令上海、天津各地海关，严查来自日本的报刊、信件，主要就是防止《民报》之类革命书刊传入本土。
　　针对清廷查禁《浙江潮》、《江苏》、《鹃声》、《湖北学生界》等留学生期刊一事，天津《大公报》早在2月10日就发表过《论支那现今第一大问题》的评论，“排满革命之风潮如是其激烈哉？禁无从禁，劝无从劝”，指出要改变这一状态，“惟有实行宪法、开国会、立议院而已矣”。
　　9月1日，清廷颁布“预备仿行宪政”诏书。9月16日，上海《申报》、《时报》、《中外日报》等五报联合在张园举行“报界庆祝立宪会”，支持预备立宪。10月4日，金天根在北京创办《宪法白话报》。11月11日，雷奋在上海办《宪报》（月刊）。12月16日《宪政杂志》（月刊）、《预备立宪官话报》在上海创刊。遗憾的是清廷从官制入手的预备立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并无实质性的改革，新官制一出，舆论普遍失望，《时报》当即发表评论：“此次之改革，不过换几个名目，淘汰几个无势力之大老而已，绝无其他影响。”
　　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深得慈禧太后的宠幸，《中华报》主笔杭辛斋却常在报上着论讥讽他。9月1日，北京破获一处康有为的保皇党秘密机关（东安门外丁字街吉昌照相馆），主事的两个广东人吴道明、范履祥被捕后被押到天津，袁世凯亲自审讯一次，立即枪毙。9月2日，《中华报》发表《保皇党之结果》的新闻，披露袁世凯秘密处决保皇党的消息，其中有“袁督亲自提讯时，该党人供词慷慨，审问未终，袁已汗流浃背”等语。袁正背着出卖戊戌变法的恶名，对此自然最为忌讳，对《中华报》恨之入骨。9月20日，一名台湾人任文毅（日名藤堂调梅）前往《京话日报》、《中华报》访问时，被警察误当作孙中山而逮捕，两报因此涉嫌。9月28日，两报被查封前夕，风声鹤唳，有人劝彭翼仲到外国使馆暂避，他毅然回答：“平日自命如何？事急而托庇外人，华商之名，扫地尽矣！余决不往。”
　　9月29日，巡警部以“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等罪名封禁了《中华报》，逮捕彭翼仲与杭辛斋，《京话日报》连带被封。这份以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时事性报纸共出了753期，以其不畏权势，为下层人民说话的品质，赢得了读者的喜爱，一直和读者保持着紧密的联系。10月1日、2日及29日，《大公报》一直关注报道此案。到12月12日，《台湾日日新闻》中文版还以《清政府禁止新闻发行》为题报道此事。10月31日，杭辛斋被押送回原籍浙江海宁。11月8日，彭翼仲先被判监禁，不久改为流放新疆。在此前后，北京各报曾联合“公禀警部”，要求释放彭翼仲，遭到拒绝，等待着这位报人的将是漫长的流放之路，这也是他为坚持“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所付出的代价。
　　从广州到北京颁布的报律、印刷律内容大同小异，无非都是压制言论自由。5月30日，广东南海县令颁布自订的八条报律。6月3日，以茶会形式召集广州各报负责人，要求遵行。7月，清廷颁布商部、巡警部、学部联合制定的《大清印刷物专律》，共6章41条，其中规定地方官员有权查封有关印刷品，逮捕有关人犯，包括“作毁谤之人”、“印刷毁谤之人”、“谤件出版所之主人”、“谤件出版所之经理人、发卖人、分送人”，都要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或10年以下监禁。《申报》为此发表大量评论，予以批评。10月16日，京师巡警总厅奉巡警部命令订立《报章应守规则》9条，包括“不得诋毁宫廷”、“不得妄议朝政”、“不得妨害治安”等等，要求京津各报一律遵行。
　　［记事］
　　春天，因香港各报批评广东官绅勾结把持粤汉铁路，逮捕股东黎国廉，两广总督岑春煊下令禁止《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维新日报》、《日日新报》等港报在内地发行。
　　4月14日，广州《时事画报》因发表一则《官场之美人局》新闻，南海县令传潘达微问话，指为“不实”，罚款百元。
　　4月18日，广东《亚洲日报》揭露官绅勾结把持粤汉路局种种阴谋，触怒粤督，被南海县查封，发行人陈听香被看管，主笔苏慎之被拘留，《亚洲日报》当天发布传单对报馆被封表示抗议。
　　5月3日，广州《珠江镜》报因揭发官绅勾结把持粤汉路局黑幕，遭地方当局压制，被迫停刊，转往香港继续出版。
　　7月9日，广东当局禁止香港《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珠江镜》报等7家报纸在广州发行。
　　7月15日，广州《亚东报》因揭发官绅勾结把持粤汉路局而被南海县令查封。
　　上海中国公学学生创办的《竞业旬报》
　　8月11日，南海县令传广州《二十世纪报》负责人问话，指责该报干涉时政。
　　8月16日，香港《东方报》因刊载批评广东当局把持粤汉铁路权的论说，岑春煊下令广东巡警局禁止其在广东发行。
　　10月28日，上海中国公学学生组成的竞业学会创办《竞业旬报》，胡适等先后担任编辑，以浅近的语体文写作，“以新思想灌输于未受教育的民众”。这是少年胡适第一次亲尝办刊的滋味，也成为他十年后倡导白话文的滥觞。
　　11月1日，卢谔生等在广州创办以“唤醒国民精神，而发起其爱国思想”为宗旨的《国民报》，因言论激烈受到当局注意，不久被迫离开广州。
　　11月15日，御史赵炳麟具折称：“开通风气，以报章之力居多。现在朝廷已颁布立宪之诏，尤以拓张民智为不可缓之图。”要求朝廷令各省办官报，“并由政治馆颁行政务官报”。
　　11月23日，汉口《江报》被封，经理李伯敬被捕。
　　12月7日，两广总督周馥因为香港各报鼓吹革命，严禁在广东发行。
　　同盟会员马君武在广西桂林创办《漓江潮》，只出了两期就遭查封。
　　1907年：秋瑾遇害之后
　　《万国公报》和《新民丛报》的停刊，是1907年悄然发生的几件富有象征意味的事，代表着时代方向的转换。《万国公报》完成了它在中国的历史使命，梁启超在言论界独领风骚的时代也走到了终点。于右任，一个“不名一文的穷书生”首次登上了百年言论史的大舞台。他和杨笃生等创办的《神州日报》，希图“鼓吹文明，于神州前途（有）所裨补”。此时离“苏报案”虽已四年，依然是政象黑暗，民气消沉，谁为神州鼓与呼？于右任当仁不让，在黑暗之中举起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火炬”。《神州日报》不奉朝廷正朔，而以公元和干支纪年。虽然它接受《苏报》、《国民日日报》的前车之鉴，“一方面要伸张正义，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一方面又要婉转其词，以免清廷的借口”，批评时政只是旁敲侧击，而不是肆无忌惮。但正如在4月29日的《论现在之报馆》社论中表明的，报馆天职就是“监视政府”、“为民请命”，《神州日报》迅速在报坛上发出光华。6月11日，《神州日报》发表杨笃生执笔的社论《论报律》，反对清廷制定报律，阻碍新闻事业。
　　德商和华商合办的《通报》从天津迁到奉天，仅3个多月就被当局勒令停刊。8月20日，远在上海的《神州日报》为此发表论说《哀通报》，对清廷加以抨击。不幸《神州日报》创刊未久即遭火灾，一切化为灰烬，同时遭殃的还有《时报》和《新民丛报》上海分销处。主持该报仅80天的于右任，随即离开了他手创的“神州”。
　　《大公报》因为不断与袁世凯较劲，被誉为“北方清议之望”。1月8日，两广总督周馥颁布自订报律三条，第一条就是“禁毁谤国家”，即“不准毁谤皇太后、皇上及亲王等”。第三条是“凡激变生乱之语”，“妄加是非毁誉者，皆在所必禁”。1月26日，《大公报》发表《粤督周玉帅所颁报律书后》，批评这一“报律”的缺点是笼统、含混，只是“官场殃民”的“不二法门”罢了。
　　8月26日，汪康年的《京报》因发表文章议论慈禧忌讳的立储一事，加上多次揭穿庆王受贿等丑闻，终于被勒令停刊，停刊令前一天就下达了。8月28日，《大公报》以《纪停刊京报》为题作了报道，并加按语。29日又发表“闲评”，发出“悠悠苍天，茫茫前路，吾不能无兔死之悲”的浩叹。直到9月18日，还发表了《论京师封禁报馆》的评论。
　　北京《公益报》刊载梁鼎芬参劾庆亲王、袁世凯狼狈为奸把持朝政的密折，一时洛阳纸贵，增印两万份仍不够，清廷以“私刊封奏”的罪名勒令停刊。10月9日，《大公报》发表社论《报馆与预备立宪时代之关系》，对政府钳制报馆大表不满。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曾说过，“天津之《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日报进化之一级”。《大公报》7月29日自称“本报销行京津第一”。
　　上海《时报》因为抓住了知识界的心，发行至“万六千份”。作为康有为的忠实弟子，徐勤对狄平子把持报馆、“不倡言一党之宗旨”耿耿于怀，在9月5日写给恩师康有为的信中指责他，“彼日言在上海最可忌者《时报》之名，知为党人之机关，则言论只成为一党之言，非一国之公论，且人人皆怕其名，故必大为减色”，对确定办报方向的梁启超也颇有怨言。然而无论在当时，还是近百年后来看，狄平子的选择都值得肯定，《时报》的成功固然有多种因素，没有办成报皇党的喉舌就是其中之一。
　　9月5日，民政部拟订十条报馆暂行规定，呈请朝廷批准，作为《报律》正式出台前的法令，其中包括禁止“诋毁宫廷”、“妄议朝廷”等。包括《大公报》、《时报》在内的京、津、沪、粤、汉等地报纸纷纷表示反对。
　　秋瑾自号“鉴湖女侠”
　　当月，北京各报联合向民政部提出五项要求：官报与商报视同一律；核减邮电等费；准各报馆访员缮录阁抄等件；公堂审判准访员旁听记录；如令报馆停止出报，须宣布理由，并准其控诉，以昭曲直。民政部被迫同意一、五两项，大理院不久批准了第四项，但邮传部和内阁最终没有同意二、三两项。
　　这一年，我们不能忘记彭翼仲因言获罪、被发配新疆，4月17日，在他离京之日，数千读者聚集在拘押他的大佛寺附近为他送行，其中一位长期充当《京话日报》义务讲报员的读者郭瑞自愿随他去新疆，新闻史家方汉奇说：“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很有点戏剧性的十分动人的一个场景。”近百年前一个报人被流放之日，竟有数千读者为他送行，甚至有人不避艰难，愿万里相随。这真实的一幕必将永久地感动着百年言论史。有了这一幕，彭翼仲已不虚此生。
　　不能忘记7月14日秋瑾在故乡浙江绍兴被捕第二天，“证供两无”，就遭杀害，只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哗然。上海、天津等地各种不同背景的报纸都迅速作了详细报道，《申报》、《时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外日报》、《神州日报》不仅发表秋瑾案的报道，还发表了大量评论以及诗词、漫画等。《神州日报》在7月22日发表的《秋瑾有死法乎》的评论，批评清廷兴大狱，妄拿妄杀，是“恶魔政治”。上海的《女子世界》、《小说林》等连续发表以秋瑾为题材的小说、戏曲，上海改良小说会社出版了《六月霜》传奇的单行本，竞存书局出版了黄民编的《秋雨秋风》，大兴书局出版了《鉴湖女侠》，广州的《振华五日大事记》第24期发表《中国女侠秋瑾之真相》，《时事画报》旬刊刊出了秋瑾等新闻人物画，广东还出现了铅字排印本、沧桑客编的《秋女侠冤狱汇案》。12月20日，继承秋瑾之志的《神州女报》在上海问世。远在重庆的《广益丛报》旬刊也发表了大量悼念秋瑾的文章、诗词及秋瑾遗诗等。
　　1907年，秋瑾之死给一个民族带来的创痛之深，百年后依然让我们感到秋意森森。然而有了包天笑等在《时报》、《申报》、《大公报》等报刊上发出的声音，这个民族还不致于绝望。
　　［记事］
　　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
　　1月11日在汉口英租界创刊的《鄂报》虽无显赫名声，但在其生存的五六年中，以“不阿谀当道”、“独树一帜”的品质而受到社会的欢迎。
　　1月14日，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共出2期。
　　2月5日，两广总督在广州《二十世纪报》捕获革命党4人，报纸停刊。
　　2月27日，《北洋官报》刊出了直隶总督袁世凯销毁、严禁“悖逆书报”令，他认为海外的反清书刊“较洪水猛兽尤为惨酷”。
　　3月19日，香港《中国日报》发表社论《清廷之示禁书报》，指责清廷禁锢言论的蠢举。
　　3月28日，汪康年在北京创办《京报》。
　　3月30日，《复报》第9期发表评论《禁民报》，对传闻中江苏巡抚陈夔龙查禁《民报》一事冷嘲热讽，称《民报》虽风行海外，“独内地书坛，惧触禁网，不敢代售，故见者不多。……今得陈氏为此特别之广告，报纸流传，人人知《民报》之名”。
　　4月2日，于右任等在上海租界创办《神州日报》。
　　4月17日，清廷批准了御史赵炳麟的建议，23日设立官报局，着手筹办官报。试图通过官报重构舆论平台。
　　5月30日，主编《万国公报》近39年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谢世。
　　5月31日，华人席子佩以7.5万巨款，从英国人手中买下了已创刊35年、日出对开3张、发行5000份的老《申报》。
　　9月4日，清廷照会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民报》、《复报》、《大江》、《汉帜》、《鹃声》、《洞庭波》、《天义报》、《无政府主义》等7种在日本出版的“悖逆”报刊。
　　11月13日，卢谔生在广州创办《二十世纪军国民》周刊，公开宣传三民主义，出版7期终以言论激烈遭查封，卢因事先走避，得以幸免。
　　11月20日，曾风行一时、陶醉过千万青年学子的《新民丛报》出版了96期后黯然停刊。此前不久，梁启超等在东京创办了《政论》月刊，第3期开始迁往上海出版，不过一共只出了9期，与《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的影响已不可同日而语。
　　11月，广西留日学生创办了一份不出名的《粤西》，却流传很广，在日本就有8处代派所，新加坡、河内也有，国内遍及北京、上海、广州、昆明、成都、郑州及广西各地，在清廷派人四处搜查、禁止阅读的情况下竟出了37期。
　　12月，出版达39年之久的《万国公报》在出完237期之后停刊。
　　12月，四川留日学生创办的《四川》月刊，仅出了3期就遭日本政府封禁。
　　陈去病等在汕头创办《新中华报》，出版不久即遭当局封闭。
　　1908年：千夫所指批“报律”
　　1908年11月14日，垂帘听政、主宰一个王朝长达47年之久的慈禧太后一命归西，在她驾崩前20个小时，年仅38岁、在中南海瀛台被幽禁了10年的光绪帝先她而去。广东汕头《双日画报》在刊载光绪去世这则消息时，有提及“为西太后毒毙”一句而被封，发行人曾杏村下狱，经省港舆论界极力声援，一年后才得以获释。74岁的慈禧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死死地抓住权力不放，这个垂而未死的帝国却将随着她的离去而落下帷幕。这一年，发生在言论史上可圈可点的事并不多。
　　1月16日，民政部、法部将拟定的《大清报律》草案42条联合报请朝廷审批，其中包括：办报须事先呈报备案，否则罚款10—100元；出报前须经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查核，否则罚款3—30元；未经公判的预审事件，外交、军事部门禁止登载的事件，未经阁抄、官报、公报发表的谕旨奏章，以及“诋毁宫廷”、“淆乱政体”、“扰害公安”、“败坏风俗”等文字，违者处20日以上2年以下监禁，附加20—100元罚款，永远禁止发行等。
　　3月14日，清廷批准公布了由宪政编查馆修改审定的《大清报律》，共计45条，加重了对“诋毁宫廷”、“淆乱政体”、“扰害公安”三类文字的刑罚，改为“处六月以上二年以下之监禁，附加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之罚金，其情节较重者，仍照刑律治罪”。报律公布前，载沣、张之洞、袁世凯等六个王公大臣曾“详加修补，悉心改正”。可见清廷之重视。
　　报律一公布，全国报界纷纷发表评论。3月23日，创刊仅一周的汉口《江汉日报》发表《对于新定报律之感言》时评，指出“政府诸公仇视舆论之隐衷，今日已大昭而表示天下”。直斥制定报律的衮衮诸公是“宪政之罪人，国民之公敌”。4月19日，发行量超过万份的《神州日报》发表论说《监谤政策之争议》，尖锐指出清廷颁布报律，“欲以极严酷之手段，虏使人民，以钳制舆论，将使舆论一线方萌之生理，因而摧残消歇，然后政府之言语行动，可以猖狂自恣，为所欲为，不复有人承议其后，自以为是而后快其私心”。指责报律45条几乎抄袭日本新闻条例全文，“不审国情，不究现势，文不对题，药不对症”。《申报》直斥报律为“剥夺言论自由的官符”，“报馆岂政府之臣属，而可以禁之而不可议政耶”。
　　无论在报律公布前，还是报律公布后，朝廷钳制言论的手段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有了报律这个新工具，禁报、捕人之类更加“合法化”，用起来就更得心应手了。
　　因为连载长篇《清国之革命党》（后改《革命党史》），以及从7月29日起刊出《中华帝国宪政会联合海外二百埠侨民公上请愿书》，倡言“归政”、“迁都”、“开国会”等，《江汉日报》被清廷视之为眼中钉。8月13日，军机处致电湖广总督，指控《江汉日报》“词意狂悖，殊足以扰乱大局，妨害公安”，要求按新公布的报律惩处。第二天，《江汉日报》以“鼓吹革命”的罪名被封禁，共出149期，前后还不足5个月。8月1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刊出《江汉日报》被封的消息。8月17日，《神州日报》发表论说《汉口报界之悲观》，对《江汉日报》被封表示抗议。
　　10月19日，日本内务部指控《民报》每期刊登在封底的《本社简章》及《革命之心理》等文，“败坏风俗，扰乱秩序”，“激扬暗杀，破坏治安”，下令将10月10日刚出版的《民报》第24期全部扣押，并禁止今后刊出类似文字。当日，日本警视总监转达的禁令送到《民报》发行人兼编辑人章太炎手中。
　　此举遭到不少留日学生的抗议，有14人联名以“中华国民”名义向日本内务部递交抗议书。21日，章太炎封还禁令，并致函日本内务大臣表示抗议。23日，章太炎再次致函日本内务大臣予以抗议。26日，章太炎第三次致函日本内务大臣，言辞越来越激烈。对此黄兴、宋教仁和章太炎之间有分歧。黄、宋认为日本政府对《民报》的禁令，并非永远禁止，如交涉得当，尚可争取日方撤回对《本社简章》的禁令，他们对章太炎图一时之快、不留余地的做法不满。章拒绝接受他们的意见。11月24日，远在檀香山《自由新报》发表章太炎《报告民报二十四号停止情形》文，声援《民报》。
　　11月25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民报》案开庭对章太炎进行公开审理，日语流畅的宋教仁出庭担任被告翻译。因“苏报案”而名动天下的章太炎再次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家法律皆然，贵国亦然，我何罪？”“我言革命，我本国不讳言革命，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我国圣人之言也。故我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我何罪？”他的辩护让裁判长无言以对。第二天继续开庭，章太炎的日本律师花井皂藏等为他作了无罪辩护。12月12日，东京地方法院以《民报》违反《新闻纸案例》作出这样的判决：所刊《革命之心理》文，判罚50元；所刊《本社简章》，判罚50元；编辑及发行人、发行所未作呈报，判罚15元。此案虽以判罚115元而告终，但导致了《民报》的休刊。
　　［记事］
　　2月20日，汉口《汉报》被强行查封。
　　2月，清廷电令驻法公使，要求法国外交部封禁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报（张继、吴稚晖等主编，有强烈无政府主义倾向），遭到法国的拒绝。10月25日，清廷下令严禁“语多悖逆，昌言革命”的《新世纪》在国内发行。
　　3月，《申报》创始人美查在他的英国故土去世。3月29日《申报》在刊出这一消息时称他为“报馆开幕伟人”。
　　6月12日，《重庆日报》创办人卞小吾在成都狱中被残杀，身中数十刀，成为继沈荩之后晚清中国第二个言论自由的殉道者。
　　6月17日，汉口《中西日报》因为报道当地整顿官务有关消息，被罚令停刊7天。
　　8月10日，上海《中外日报》已日薄西山，汪康年将全部产权转让给苏松太兵备道蔡乃煌。《中外日报》从私人创办的民报变成官办报纸。
　　8月25日，迫于清廷的压力，以倡导宪政为宗旨、温和的政闻社自行解散，在上海出版的《政论》月刊自动停刊。
　　10月23日，清廷军机处电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严加搜禁，毋任传播”在檀香山出版的《自由新报》，罪名是“昌言革命”、“犯上作乱”。
　　这一年，广州10家报纸联合组成了广州报界公会。
　　1909年：于右任独领风骚
　　这几乎是于右任在言论史上独领风骚的年头。5月15日，他在上海公共租界手创《民呼日报》，日出对开两张，两面印刷，“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报纸还未出版，订数就有几千份，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大的发行量。《民呼日报宣言书》指出“夫报馆者，固平民之代表也。平民者，又与贵族立于反对之地位者也”。“民呼日报者，炎黄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生活在晚清中国的于右任们眼里，报纸天然就具有监督政府的责任。
　　于右任墨迹：“当仁不让，见义勇为”
　　从校对做起的范鸿仙、徐血儿，“是民呼以后各报的社评写作家，他们的文章，都有激昂高亢之音”，“崇论宏议，渐受世人欢迎”。鉴于《苏报》、《国民日日报》等仓促被封的教训，《民呼日报》“对于汉满种族问题，未敢公然言之。至于批评时政之得失及排斥官僚之腐败，则较《神州日报》尤为激烈，以故渐为各省当局所嫉视”。
　　《民呼日报》致力于揭发各省的吏治腐败，对西北地区自然灾害的严重状况和大小官吏匿灾不报、横征暴敛的恶行，尤其进行了集中的揭露和抨击。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等则恨得咬牙切齿，7月30日，向公共租界当局控告《民呼日报》借甘肃旱灾筹赈、有侵吞赈款嫌疑。8月2日，于右任和陈非卿被拘留，《民呼日报》“外埠邮寄之执照”同时被停止。对《民呼日报》怀恨在心的已故上海道蔡钧家属、安徽铁路公司候补道朱云锦、新军协统陈德龙等也纷纷指控他“毁坏名誉”。
　　8月4日，租界会审公廨第一次开庭后，于右任被继续收押。8月6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民呼日报》发表《筹赈公所与民呼报之命运》文，7日，刊出启事《正告读民呼日报者》，对清廷地方政府和租界当局“拘本报
　　《民呼日报》发表社论《恐怖时代之余望》
　　主笔而禁锢之”，“竟夺本报之发行权，甚至就卖报者手中夺取本报，焚于上海县城门口”等暴行，表示愤慨。大声疾呼“今日世界，犹是一恶浊世界”，并“正告”读者，不要对清廷的预备立宪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8月14日，《民呼日报》在被迫停刊前夕发表了《民呼日报辞世之言》，与读者沉痛告别，“虽然长别者，民呼日报之名义耳。不死者，民呼日报之灵魂也”。“于君狱中书至，持论正直，至有宁死不停报馆以负阅报诸君之语……有于君而后有民呼报，则于君者，即民呼报之灵魂而已。于君不死，即民呼报之灵魂不死，他日必有千百民呼发生于世界……”
　　虽然出世92天就被封杀，《民呼日报》“销行已逾万纸”。8月24日，远在新加坡的《中兴日报》发表评论《看看民呼日报辞世之哀声》，对此表示不平。
　　《民呼日报》停刊后，于右任又创办《民吁日报》
　　9月8日，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经过15次研讯，尽管查明既无侵吞赈款之事，赈款更与《民呼日报》无关，于右任在被关押了一个月零七天后还是被判决“逐出租界”，租界接受清廷请求，同时撤销《民呼日报》发行权，不许再行出版。
　　《时报》、《神州日报》、《东方杂志》及各西方报纸纷纷批评清吏非法压迫舆论，斥责会审公廨判决失当，言词激昂。9月9日，上海《时报》发表评论：“此实摧折言论萌芽之大刀阔斧耳。人心何在？天理何在？今后之言论权更何在？”其他各报的评论也大致相同。在舆论的密切关注下，于右任在各报登载了《民呼日报》的最后一次广告：“呜呼，本报自停歇招盘业经多日，近始将机器生财等过盘与民吁日报社承接。所有一切应收应付款项，以后概归民吁日报社经理，快事亦痛事也”。
　　离《民呼日报》停刊不到两个月，离会审公廨的宣判不过20来天，10月3日，《民吁日报》就诞生了。人还是《民呼日报》的人，机器设备也是《民呼日报》的，只是注册地点换在法租界，名称换了一个字，所谓“民不敢声，唯有吁耳”。一者“吁”与“呼”“字形相近，用以表示人民愁苦阴惨之声”；二者“吁”为“于某之口”，“于沉痛中，尤含有幽默的意味”；三者清吏曾以挖双眼相威胁，“呼”挖去两眼不还可以“吁”吗？
　　《民吁日报》创办人还是于右任，因为他刚被判逐出租界不便出面，所以由朱少屏为发行人，范鸿仙为社长，景耀月为总编辑（于右任在该报创办不久，就到日本为报纸募集经费去了）。于右任在《发刊宣言书》中提出：“小之可以觇民情，大之可以存清议，远之可以维国学，近之可以表异闻。”言论报国之心溢于言表。此文和景耀月执笔的出世辞，“文辞典雅，大为士林传诵”。“民吁”与“民呼”一脉相承，没几天就风行一时。
　　《民吁日报》创刊不久，就连篇累牍地报道日本侵略东北的真相，从创刊第18天（10月21日）发表《日工殴打学生之风潮》起，到11月19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民吁日报》就发表了62篇有关报道和评论。日本前首相伊藤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志士刺死后，《民吁日报》连续追踪报道。日本驻上海领事松冈向苏松太道蔡乃煌施加压力，指控“民吁报言论大欠和平，且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二国邦交，请将该报惩办，以戒后来”。11月19日，蔡会同租界当局野蛮地查封了该报，对范鸿仙实行拘讯，经多次非法会审，日本方面列举《民吁日报》发表的62则报道为“排日之证据”，以原告身份作裁判官，“开数十年未有之特别公堂”。
　　《民吁日报》仅仅48天就遭到被封杀的命运，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当天就有人贴出揭帖，表示抗议。此后，连续几天都有人在报馆门口贴出“吊词”，拈香燃烛，痛哭哀悼。11月22日《时报》对此作了详细报道。11月23日，《大公报》在闲评中说：“去《民呼》被封禁时，为时不过两月余。夫呼之为言，曰大声疾呼，其扰人清睡，封之犹可言也。至于吁，仅吁嘘喘息而已。哀哉，吾民吁亦不准吁耶！”
　　各界人士异常愤激，纷纷开会反对，要求清吏将该报启封，以重公道。江南四省学界刘仁航、李方漠等800人联名致电外务部、民政部及苏松太道，“上海民吁报因日领要挟，未讯先封，既失主权，复背报律，舆论哗然”，要求“先行启封，秉公核办。该报是否有罪？应按报律为出入”，以“保国权”、“伸舆论”。江北旅沪学界高骧等200人联名致电民政部，要求恢复出版《民吁日报》。
　　12月11日，蔡乃煌致电外务部、民政部尚书及两江总督，其中说到“日来各学界及东洋香港，纷纷来电函，要求启封。大旨不外借炸药、手枪及毁坏名誉以为胁制，其气焰之大，党羽之多，已可概见”。
　　12月29日，租界会审公廨作出判决：“该报永远停止出版。所有主笔人等，均免于深究完案。机器不准作印刷报纸之用，由该被告切实具结领取可也。”最后一条——具保机器永远不许作印刷报纸之用，使于右任等不能故伎重演，换一个报名就恢复出版（所以《民立报》要等到13个月后才能创刊）。
　　上海的中外报纸对此极为愤慨，纷纷评论会审公廨判决失当，《字林西报》、《英文捷报》的态度尤其激昂，批评这一判决违法悖理，“置租界章程于不顾”。新加坡《中兴日报》、《星洲晨报》等也发表了评论。
　　从“民呼”到“民吁”，于右任锲而不舍，一年办两报，虽然昙花一现，却光芒四射，有声有色地书写了“竖三民”时代的前两个篇章。
　　这年4月22日，上海发生两名印度巡捕轮奸宝山县乡女刘翠英事件。于右任当年手创的《神州日报》从25日起，连续对这一事件进行详细报道，并配以评论、插图和醒目标题，“大胆记实，力揭其悲”，受到市民的赞扬和支持，发行量突破万份。5月1日，上海英文《文汇报》攻击《神州日报》“排外”。7月10日，《神州日报》发表论说《本报吁天之言》，抗议公共租界巡捕房屡次干涉该报报道印度巡捕强奸中国乡女事，驳斥巡捕房的诬陷与恫吓。7月12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发出传票，传《神州日报》有关人员次日到案。13日，《神州日报》发表论说，揭露并抗议租界当局的迫害。15日，发表《本报讼事报告一》。7月22日，北京报馆公会致电上海《神州日报》表示声援，“请诸君子合力坚持，以保我同胞言论权”。在此前后，上海报馆公会也为声援《神州日报》，并以公会名义，增聘一个代表公会的律师为《神州日报》辩护。7月26日，《神州日报》复电北京报馆公会，“他族逼处，国权不张，既蹂躏吾民，复钳制言论。敝报为同胞人格争存亡，宁掷巨金于诉讼，不能自贱其国民之资格”。7月28日，上海租界会审公堂作出宣判，对工部局巡捕房和《神州日报》的诉讼案以和平了结。巡捕房方面的律师提出由《神州日报》赔偿讼费的要求，也被公堂拒绝。
　　［记事］
　　1月22日，上海《女报》创刊，第5期出版秋瑾案的专号增刊《越恨》。
　　1月，英国驻芜湖领事馆致函安徽巡抚朱家宝，要求查封《安徽白话报》。
　　3月3日，章太炎因积欠东京地方法院所判《民报》应纳罚金，被警察拘留。当日，如数交纳罚金后获释。
　　5月31日，席子佩与英商美查有限公司签订转让合同，以银元7.5万元接盘《申报》全部产业，从此《申报》成为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只是继续以外商名义发行。
　　1909年，上海《时报报》出版《戊申全年画报》36册，第20册是《寓意画》，其中之一为《对内对外两种面孔》，讽刺当局的专制与媚外政策。
　　7月5日，北京《国报》刊出清廷外务部接受贿赂的消息。10日，外务部咨文民政部，要求后者对《国报》“记载失实”一事，“按照报律，严行究办”。
　　7月，民政部通令各省，禁止报纸刊载有关东三省安奉路政交涉事宜的新闻和评论。
　　9月14日，清廷民政部以泄露交涉机密、妨碍邦交为名，封禁北京《国报》、《中央大同日报》两报。《国报》被封后，改名《中国报》继续出版。9月17日，《大公报》发表要闻《呜呼北京之报界》，闲评《怪哉一日而封两报馆》，言论《哀哉今日之报界》，予以抗议。
　　11月28日，《神京白话报》因刊载宫廷新闻被封。
　　11月，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指责地方当局对报纸的迫害，并对该报在租界出版一事进行解释，“报馆迁移租界口岸，为求安全，非有托庇外人之心，乃出于万不得已”。
　　下半年，《吉林日报》因为刊载指责外务部门的消息，遭地方当局勒令停刊。
　　冬天，在浙江台州创刊的《中日僧报》被地方当局查禁。
　　《湖北日报》因为刊载漫画《石龙》、《怪兽图》，讽刺湖广总督陈夔龙和鄂军统制张彪，以及嘲讽官场的《中国报纸于官场有特别之利益》等文，遭当局查封，经理郑江灏及漫画作者向炎生被捕。郑江灏不久获释，当时还是学生的向炎生一直被囚禁到辛亥革命后。
　　汉口《扬子江白话报》因刊载江汉关监督之子的丑闻遭到封禁，主笔杜木天入狱。
　　汉口《楚报》因揭露清政府拍卖主权，借外债修筑粤汉铁路事，鄂督勾结英国驻汉领事馆，以“鼓吹革命”罪名查封报馆，将主笔张汉杰下狱数月。
　　慈禧奉安大典时，天津福州照相馆尹绍耕兄弟两人沿途摄影采访，竟以“大不敬”罪名被判刑10年。《时事画报》发表文章抨击——“按欧美各国君后之相，遍地悬挂，未尝以为亵也，今满清政府则拍照一相，监禁十年。专制国，专制于此，足见一斑矣。”
　　1910年：《民立报》“凌寒自开”
　　这是辛亥革命的前夜，风雨飘摇的清帝国走向衰亡的终点而不自觉。这一年在言论史上显得相对平静，仿佛是山雨欲来之前刹那的宁静。清廷除了封报纸、抓报人之外，还有收买报纸等鬼魅伎俩，不一而足。上海道蔡乃煌就经常玩这套把戏，他受清廷外务部指使，先后收买过《中外日报》、《舆论报》、《时事报》、《申报》、《沪报》等多家报纸。1月6日，御史江春霖上疏弹劾蔡乃煌，天津《大公报》发表《报馆与流氓》的“闲评”：
　　蔡乃煌之摧残舆论，收买报馆，久为天下所共愤。乃迟至今日始有揭忝之案，始有查办之命，政府之重视蔡乃煌于此可见。
　　蔡乃煌之言曰：政府之视沪道，实较一军机大臣为重。吾敢易一言曰：政府之视报馆，实较一广东流氓不如。
　　无可奈何花落去，一个朝代的气数已尽，不管怎么样钳制舆论都挽救不了它覆灭的命运。
　　2月20日，曾开创过一个时代的“言论界骄子”梁启超虽然还在流亡之中，却借清廷预备立宪的东风，在上海创办了《国风报》（旬刊），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国风报》半数以上的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主要笔名是“沧江”），每期稿件都由他在日本编定，寄到上海印刷发行的。这些文章的内容，从国会、宪法、内阁、官制到财政、实业、外交、地方自治，几乎无所不包，目的就是要“造成健全之舆论”，实际上也提供了一整套建立宪政国家的书面方案。当年冬天，清廷假立宪的面目暴露后，他“无日不与政府宣战”，对当时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产生深刻的影响。
　　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
　　5月9日，天津《北方日报》创刊当日就被直隶总督衙门串通租界当局查封，起因是宣传广告中有“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等语。此举创下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新记录。5月14日，《大公报》在“本埠新闻”中对此作了详细报道，天津、北京各报纷纷表示不满。迫于舆论的压力，直隶总督衙门同意《北方日报》继续出版。6月5日，《北方日报》举行盛大的续刊式，天津各界百数十人到会，《大公报》社长英敛之等都发表了演说。第二天，《大公报》报道说，“参会人员对政府嬉笑怒骂，庄谐杂出，并拍照留念。”
　　10月11日，《民立报》在上海的问世，上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
　　于右任
　　构成了“竖三民”这一壮丽的新闻谱系。“民呼”、“民吁”两报先后被封并没有动摇于右任办报的决心，虽然《民吁日报》遭遇极惨，“机器不准再作印刷报纸之用”，但经过近一年的筹办，在沈缦云、庞青城、张人杰等一批江浙资本家的帮助下，13个月后，于右任终于以更充足的经费再次在上海租界创办了《民立报》，把他的言论生涯推向了更辉煌的境界。
　　《民立报》创刊之时正逢重阳节，于右任即景生情，在《发刊词》中以“植立于风霜之表”的“晚节黄花”祝愿《民立报》经霜不凋、凌寒自开。他期望《民立报》成为“正确之言论机关”，“不敢以讹言乱国是；不敢以浮言伤国交；不敢以妄言愚弄国民”。他起草的这篇发刊词以其文辞优美、缠绵悱恻而脍炙人口，被称为“新旧文学合流之代表作”，更重要的是它毫不含糊地提出了“唤起国民责任心”、“造成国民正当的言论机关”的办报宗旨。
　　《民立报》的“天声人语”、“论说”、“时评”、“大陆春秋”等栏目都深受读者欢迎。当年冬天，宋教仁一回国就担任了《民立报》主笔，成为社评的主干，他们将一起迎接一个新时代。
　　［记事］
　　1月17日，北京《公言报》刊出一篇论说，评论英、德优待海军大臣载洵的用意。21日，民政部以“有碍邦交”等理由下令停刊7天。
　　3月，山西《晋阳公报》（同盟会主办）揭露巡抚丁宝铨以禁烟之名，屠杀交城、文水两地百姓100多人的暴行，以“簧鼓革命、摇动人心”等罪名遭查封。记者张树帜、蒋虎臣被捕，主编王国宾出逃。
　　3月，香港《华字日报》因报道广州新军起义消息，被两广总督以“议论既多狂悖，记载尤多虚诬，……有关世道人心，大碍地方治安”的罪名严禁在内地发行。
　　4月22日，李伯元创办的上海《世界繁华报》因一则社会新闻被控，主编任董叔被捕，报纸随之停刊。
　　4月24日，赵孔达和杨玉如、刘公、杨时杰等在汉口创办《雄风报》，不久即因“有违报律”遭查封。
　　4月，汉口《商务报》因反对铁路国有政策遭查封。
　　8月8日，德国方面致函山东巡抚，指责中国报纸刊载“离间两国邦交之新闻”，要求更正。清廷外务部、民政部发布命令，禁止各报登载有关德国要求山东路矿权利等方面的消息。
　　9月4日，中国报界俱进会在南京成立，上海《时报》、《神州日报》、《申报》及天津《大公报》等20个省市、40余家报纸派代表出席。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新闻界团体。
　　9月，在桂林创刊的《南报》只出了3期就被迫停刊。
　　10月，北京《国民公报》、《帝国日报》等7家报馆联合上书资政院，请求修改报律，减轻对报纸言论的限禁。清廷对此置之不理。
　　11月20日，安庆《安徽通俗公报》因揭露社会丑恶及支持铜官山农民暴动，主笔韩耆伯被暴徒刺伤，报纸被迫暂时停刊，12月29日，报馆又两次被捣毁。
　　12月11日，北京《国民公报》在“欧洲通信”栏刊载“涉及宫廷之语”，被当局停刊一周。18日，清廷颁布着作权章程。同月，创刊仅2个月的《公论实报》因报道太监德彰盗库事被禁，罚款400元后才准继续出版。
　　同盟会在广西桂林创办《指南月刊》，不久即被迫停刊。
　　夏天，同盟会在仰光出版的《光华日报》，以“鼓吹无政府主义”罪名，被英缅当局封禁。主笔居正、经理陈汉平被驱逐出境。
　　1911年：宋教仁的“光焰逼人之文”
　　风起青萍之末，谁也不曾想到，一场纸糊的革命结束了绵延267年的清王朝。辛亥8月，汪康年一生所办的最后一份报纸《刍言报》自动停刊。11月3日，这位一生办过多种报纸、曾执报界牛耳的报人在天津黯然去世，成为一个时代结束的象征之一。
　　桂林《南报》出了三期就被迫停刊之后，辛亥元旦，《民立报》发表短评《呜呼南报》：“呜呼！热血南方人，快招《南报》魂！无公理之可倚，惟铁血之可凭。山灵水秀毓苍生，头颅自有价，莫谓秦无人”。
　　辛亥年的中国，虽然山雨欲来风满楼，但紫禁城并没有预感到王朝崩溃的命运将至，照样是颐指气使，以天下为自己囊中之物，不许人民有说话的自由。《神州日报》3月18日发表的一幅漫画配了几句话：“志士看报纸竟如毛瑟枪一样”，“官场看报纸竟与眼中钉一样”。
　　1月6日，北京《公论实报》因所刊《狗说》、《群狗竞争图》等文，讽刺了资政院的议长议员，被罚令停刊7天，罚洋30元。北京各报奋起声援，警厅恼怒，加重对《公论实报》的迫害，9日，发出公告宣布《公论实报》“永远停止发行，并附科罚金百元”。10日，《公论实报》在《帝国日报》刊登声明：“同人等受创虽深，此心不死，决为卷土重来之举，以收再接再厉之功。”
　　3月12日，哈尔滨《东陲公报》因触怒沙俄当局，被当地警局查封。17日，远在上海的《神州日报》发表署名“金刚”的社论《论摧残报馆之适以速亡》，对此进行评论，谴责他们摧残“一线未亡之人心”及“仅存之舆论”。4月3日、4日，《申报》连续刊载长篇通讯《东陲公报被封之悲愤录》，报道其中详细经过。
　　6月22日，卢谔生等在广州创办《天民报》，出版仅两天，就以“冒渎乘舆”、“毁谤朝政”等罪名被勒令停版，编辑发行人被判刑1年。25日，广东报界公会为此致电清廷，提出抗议，要求转饬地方当局依照《大清报律》规定的法律程序，“以重法权”。7月1日，《神州日报》也就广东几家报纸遭地方当局迫害一事发表评论（此前的4月5日，广州《公言报》、《陀城报》曾被迫停刊）。7月6日，《申报》刊出《戏拟要求阎王延长报馆寿命禀》的游戏文字，就报馆不断遭到当局摧残事进行自我解嘲。
　　轰动一时的“大江报案”再次把清廷置于历史的被告席上。詹大悲、何海鸣等志士于1月3日将汉口《大江白话报》改名为《大江报》，以“敢言”着称，甚至被称为“专以骂字为主义”。7月17日，《大江报》发表何海鸣的《亡中国者和平也》，7月26日又发表黄侃的《大乱者救国之妙药也》。8月1日晚，湖北当局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等罪名，下令逮捕詹大悲，何海鸣自动投案，《大江报》随即被封，并“永禁发行”，前后存在不到8个月。酿成了辛亥年最大的一次报案，也为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敲响了丧钟。
　　詹大悲在审讯过程中坦言：“国民长梦不醒，非大乱不足以惊觉，望治情殷，故出此忿激之语。”当追查《大乱者救国之妙药也》的作者时，他承担了一切责任，说：“此稿经我过目，不能问作稿之人……一切责任均归我负。”
　　《大江报》被封的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专电，“敝报昨夕封禁、拘总理，乞伸公论”，一时舆论大哗，上海《时报》、《神州日报》、《白话日报》等都发表专论，表示强烈抗议。8月3日，于右任在《民立报》发表《江声呜咽》一文：“《大江报》之在武汉，所谓有声有色者也。乃官场既封禁其报，又严拿其主笔。噫嘻！‘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我为之哭。”6日，又发表《报馆与官吏》，表示愤慨。
　　9月2日，余慈舫主办的《武汉白话新报》发表《大江报被封一月之哀辞》等文，对《大江报》表示声援。汉口各团体和报界公会分别集会抗议，许多新军士兵和各界人士也纷纷前来慰问、声援，报社门口贴满了慰问的纸条和哭吊的短文。清廷本要对詹大悲、何海鸣“从重置典”，迫于舆论压力最后从轻判处罚金800元了事，因他们两人无钱可交罚款，才双双改判18个月徒刑。胡石庵有诗曰：“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
　　辛亥年，革命派的报纸从北到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月8日，景梅九、田桐等革命党人借清廷立宪的东风，在王朝的心脏北京创办《国风日报》，公开的宗旨为“赞助真实立宪，提供爱国精神，以世界之眼光，发精确之议论，指导政府不使政令偏颇，引诱国民勿令责任卸驰。”2月，广西继《南报》之后又有《南风报》创刊，以“运输新学术、新思想、新言论”自许，共出了8期，为免遭封禁，曾发表这样的声明：“本报内容，自问不敢主排满革命，无犯淆乱政体之条；不敢谤朝廷皇族，无犯诋毁宫廷之条。”实际上，其言论颇为大胆，直斥清廷为“乌合之政府”、“亡国之祸”的由来等。这在以前都是难以想像的。
　　3月29日，革命派在广州创办以“唤起民族思想”为宗旨的《人权报》。30日，陈炯明、朱执信等在广州创办《可报》，出到4月22日。春天，同盟会河南分会主办的《国是日报》在开封问世。4月，支持民主革命的《克复学报》在上海创刊。7月16日在广州创刊的《平民画刊》曾刊出《三月二十九日纪念图》、《七十二坟秋草遍，更无人表汉将军图》等图画。8月9日，田桐等在北京创办《国光新闻》。9月，京津同盟会在天津创办《民国报》。革命派报纸屡禁不止，越办越多，预示着一场革命的暴风雨即将到来。10月8日，两广总督就打着外国人旗号的革命报刊“究应如何办理”，是否适用本国报律等问题致电民政部请示，民政部咨送外务部商议办法，外务部的答复是：“报馆既挂洋旗，则吾国报律不能适用”。当天，《申报》就刊出了这一消息。
　　时为《民立报》主笔的宋教仁
　　在殉国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至少有七人来自报界，如林觉民曾是福建《建言日报》主笔，林文曾任东京《民报》社经理，李文甫是香港《中国日报》总理，还有四人是新加坡《中兴日报》和《晨报》工作人员，劳培还是新加坡《晨报》主办人。他们以拿笔的手拿起了枪和炸弹，抱着必死的决心踏上了辛亥年的羊城暮春。中国报业史上恐怕没有比这更激荡人心的一幕。上海《神州日报》曾连日整版报道，称革命党人“在刑场面不改色……临刑竟不下跪……大有视死如归之慨”，读之令人神旺。
　　时为《民立报》主笔的宋教仁也曾应黄兴电召前赴香港，4月中旬，他临行之际将笔政托人暂代，仍署名“渔父”，“免人嫌疑”。自上一年冬天回国以来的一年多时间中，他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光焰逼人之文，努力鼓吹革命主义。凡所议论，一本学理，能于根本上反复详言清政府之腐败；唤起国民担负国事之责任心，尤受国内外知识阶级之欢迎。学校之内，市肆之间，争相传览”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页130……现在我们在《宋教仁集》中还能读到他当年大量炽热的政论，笔势纵横，议论豪健，无论内政外交、现实历史都在他议论的范围，充分显示了宋教仁在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地理、国际知识等方面丰富的素养，使他很快成为清末最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之一。宋教仁以其激动人心的言论，屹立在辛亥年的中国舆论界，他与于右任等一起成就了百年言论史上的“‘竖三民’时代”。
　　《民立报》把清政府叫做“冥顽不仁之政府”、“倒行逆施之政府”、“万无可恃之政府”、“专制之恶政府”，痛斥其伪立宪的阴谋，公开预言“民党”即将“战胜政府”、“改造中国”、“担负今年之国事”。还专门开辟“民贼小传”等栏目，把大大小小官员称为“民贼”。并详细报道了广州将军孚琦被刺事件。黄花岗起义爆发后仅两天，《民立报》即突破新闻封锁，在要闻版头条刊出有关起义的七条专电，率先向全国公开报道了这一消息。接着，又连续以《广州血战记》、《革党流血后之广州》等醒目标题进行详细报道。仅5月6日一天就占了两个整版。还曾刊出方声洞、喻培伦等烈士的巨幅铜版照片。
　　这样的《民立报》当然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昼夜印机不断”，日发行达两万多份，成为中国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少年毛泽东曾经是它的热心读者，25年后，他还在延安窑洞里深情地对斯诺说：“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斯诺文集》第2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页118。
　　武昌起义第二天，《民立报》就以头号宋体字刊出有关专电，报告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又特辟“武昌革命大风暴”等专栏，以整版篇幅介绍起义进展情况，并配有图片。对武汉的地理位置、起义酝酿过程等背景材料都有报道，“报纸一出，购者纷纷，竟至有出银元一元而不能购得一份者”。于右任以“骚心”的笔名发表《长江上游之血水》文，开篇放歌：
　　秋风起兮马肥，兵刃接兮血飞。蜀鹃啼血兮鬼哭神愁，黄鹤楼头兮忽树革命旗！
　　他还以激动人心的笔墨写道：“呜呼，蜀江潮接汉江潮，波浪弥天矣。此三日间，天地为之变色矣。”宋教仁也饱蘸浓墨，写下了《湖北形势地理说》等文，热情地呼唤伟大的辛亥革命。
　　上海市民在望平街报馆前等候武昌起义的消息
　　今天，我们重读于右任、宋教仁他们在90多年前发表在《民立报》的文字，依然感到光焰逼人，它对促成各省独立、推动社会转型无疑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民立报》与先后存在了92天、48天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一脉相承，直接呼唤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诞生。
　　起自武昌的风暴迅速席卷大江南北，10月15日，胡石庵独自在汉口创办《大汉报》，自编自写自校，甚至不惜编造新闻，日发行1.7万份，最高达2万份。影响之大，出乎人们的想像，被誉为“革命文章第一篇”。
　　最初，北京《国风日报》试图以“伪电报新闻”名义发表武昌起义的报道，都被警吏抽去，结果“专电”、“要闻”栏全张白纸，不着一字，京城人心惶惶，不知情势究竟如何。后来当局不再控制，《国风日报》才得以大量刊出有关“伪电新闻”。
　　10月16日，上海《时报》开始出版《时报紧急号外》（后改名《战报——时报紧急号外》）；17日，《时事新报》增出《午报》；18日，《神州日报》出版临时增刊；19日，老牌的《申报》出版《公报——申报馆临时增刊》。各大报纸争相报道武昌起义及各省独立的情况，迅速打破了《民立报》孤独呼号的局面。望平街上每晚人山人海，各家报馆都在张贴各地消息，捷报传来则一片掌声欢呼，一有失败的消息则认为报馆造假，受清廷指使，《申报》和《时报》馆的玻璃窗曾因此被打碎。《申报》在要闻版增辟“中国光复史”专栏，及时、详尽地报道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动态，以及有关南北议和、民军北伐等重大政治问题的言论。另外，自19日首先刊出武昌蛇山炮台的照片，从10月22日到11月19日，《申报》共刊出有关起义的新闻照片31幅，平均每天1幅，创下了创刊近40年中刊用新闻照片的历史记录。
　　［记事］
　　1月7日，天津《公民白话报》主编温世霖因在国会请愿活动中组织学生罢课请愿而被捕、发配新疆。
　　1月29日，清廷批准民政部对《大清报律》的修订，从45条变成了38条，条目有所减少，但钳制舆论的实质没有变。
　　2月13日，留日学生在汉口创办“敢言”的《夏报》，因刊载清军管带萧国斌兄妹通奸丑事，被捣毁，编辑遭搜捕，报纸被查封。
　　2月22日，广东省巡警道下令禁止省城各报刊载有关中外交涉、外事活动的消息。
　　3月6日，奉天《大中公报》因刊出评论谴责巡警无理干涉妇女坐车而遭捣毁，社长杜某被打伤，经理袁昆乔被拘捕。
　　3月，成都商会、农会合办的《工会日刊》因披露当地巡警道官员周肇祥在“国忌”日举行宴会，遭查封。
　　4月5日，民政部通令各省，严禁报纸登载有关中俄交涉的消息。
　　4月上旬，北京《公论实报》在有关日本公使来华活动时，一再使用“倭奴”一词，引起日方不满。清外务部要求民政部“设法禁止”。13日，民政部大臣密令各省，严禁报纸刊载有关消息、评论，“以免淆乱”。
　　5月，北京《中国报》因发表谴责帝国主义的言论，被民政部取缔，有关人员被驱逐出京，递送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5月，杭州《惠兴女学报》因刊出《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等文，宣传无政府主义，主张恋爱自由，反对三从四德及夫死不嫁，受到浙江巡抚严重警告，作者之一江亢虎被勒令驱逐出境。
　　6月10日，天津《北方日报》因报道奥租界（近代惟一的奥匈帝国在华租界）有疫情的消息，奥租界当局勒令停刊，并罚金25元。
　　9月7日，四川《蜀报》因反对铁路国有、揭露邮船部尚书盛宣怀十大罪状被川督赵尔丰封禁，同一天被封的还有《蜀风杂志》、《白话报》、《启智画报》、《西顾报》等。6月26日创刊、发行高达1.5万份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也在劫难逃。
　　9月18日，北京《帝国日报》因报道禁烟公所徇私舞弊消息，被京师地方审判厅以“有碍名誉罪”，判罚50元。该报发表《帝国日报控地方审判厅及检察所文》以示抗议，并声明上诉高等审判厅。
　　9月19日创刊的广州《中原报》因倡导“人道主义”、“复仇主义”、“尊攘主义”等三大主义，21日即被当局勒令停版，主笔郭唯灭遭广东高等审判厅传讯。
　　10月15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以违反报律等莫罪名查封奉天《大中公报》，拘捕经理杜葛岭、主笔沈肝若。当地各界人士为此“大动公愤”。
　　11月18日，杭辛斋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年轻的邵飘萍担任主笔。
　　日本人于1909年元旦创办的日文《长春日报》，因言论激烈被勒令停刊。

　　第二部分
　　1912年：“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民国成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出现在地平线上。3月2日，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废除《大清报律》，两天后，内务部公布《民国暂行报律》三条，不料引起一场轩然大波。3月6日，上海报界俱进会及《申报》、《新闻报》、《时报》、《民立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大共和日报》、《天铎报》等各大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今杀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7日，章太炎在《申报》、《大共和日报》刊出《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各报争相转载。9日，孙中山令内务部取消《民国暂行报律》，认为“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之效力”。
　　3月11日，经参议院通过，孙中山正式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第六条第四项确认：“人民有言论、着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第十五条又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正在主持《民立报》笔政的章士钊当即对此提出驳斥，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非常紧急”、“必要”这些都缺乏一定的界说，伸缩性太强，有悖言论自由的原则，与第六条构成了冲突。
　　清廷退位，中山让位，举国共和，一时报纸蜂起，达500种之多，总发行量4200万份。到年底仍坚持出版的还有270种，全年通过邮局寄发的报纸、印刷品总数达3700多万件。历史似乎翻开了全新的一页，然而，这一年的言论史上却洒满了牺牲者的血雨。
　　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钳制舆论、杀害报人，首开恶例。1月10日，广东各报刊出“燕塘新军解散”消息触怒陈，《国事报》被迫停刊，其他各报编辑受到警告。12日，陈以“扰乱军心”嫌疑，勒令他们更正。23日，广州17家报纸联名发表《广州报界全体布告同胞书》予以拒绝，抗议陈炯明对报纸的“无理干涉”。同月，陈炯明不准报纸登载军队的消息，甚至拘留主笔、记者，迫使《粤东公报》、《公言报》、《人权报》、《光华报》、《光汉报》等多家报纸集议公决“关于广东军队事，嗣后概不登载”。３月１８、１９日，陈下令查封《广州公言报》、《陀城日日新闻》等报。4月6日，两报主持人陈听香被捕。1０日，他以“造谣惑众，扰乱军心”的莫须有罪名被枪决。4月９日，曾创办过《世界公益报》等多种报纸的黄世仲，因不满陈排除异己而遭到逮捕。尽管在4月11日，广东省临时省议会向民国政府电劾陈炯明背弃《临时约法》，“剥夺人民生命，钳制言论自由”。但在胡汉民取代陈炯明之后，黄世仲仍于５月３日遭枪决。
　　2月，湖南《岳阳日报》主笔李澄宇因发表《阅岳州筹饷分局公拟办法章程之诤言》社论，对筹饷办法提出不同意见，遭到逮捕。长沙各报联名致函湖南都督谭延闿抗议后才获释。4月，长沙《大汉民报》因发表文章指责湘军师长王隆中酗酒杀人，被谭延闿罚令停刊7天，罚款30元，旋即停刊。6月，长沙各报联合组成湖南报界联合会，拒绝承认谭延闿制定的《湖南报纸暂行条例》。
　　6月2日，北京《中央新闻》报因披露内务总长赵秉钧营私舞弊等丑闻，经理、主笔、校对等11人被捕。4日，《国风日报》发表《中央新闻》记者吴山所写的《启事》，抗议赵秉钧以“政界之公仆”不受“主人翁之监督”，倒行逆施，“虽专制时代，无此横暴。”时值中国报界俱进会在上海开会，专门致电参议院，严正要求弹劾“擅用军队，侵害法权，破坏共和大局”的“行政官”赵秉钧。当晚，赵设宴招待北京各报、上海各报驻京记者，表示《中央新闻》一案已“和平了结”，一方面请新闻界“原谅”，以示安抚，并借此“联络情意”。于右任在答词中说：“在报界所求者，言论自由四字，政府之对报界，亦望以言论自由四字为爱护报界之范围。”
　　8月5日，黎元洪以“摇惑人心”罪名查抄湖北通讯社，逮捕社长冉剑虹（也是《民立报》驻汉记者）。8月14日，《民立报》为此致电黎元洪，要求“迅予查明省释”。15日，上海日报公会也致电黎，要求立即释放。武汉报界同人推举胡石庵为代表，联合武汉各机关团体直接与黎交涉，要求立即释放。黎元洪最初拟将冉剑虹“立即正法”，在报界的抗议声中改为两年监禁。
　　8月8日，黎以鼓吹无政府主义、“图谋不轨”等罪名查封了汉口《大江报》，逮捕编辑、发行人3人。8月9日，汉口《民心报》因发表蔡寄鸥的《哀〈大江报〉》文，抨击黎元洪摧残舆论而被迫停刊。同一天，黎通电通缉凌大同、何海鸣等《大江报》主要负责人，要求“就地正法”。8月14日，上海《民立报》、《天铎报》及“横三民”（《民权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等七报联名致电参议院、黎元洪，提出严正抗议，指斥黎“违背国宪，蔑视人权”。《民立报》当天发表长篇报道《〈大江报〉被封记》。9月，凌大同被捕，立即惨遭杀害，一颗血头颅，挂在南楼城门洞口示众。之后，《民心报》主办人蒋翊武、杨王鹏分别在广西、长沙被杀害，主笔毕勷武也死于非命。此外被封的还有《自由报》，黎元洪未宣布罪状即秘密处死陈姓社长。
　　8月30日，天津《民意报》因点名批评袁世凯，袁竟然串通法国驻天津领事，勒令其迁出租界，禁止在当地出版。北京《国光新闻》田桐等向参议院请愿要求查办。一个月后，参议院常务会议决定向袁政府发出咨文：“报章为舆论代表。言论自由，载在约法，行政机关，自应依法保护，何得任意摧残。此次《民意报》事件，如果仅以‘言论激烈’四字封禁报馆，已属不合，乃复藉托外人，禁止发行，强扶出界，尤属违法招侮。”要求“澈查究办，以专重约法而保障人民权利。”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页661。10月，袁世凯的咨文否认违反约法，不仅拒绝“澈查究办”，而且指责《民意报》“措辞乖谬”，“妨害公务”，“咎由自取”。
　　9月23日，京师地方检察厅向北京15家报纸发出传票，以报道参议院秘密会议讨论对外借款条件一事，追究责任，“勒令交出访员”。30日，《中央新闻》等报以北京报界同人名义致函地检厅，声明泄密不是报纸的责任，拒绝交出记者。
　　即便在上海租界，也发生了《民权报》被控案。４月16日起，《民权报》接连发表１０篇《胆大妄为之袁世凯》。４月19、20日，23岁的戴天仇（季陶）发表《袁世凯罪状》，４月２６日起又连续发表６篇《讨袁世凯》。5月20日，他在《民权报》发表措辞更激烈的短论《杀》，直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两天后，这位信奉“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的青年坦然被捕，虽第二天就被保释，但公共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罪”提起了公诉。案发后，唐绍仪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竟然为他说话。理由是：“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5月23日、24日，《天铎报》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廨以中华民国新刑律妨害秩序罪判罚30元了事，戴季陶当堂被释。
　　言论自由虽然载入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但并无确实的保障，从民国元年起就危机四伏，血花四溅。12月15日，袁世凯公布《戒严法》，规定戒严期间，戒严地区的军事长官，有权“停止集会结社，或新闻杂志图画告白等之认为与时机有妨害者”。说穿了，袁世凯就是以戒严的名义随意剥夺约法规定的人民权利。
　　［记事］
　　1月4日，章太炎在上海创办《大共和日报》，是民国元年最重要的报纸之一。
　　2月23日，天津《大公报》改元更始，改用“中华民国”年号。当天，英敛之将报务完全托人，“外出”退隐香山，黯然离开苦心经营了10年的《大公报》。
　　4月8日，四川都督尹昌衡以“违及报律”罪名查封成都《四川公报》（旋被揭封）、《天民报》。
　　5月4日，福建《民心日报》因为报道当地官吏种种不法消息，被警务司强行查封，经理、编辑人受通缉。
　　6月30日，开封《自由报》创刊不过半年，遭河南都督张镇芳封禁。
　　7月，重庆《正论日报》被当地驻军捣毁，社长向执中被拘。
　　8月1日，鲁迅参与的浙江绍兴《越铎日报》因批评政府“种种失常”及不法行为，“不留余地”，当地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收买不成，纵容部下兵士捣毁，17人被殴，葛星驰伤重而死。8月5日、10月21日《申报》曾几次报道。
　　8月上旬，福建都督孙道仁以“有意鼓煽，希图构成内乱”的罪名查封福州《群报》，杖责总编辑苏鉴亭，并押送审判厅讯办。
　　8月25日，福州《民言报》以“诬谤长官”等罪名被警厅总监彭寿松下令查封，告示中赫然以“权行专制手段”自居。此外，相继被封的还有《民听》、《帝民》、《民哭》等报。
　　９月２２日，章士钊和王无生在南京自办《独立周报》，就内阁制与总统制、政党问题、《临时约法》的缺点等展开讨论，特别提出了为政之本在于“有容”，即“不好同恶异”的观点。对辛亥革命中登上权力舞台的革命党人颇多批评。这本政论周刊可以看作是《甲寅》的先声。
　　9月23日，《申报》易主，史量才登上报业的舞台。
　　10月24日，《山西共和白话报》因为报道军队滥发“恩饷”的消息，被太原警厅封闭。
　　11月23日，杭州《天职报》被暴徒捣毁。
　　11月，黄远生、张君劢等撰稿的《少年中国》周刊在北京问世，明确以揭露社会黑暗，对政府尽忠告和监督之责，对袁世凯的批评也很尖锐。
　　11月，四川都督胡景伊逮捕前《广益丛报》记者、《蜀报》主笔、颇有声誉的朱山（云石），第二天以“意欲炮轰都督府”的罪名斩首。王光祈等成都创办的《晨钟报》，创刊不久即被胡景伊封闭。
　　12月1日，梁启超归国不久就在天津创办《庸言》半月刊，借助他在言论界的声望，发行量最高时达1.5万份。
　　1913年：报人胡石庵拒绝袁世凯授勋
　　笔底波澜
　　1913年：报人胡石庵拒绝袁世凯授勋
　　3月20日，时为国民党实际领袖、正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宋案”发生，举国舆论一片哗然。同一天，袁世凯指示“对于外交、军事秘密事件，一律不准登载”，宣布从第二天起，由陆军部派人“实现新闻检阅签字办法”。4月1日，与宋教仁政见“时有异同”的梁启超，在《庸言》发表《暗杀之罪恶》，盛赞宋是“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杀害他是国家不可挽回的损害。4月9日、17日，《中华民报》发表《强盗政府》、《讨逆》等社论，直指袁世凯是“全国人民之公敌”，列举了袁的十大劣迹。4月16日，汕头《大风日报》发表《万恶政府》的时评。4月26日起，上海各报陆续公布44件“宋案”证据，引起强烈反响。种种迹象表明，袁世凯逃脱不了幕后指使的嫌疑。4月29日，北京《国风日报》、《国光新闻》、《新中国报》等就“宋案”发表评论，猛烈抨击“民贼独夫”、“万恶政府”。
　　5月，袁政府通知各报，凡“碍及国家治安或滋生乱事”的新闻电报，将按“万国电报通例”，一律扣发。各地报业公会纷纷致电抗议，一切都归于无效。
　　孙中山、黄兴这些民国的缔造者，在“二次革命”中成了通缉犯，再度踏上流亡之路。袁世凯以武力奄有四海，新闻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重迫害，仅6月22日、26日，内务部就几次发布限制报纸言论自由的通令，被杀害或迫害致死的报人至少有13人，到年底全国报纸总数只剩下139种，史称“癸丑报灾”。
　　在黎元洪控制下的武汉，1月14日，《群报》、《武汉民报》因为披露湖北司法当局丑闻，两报经理被拘捕。武汉报界联合会通电全国予以谴责，呼吁维护记者正当权益。6月24日，汉口《震旦民报》因出版画刊讽刺袁世凯、黎元洪，黎唆使法租界当局予以封闭，编辑野马、邓狂言、漫画作者何铁华等被捕，野马、何铁华被杀，邓狂言瘐死狱中。汉口《民国日报》遭查封，编辑周览、杨端六、曾毅、成希禹等被捕。7月6日，《民国日报》为此发表《宣言书》，抨击黎元洪。
　　6月27日，汉口《自由日报》遭查封，社长陈醒黄被捕，很快遇害。
　　8月11日，黎元洪下令查封汉口《讨报》，12日，《讨报》刊出评论《释讨》予以抗议，并发表《通告》宣布停刊。8月14日《讨报》派人进京，呈请两院弹劾黎无理查封。两院接受呈文，并通过议案，可惜只是一纸空文，黎置之不理。9月24日，原《洞庭波》主编、《民报》庶务、《帝国日报》、《民声报》总编辑宁调元遭黎元洪杀害，年仅31岁。10月6日，黎元洪串通租界迫令《中报》停刊。
　　在袁世凯的统治心脏北京，5月1日，《国风日报》、《国光新闻》、《新中国报》等因“言论激烈”被取缔。3日，北京电报局奉令检查各地报馆的新闻电稿，上海《民立报》连日四电都被截扣。6日，京师警察厅向内务部要求，对北京各报发出的号外传单实行预检，未经检查的一律没收。12日，《国风日报》因刊出《忠告政府与军警同胞》文，协理裴梓青、编辑郭究竟等被捕，多名记者被传讯。13日，《国风日报》特别出了白版四页，仅在头版显着位置以头号大字刊出“启事”，表示抗议。国会议员王有兰根据约法向袁政府提出质问，要求三日内作出明确答复。9日，《国风日报》再出白版二页，并刊出《本报暂行停刊痛启》，宣告停刊。30日，军警搜查《国光新闻》社，被迫停刊3天。5月31日，军警搜查北京通讯社。7月初，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借款”内幕，北京《民立报》被封，张季鸾、曹成甫锒铛入狱三个多月（经多方营救，10月初张出狱，曹却死在狱中）。7月20日，《日日新闻》被封。22日，《民国报》、《民主日报》先后被迫停刊。7月31日，《中央新闻》被封禁。上海《民立报》被禁止在北京发行。8月1日，《正宗爱国报》被封，主笔丁宝臣被捕，8月19日被处决。期间，彭翼仲从新疆回到北京，复活《京话日报》，不久就触怒袁世凯而被封。此外被封的还有《亚东新闻》。9月9日，《国报》被封，经理黎国岳被捕。10月13日，追求超然、非党派的《超然报》也遭“停止出版”的命运，30日京师警察总监勒令立即停刊。31日，《超然报》致函北京报界同志会，发出“武人专制，法纪空存，言论之厄，一至于此”的感叹。
　　在浙江，5月24日，杭州《浙报》以“捏造谣言”、“煽惑军心”等罪名被停刊三周。6月12日，杭州《汉民日报》因刊载消息、评论涉及地方检察厅厅长许畏三，主笔邵飘萍被捕，许亲自讯问，邵飘萍从容作答，毫不畏怯。6月26日，浙江杭县地方审判厅驳回许畏三以检察长名义对邵飘萍提起的公诉。庭审实况、审判结果都曾在《申报》等上海各报刊出。
　　7月24日，浙江都督朱瑞一口气查封了《平民日报》、《浙报》、《浙江民报》、《浙声》、《天钟报》等五报。7月27日，《衢民新报》被衢县当局以“造谣”罪名迫令停刊。8月15日，温州《东瓯日报》被强行查封。8月17日，邵飘萍主办的杭州《汉民日报》被勒令停版。9月18日，《绍兴公报》被查封，主编王子余在终刊号发表《绝命纪念号》文，表示抗议。
　　在上海，4月30日，租界工部局发布公告，“禁止报纸言论过激”。8月4日，淞沪警察厅发布《禁绝乱党机关报纸》告示，禁止售卖《民立报》、《民权报》、《民强报》等报纸。8月23日，《中华民报》总编辑邓家彦以“捏造新闻”、支持“二次革命”等罪名，被租界当局拘捕，经审讯，判处徒刑半年并罚款。9月4日，曾创造过一个时代的《民立报》终因禁售、经济不支而停刊。9月17日，《中华民报》因总编辑被押，经济困难，被迫停刊。11月6日，国民党主办的英文《民国西报》被租界当局迫令停刊。《民权报》勉力坚持到第二年1月也被迫停刊。
　　在广东，3月13日，广州《新醒报》因发表《陈景华外交之一斑》，警察厅长陈景华恼怒，勒令停刊。14日，广东报界公会致函广东警察厅，表示抗议，并提出质问。5月6日，《国华报》因报道李烈钧整军备战消息被勒令停刊两周，《国华报》在广州市内散发传单，进行抗辩。5月下旬，警察厅发布命令，取缔“造谣煽惑之新闻电报论说”。6月上旬，《粤声报》转载《武汉游客谈》，语涉李烈钧、胡汉民等“骑虎难下”等，胡汉民下令永远停版，后改为停版两周。7月19日，陈炯明宣布反袁独立，颁布戒严令、邮电取缔法、出版取缔法。独立党办的《华国报》因反对“二次革命”被封。同月，路透社驻广州记者黄宪昭，因发表“胡汉民、陈炯明联同反对袁世凯”的新闻，被当地警厅以“造谣惑众”罪名逮捕。8月18日，粤督龙济光迫令广州《平民报》“永远停版”，同月，广州《中国日报》、《民生报》、《中原报》等有国民党背景的报纸统统遭查封，刘师复创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晦鸣录》周刊出了2期就被禁。9月12日，香山《纯报》被勒令停版。9月16日，汕头《大风报》被勒令停刊。9月21日，广州《震旦报》主笔康仲荦被龙济光扣押，随后惨遭杀害。同月，汕头《掞华报》被勒令“永远停版”，海口《琼岛日报》、梅县《培风日报》被勒令“停售”和“取缔”。仅10月13日这一天，龙济光就查封了广东各地《东莞日报》、《香山实报》、《民治报》、《公论报》、《粤声报》等报纸。11月6日，广州又有《中国日报》、《震旦报》、《国民报》、《粤东公报》、《民国报》、《民生报》等六家国民党报纸遭到封禁，《民国报》主笔被捕，其余主笔遭通缉。
　　《长沙日报》7月6日发表短评，批评袁世凯摧残言论自由。然而这样的声音太微弱了。虽然天下成了袁氏掌中之物，但他也有不能称心如意之时。当年春天，他给汉口《大汉报》经理胡石庵颁发四等嘉禾章，竟遭到这位“书生本色”的报人拒绝，胡石庵在复电中断然表示不愿与袁所加赏的——“马贼”、“流寇”、“奸商”、“贪吏”、“反对共和之巨奸”、“痛杀民军之凶徒”、“焚烧汉口之元凶”为伍。
　　11月30日，黄远生成为《申报》驻京记者，发表了第一篇北京通讯《岁暮遗闻》，经历了“癸丑报灾”的言论界处在一片暗淡、萧索之中。
　　［记事］
　　1月29日，开封《自由报》被河南都督张镇芳查封，记者被拘。8月，主编贾飞侠被杀。
　　3月6日，西安《国民新闻》因连续报道“指斥军人”的消息，被军方捣毁，10日在《民立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进行抗议。
　　5月3日，天津《新春秋报》因指斥袁为“杀人卖国贼”，经理被传讯、卖报的多人被拘。5月11日，《新春秋报》以“妨碍治安”被封。《赤县新闻》因批评袁政府，创刊不久即遭当局查封。
　　5月8日，济南《齐鲁民报》发表《为宋案敬告北方军界同胞》，5月14日遭罚款500元、停刊一周等处分，不久被强行查封。
　　7月1日，开封《民立报》遭查封，主笔罗飞声、编辑敖瘦蝉、刘寿青及访员章培余等被捕，敖瘦蝉、章培余很快被杀，罗飞声8月中旬被杀。
　　7月8日，《四川民报》、《人权报》、《四川正报》、《宪演报》等联名散发传单，指责川督胡景伊“蹂躏议会”、“贿买报馆”、“卖官殃民”等。8月6日，胡景伊以四报“造谣”、“煽乱”等罪名下令“立即封闭”。《四川民报》总编辑谭创之被捕，创办人之一李俊侠被杀。同日，重庆《新中华报》成都分销处被关闭。8月11日，成都《国民公报》、《四川日报》以“妄评政事”遭查封。
　　7月25日，《湖南公报》、湖南通讯社被当地政府查封。
　　8月4日，桂林《通俗报》被迫停止发行。
　　8月13日，吉林《新吉林报》被封禁。
　　8月20日，福建当局接国务院密电，查封《群报》、《福建民报》、《共和报》等“乱党报纸”，逮捕主笔陈群、黄展云等三人。
　　8月30日，无锡《锡报》被封禁。
　　8月，南宁《民风报》因同情“二次革命”遭查封。
　　9月10日，常州《公言报》被迫停刊。
　　10月，“二次革命”失败后，《长沙日报》、《国民日报》等相继被封。
　　11月13日，南宁《指南日报》总编辑何永福因其评论触怒当局，遭到逮捕，初判死刑，后改监禁。12月5日《申报》曾发表《广西之文字狱》。
　　11月15日，湘督汤芗铭罚令长沙《湖南公报》停刊15天。
　　11月27日，袁政府下令禁止汪精卫在巴黎办的《社会杂志》入境。
　　12月7日，袁政府通令禁止仰光《觉民日报》在国内公开发行。中旬，严禁发售旧金山华侨在上海发行的《中华民国公报》。
　　12月22日，《天民报》、《大同日报》被封。
　　12月26日，张勋查封常州《兰陵报》，并缉拿主笔。
　　同年，南昌《晨钟报》、《豫章报》被江西护军使李纯查封。
　　在新疆办报的革命党人冯特民被军阀杨增新杀害。
　　1914年：反对《报纸条例》、《出版法》
　　远在云南边陲的蔡锷进京，不过是袁世凯“槛虎于柙”的伎俩，偌大的中国仿佛成了袁氏一人的囊中之物。在经过“癸丑报灾”、无数报人人头落地之后，言论界已一蹶不振，舆论的压抑比晚清还甚，名记者黄远生发出了“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的浩叹。
　　袁世凯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舆论一律，举国俯首。1月7日，他以大总统名义通令各省切实查禁国民党印刷品，“如有散布或售卖该乱党各种印刷文件”者，“从严查办”。3月2日出台的《治安警察法》规定，警察对包括报刊在内的印写物品，有“扰乱秩序之安宁”之嫌的，有权予以禁止、扣留。4月2日，袁世凯签署了《报纸条例》，共35条，包括：发行报纸须经警察官署认可，并交纳保证金100至300元；禁止报纸刊载“淆乱政体者”、“妨害治安者”、“攻讦个人阴私，损害其名誉者”等内容。总之，不准登载一切政府不喜欢的消息。即使国外报纸违反这些规定，也要没收报纸、处分发卖人。目的无非就是将所有言论置于警察的控制之下。
　　《报纸条例》一经公布，即遭报界强烈反对。当天，北京英文《京报》发表评论，批评这一“专职苛酷”的报律等于“以监督报馆之权，完全委之警察”。一旦实行，“将中国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之权剥夺殆尽也”。汉口《国民新报》在评论中指出，《报纸条例》多数照抄日本新闻纸条例，“而去其宽平，加以苛重”。4月13日，袁政府就新报律处分过严问题发表谈话。4月14日，北京报界同志会推出三代表，向内务部提出质询，要求进一步解释。内务部长派警政司长作了三点答复。4月18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发表评论，称“律中多有可笑可怪之处”，“自革命之后，北京宣布之法令多矣，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大约报律之结果，亦不外乎此也。”史量才掌握的《申报》也发表时评，明确指出：“报纸天职有闻必录，取缔过严非尊重舆论之道，故应取宽大主义”，并陆续报道了新闻界反对《报纸条例》的消息，“自新报律颁布以后，中外报纸评论纷纷，多表反对。”5月7日，《北京日报》等报馆联名呈文给国务总理，要求详加解释，明定范围，以资遵守。
　　6月20日，陆军部公布了报纸不得登载的13条军事秘密条款。北京报界同志会深为不安，7月下旬向内政部上禀帖。陆军部拒绝考虑他们的意见，复文更为骄横，连转载外报、外电也予以禁止。8月，报界同志会联名向袁世凯上禀陈，指出陆军部禁载军事秘密条款的范围“束缚言论，辱蔑报界，碍难遵守”，吁请袁能维持舆论。尚未得到什么答复，12月5日，更加臭名昭着的《出版法》又正式出笼了。其中第十一条规定，文书图画有“淆乱政体者”、“妨害治安者”、“败坏风俗者”等八种情况的，一律“不准出版”。北京报界同志会率先上书反对《出版法》，逐条予以驳斥，黄远生指出袁政府对言论的钳制超过了清廷，上海《时报》、天津《民意报》等纷纷发表措辞严厉的批评文章，但是，枪杆子在手的袁世凯又岂会理会他们的声音。
　　《出版法》与《报纸条例》一起，迅速成为袁世凯排除不同声音、钳制舆论得心应手的工具。从此，军队、警察随意干涉舆论成了常事。
　　7月23日，北京《大自由报》被陆军部勒令暂时停刊，两名编辑被捕。7月25日，陆军部以北京《醒华报》一则新闻涉及军事机密为由，罚令停刊3天，将负责人押送警厅。7月28日，陆军部致函京师警察厅转告各报，不得“随意登载”“军事政事”。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陆海军部、外交部通令各报，“无确切根据之词，一律不准登载”。
　　9月上旬，广东警察厅长下令各报馆，“慎重登载”外交、军事消息。10月7日，广东报界公会17家报纸联名要求对“禁载”令范围作出明确解释，确定执法机关，以免行政长官“自由处分”。
　　9月，烟台警厅通知各报，所有新闻必须先一天送审，经批准才能见报。
　　10月29日，北京《亚细亚报》被控违反《报纸条例》，黄远生以被告辩护律师身份两次出庭辩护，《申报》曾刊出他的辩词。最后以地方审判厅判决《亚细亚报》无罪而结案。
　　11月8日，杭州警察厅宣布对省城各报馆实行新闻检查，同时颁布了《检查报纸规则》6条。
　　这一年，至少有两个报人被杀，报纸被封、报人下狱的不计其数。3月14日，因披露鄂督段芝贵强买女伶王克琴进献给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一事，汉口《大汉报》以“泄漏秘密，鼓吹乱党，散布谣言，希图煽惑”等罪名遭查封，社长胡石庵、编辑记者朱钝根等13人被捕，胡石庵——一年前曾公开拒绝了勋位的书生转眼成了阶下囚，被判刑3年10个月，朱钝根被判1年1个月，另有两人被判3个月。其时，《大汉报》社还赫然挂着黎元洪辛亥年手书的“赤手回澜”匾额。
　　8月14日，鄂督段芝贵以反袁的罪名杀害了原《大汉报》编辑余慈舫。余“笔锋甚健，而性极刚烈，嫉恶如仇”，曾为《大汉报》、《大江报》撰文，“言论极为犀利，对任何人不稍顾忌”。他写过一篇《好恶的狗》，段芝贵乳名贵狗，因此怀恨在心。朱钝根在《新闻界之一页光荣史》中记载：“闻先后共斩八刀，始死。盖新闻记者死事之惨，慈舫实为第一人。”“断头台上凄凉月，多少朋侪唤我来。”这是胡石庵最伤心的诗句。
　　12月，香港《真报》主笔毛仲莹因有公开反对袁世凯的言论，在回内地探亲期间，竟被龙济光诱捕杀害。
　　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的《甲寅》月刊
　　新闻是明天的历史，那些封杀报纸、摧残舆论的丑恶事件，几乎都在老牌的《申报》版面上留下了永远的痕迹。在舆论压制的沉闷空气中，长沙《湖南公报》2月21日的短评《质问湖南公报》如此自我解嘲：
　　汝一再宣言，谓当强固不挠，坚持到底……而岂知今日之汝，迥非前此之汝……于湖南用人行政，绝不加以批评，岂湖南自政变后，遂无一不当之人，不法之事乎？
　　当时举国报纸，扪心自问，不是同样的可悲吗？在这样黑暗的年头，办过《苏报》的章士钊，只能在日本东京办他的《甲寅》月刊。寅年属虎，封面上也画了一只虎，所以被称为“老虎报”，所发文字也确有几分虎气，可惜远在异土。
　　从11月15日起，北京《亚细亚报》连续四天刊出劳乃宣的《正续共和解》、《君主民主平议》等文，为袁世凯恢复帝制鸣锣开道。
　　［记事］
　　1月10日，北京《新社会日报》时评中透露总理熊希龄窃取热河行宫古玩消息，以“关系个人名誉”、“挑动清宫恶感”等罪名被内务部查封。
　　3月24日，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刊出讽刺袁世凯的漫画，北京警察厅试图扣押当天的《顺天时报》被拒绝。
　　5月8日，广东汕头的《竞正日报》、《公言日报》、《大东报》等因报道潮梅兵变消息，三报被迫停刊，经理分别被捕。汕头报界公会发出通电要求查处。之前，汕头也曾发生过《新华报》主笔蔡则康等50人被捕事件。
　　5月上旬，广州《觉魂日报》也因报道潮梅兵变，刊出“乱党檄文”，被杀人不眨眼的广东都督龙济光查封，主编欧阳寿石等4人被捕。
　　5月16日，广州《岭华日报》、《大公日报》报道一条抢劫消息时涉及军人，龙济光以“污蔑军士行劫”的罪名，罚令两报停刊3天，并下令各报“一律不准妄登”未经政府公布的“此类事项”。
　　7月，湖南都督汤芗铭以反袁的罪名拘捕《湖南通俗教育报》发行人何劲（雨农），判刑6个月。
　　8月，重庆《正俗日报》因报道川督胡景伊“患肝病甚剧”消息，以“故意造谣，妨害治安”等罪名遭查封，发行人刘安国被捕。
　　夏天，成都《醒群报》因刊出吴虞批孔子的文章，被袁政府内务部电令封禁。
　　9月22日，广州《时敏报》因报道日军强取骡马并杀人的消息，日本领事干涉，当夜警察厅不说明理由即勒令停版。第二天，《时敏报》发布传单进行抗议。广东报界公会呼吁维护法令，尊重舆论。后以警察厅改罚《时敏报》停刊一周告终。
　　10月17日，江苏镇江《京江日报》主编仅因刊登卸任知县贩烟土被抓的消息而被捕。
　　10月23日，日本商人斋藤氏申请在重庆办《瀛华报》，袁世凯政府以“外国人不能在我国内地办报”为由，不批准。印刷局以“未奉警厅明文”为由，不代印。
　　11月14日，袁政府以“信口雌黄，极为悖谬”的罪名，禁止美国纽约出版的中文《民国公报》在国内发行。
　　12月15日，龙济光以“有意扰乱治安”、“淆乱观听”等罪名，禁止香港《共和报》、《大光报》、《人报》等进口广东。
　　1915年：梁启超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紧锣密鼓，准备黄袍加身的袁世凯加紧了对舆论的控制。1月，他通令各地政府派员进驻当地邮局，检查往来邮件，发现反袁报纸、书刊，立即没收。2月，汤芗铭在湖南颁布《检查报纸条例》。春天，别号“吴虎头”的北京《国风报》主笔吴鼐、原北京《民主日报》总编辑仇亮，因反袁先后被枪杀。6月8日，袁世凯政府内务部下令查禁《救国急进会宣言》、《救亡根本谈》、《纪念碑小说》、《中国白话报》、《爱国晚报》、《救亡报》、《五七报》、《公论报》等报刊小册子。7月10日，袁政府颁布修正后的《报纸条
　　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例》，仅从35条减为34条，内容并无什么变化。8月23日，“筹安会”出笼，帝制热甚嚣尘上。9月8日，袁世凯发布命令，禁止报纸刊载议论国体的文电。湖南、广东等地无不秉承袁世凯的旨意，严禁议论国体。反对帝制的报纸受到严重摧残，北京只剩下20家报纸、上海幸存5家，汉口只有2家，全国报纸销量从4200万份下降为3900万份。
　　但这并不表明言论界都已屈从于袁氏的淫威。8月10日，北京《亚细亚报》发表袁世凯政治顾问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的《共和与君主论》，传达出袁世凯试图称帝的信号。十天以后（8月20日），梁启超就在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了明确反对称帝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申报》、《时报》等大报迅速转载，风行一时，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
　　9月3日，《申报》在显着位置刊出《本馆启事》，“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拒绝袁世凯的收买，表明了反对帝制的立场。9月6日，仓皇离京的名记者黄远生在《申报》刊出启事，拒绝担任《亚细亚日报》上海版总撰述。9月7日，《时报》发表评论《梁任公》，为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大声叫好。
　　9月10日，“以赞助帝制运动为宗旨”的《亚细亚日报》上海版创刊当天，就收到读者勒令停刊的警告信。第二天，即遭炸弹袭击。
　　10月10日在上海创刊的《中华新报》“只求公理正义所在，不为金钱势力所倾”，张季鸾等执笔人无不以传达“真正民意”、“忠言报国”自期，反袁自在意中。11月3日，内务部禁止《中华新报》在租界以外“出卖散布”。10月19日，广州《觉魂报》因为批评帝制遭查封，四名编辑被传讯。处在上海租界的《时事新报》也因此被袁政府禁止邮递，从10月23日起不准销往外埠，并撤销访电执照。10月下旬，广东的龙济光下令组成检查所，对各报稿件进行预检。11月7日，袁记《着作权法》出台。这一年，还公布了中国第一部涉及无线电和广播的《电信条例》。11月12日，袁政府通令各省，严禁革命党人的报刊印刷品从海外进入内地。11月22日，何海鸣在上海《爱国报》发表社论《失态之政府》，指责袁政府为“叛国之万恶政府”。29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查封《爱国报》日晚刊，主笔王血痕被押送会审公廨“讯办”，发行人简书等潜逃。同月，广州《通报》因为发表反对帝制的消息被封禁，主笔朱通儒遭通缉。
　　遭革命党人误杀的着名记者黄远生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称帝，第二天，各御用报纸纷纷出版“红报”，自称“臣记者”的不乏其人。12月17日，上海《亚细亚日报》再度被炸，总经理刘笠佛差一点被炸死。12月21日，内务部以“言论悖谬”的罪名通令各省，查禁上海《中华新报》、《爱国报》，各地邮局“一律停止邮递”。12月25日，张季鸾等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30日即遭禁止邮递。同月，长沙《大公报》因揭露“筹安会”丑闻，几乎被关门。在警察厅长张树勋维护下才得以幸存，销路猛增到四五千份。天津《大公报》自英敛之退隐后，对袁世凯虽“有扬有抑，亦疑亦惧”，但“冷嘲热讽，无日无之”，反对21条和袁世凯称帝也是不遗余力。年底，隐居已久的英敛之致函天津一位天主教教士，严厉谴责天津《益世报》支持袁世凯称帝。
　　12月27日晚，已远走美国旧金山的黄远生，被怀疑是袁世凯的吹鼓手，倒在了中华革命党人的枪口下，年仅32岁。他的死是个悲剧，也是百年言论史的一大损失。他留下的《远生遗着》早已成为传世的经典。
　　黄远生被杀与梁启超传诵一时的名文，以及《新青年》的横空出世，构成了言论编年史上的斑驳色彩。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双十节”那天，《四川群报》主编樊孔周在门口张贴了一幅这样的对联：
　　庆祝在戒严期间，半是欢欣，半是恐惧；
　　言论非自由时代，一面下笔，一面留神。
　　长沙《大公报》12月4日发表的社论《报纸之责任与价值》中，对报纸不能履行“监督政府，改良社会”的理想深表遗憾，发出了“万能之政府，决不须报纸之监督，万恶之社会，又决非报纸之绵力所能改良”的慨叹。但在另一面，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率先举起“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他开宗明义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又进一步把人权扩大为民主）。无独有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群怀抱科学报国理想的留学青年（任鸿隽、赵元任、秉志、杨杏佛、胡明复等），也在这一年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的《科学》月刊。《科学》创刊之初即采用横排和新式标点，开风气之先。一个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新时代即将浮出水面。
　　中国第一份综合性月刊《科学》
　　记事
　　1月23日，成都《国民公报》因刊载袁世凯亲信陈宦即将入川任职的消息，遭查封。
　　2月1日，温州《瓯江报》、《飞霞报》、《醒报》因揭露官场腐败遭查封，三报主笔被捕，印刷局也接到了不许代印的通知。
　　3月3日，昆明《滇声报》因批评当权者裁减教育经费而遭强行搜查，被迫停刊，编辑李石公被捕。5日，《滇声报》发布紧急号外，要求云南各界给予声援。
　　3月15日起，青岛警察厅开始实行稿件预检制度。
　　4月，《湖南公报》因反对21条，被迫改组。
　　5月7日，邹永成等在上海创办的《救亡报》，出版3个月就因言论激烈而被法租界当局封禁。
　　5月，《甲寅》改在上海出版，没多久即遭查禁。
　　6月5日，内政部以“妨害治安”的罪名查禁蓝公武等办的《正谊》杂志。
　　6月16日，上海《五七报》、《救亡报》、《爱国晚报》三报负责人因“发表激烈反日文字”而遭拘捕，《五七报》被勒令停刊。
　　6月，汉口中华大学主办的《光华学报》因抨击21条，被地方当局封禁。
　　7月，长沙《湖南公报》因刊载郴州兵变消息，被湖南当局罚停2个月。
　　7月，重庆《危言报》编辑姚天笑因所发新闻触怒当地宪兵司令，被私行拘捕。
　　11月22日，《苏州日报》主笔吴生花因为刊出时评《西区巡警见死不救》，即以“破坏巡警名誉”的罪名被捕。
　　这一年，武汉《正心报》创刊不久即被封禁。成都《警华报》创刊不久即遭查封，主笔叶树声、记者辛丹书等4人被捕，拘留了12天。福州《求是报》遭查封。
　　1916年：“呜呼袁世凯”
　　在蔡锷“为国民争人格”的枪声中，袁世凯的皇帝梦做得并不安稳。1月1日，袁氏将他曾宣誓效忠的“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强迫各报改用洪宪年号纪年。新闻界虽然也出现了康士铎、乌泽声、汪健斋这样的“三小人”，但上海多数报纸拒不受命，继续沿用民国纪年。1月12日，内务部命令地方当局：所有使用民国纪年的报纸一律停止邮递。上海各报从这一天开始改用公元纪年。1月26日，袁世凯进一步通过淞沪警察厅发出警告：如再不用洪宪纪年，即按《报纸条例》严行取缔，包括《申报》在内的不少报纸才勉强应付，以6号小字将“洪宪纪元”排在公元年月日之下，字迹模糊，几乎难辨。同一天，各报还将淞沪警察厅致上海日报公会的来函全文刊出，借此向读者表明心迹。
　　2月24日，内务部以“罔顾舆论，任意造谣，……实属罪大恶极”等罪名，通令查禁上海《民信日报》。同月，汉口警察厅向《汉口新闻报》、《汉口中西报》、《国民新报》发出禁令，严禁转载上海各报及译载外文报纸有关护国运动、护国军的消息。3月中旬，内务部通令各地“一体从严查禁”天津《公民日报》和上海《民意报》。同月，创办未久的上海《民国日报》也遭封禁。
　　从1913年11月到这年3月，袁世凯政府查禁的中外出版物至少有90多种，其中报刊有66种。
　　3月22日，袁世凯在一片叫骂声中宣布撤销帝制。第二天，他宣布取消洪宪年号。从3月24日起，全国报纸都恢复民国纪年。
　　早就因为揭穿“筹安会”阴谋而遭禁邮的《时事新报》，邀请远在日本的邵飘萍回国主持笔政。从1月4日的《顺逆辨》到6月7日的《呜呼袁世凯》，邵飘萍仅在《时事新报》就发表了《呜呼袁世凯》等134篇时评、36篇社论，他同时还为《申报》、《时报》执笔撰文，以犀利的笔锋写下了《预吊登极》等脍炙人口的评论，“阿平”之名从此誉满全国。
　　4月，上海《中华新报》馆出版了《护国军纪事》，支持蔡锷的义举，到年底终刊共出了5期。
　　6月6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一命呜呼。6月20日，内务部电令撤回禁止《时事新报》行销的命令。上海日报公会致电交通部，要求对那些被洪宪王朝停邮的报纸解禁。同月，因反对帝制被关押了两个月的北京《益世报》主编潘云巢获释。7月6日，内务部咨文各地，宣布对上海《民国日报》、《中华新报》、《民信日报》、《时事新报》、《五七报》、《中国白话报》、《民意报》、《共和新报》等报及《甲寅》、《正谊》等杂志予以解禁。
　　7月16日，黎元洪以大总统名义废止袁世凯1914年4月颁布的《报纸条例》。9月，因反对帝制被查禁的重庆《新中华》、《国民报》、《正论日报》等复刊。下半年，河南仅开封一地就有6家报纸创刊。12月，曾被誉为“民国首功”的汉口《大汉报》复刊。到年底，全国公开出版的报纸总数上升到289种。
　　《申报》发行量已达到1.4万份，《新闻报》发行量突破了3万多份，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但诚如曹聚仁所说，“我们知道望平街上也曾产生过风行一时的报纸，却不曾产生一种足以代表舆论的报纸。”这年2月，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出了1卷6期后暂时停刊。到9月1日，更名为《新青年》继续出版。陈独秀提出了“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决心在思想、文化上下工夫，百年言论史上激荡人心的“《新青年》时代”即将拉开帷幕。
　　［记事］
　　1月4日，北京《新中国报》因披露日本侵略阴谋的消息，被京师警察厅查封，编辑何宇澄等被捕，发行人何斐被判处5年徒刑。
　　1月4日、27日，曾向上海《亚细亚日报》扔炸弹的杨玉桥、萧梅成先后被处死。但这张以鼓吹帝制为使命的报纸3月3日就停刊了。
　　4月4日，重庆《正论日报》因非议帝制而遭封禁，发行人张楠、经理陈锡之被捕，张甚至被判处9年徒刑。
　　5月18日，创刊才十来天的汉口《民报》主办人黎宗岳被炸身亡。汉口警察厅禁止汉口《民报》、《天声报》、《武汉民报》在租界外发行。
　　7月底，邵飘萍北上担任《申报》驻北京特派员，从8月23日起，他在《申报》发表的《北京特别通讯》广受读者欢迎，迅速成为黄远生之后中国最负盛名的新闻记者。因痛感中国时事新闻被外国通讯社左右，他还自办了新闻编译社，从8月起开始发稿。
　　8月15日，《晨钟报》在北京创刊，只当了22天总编辑的李大钊撰写了发刊词《〈晨钟〉之使命》。
　　9月，隐退多年的英敛之将《大公报》盘给大股东王郅隆，《大公报》的“英敛之时代”正式结束。10月，年轻的胡政之应聘出任《大公报》主笔兼经理，着手对版式、内容等进行改革。
　　因长沙《大公报》批评省议员，湖南省议会取消该报记者旁听的权利，还咨请警察厅取缔这张报纸，经过有关方面调停才解禁。
　　成都《四川新闻》创刊不久即遭川督罗佩金查封。
　　11月22日，林白水等创办的北京《公言报》因披露当局向美国秘密借款消息，发行人黄希文、编辑王德如被捕。
　　这年，龙济光在广东设立新闻检查员，扣发所有反袁、拥护共和的新闻、评论。广州《华国报》主笔林灿予因一篇《大盗移国论》遭到通缉。
　　北京英文《京报》主笔陈友仁因发表反日言论，一度被拘。
　　1917年：“《新青年》时代”
　　年初，胡适、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3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移到北大出版。在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领导下，暮气沉沉的北大迅速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民主与科学的摇篮。一个崭新的“《新青年》时代”已呼之欲出。
　　虽然“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新青年》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新思想，鼓动风潮，造成时势，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学子开始在《新青年》发表文章。以《新青
　　《新青年》的出现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年》撰稿人群体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开始独立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的巨大意义早已超越政治层面。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
　　胡适等曾经一度相约“二十年不谈政治”，而致力于思想、教育、文化的实践，也就是在实际政治之外用力。但是他们在《新青年》发表的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言论，确实是横扫千军如卷席。“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高一涵、易白沙、周作人等一代知识分子，第一次向孔教、礼法、贞节等国粹，向旧艺术、旧宗教、旧政治等发起了全面的、猛烈的冲击，第一次大力提倡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张扬自由自尊的人格、独立自主的人格，不是仅仅局限在政治层面，而是全方位地要引进新的文化、价值。也是第一次激烈地、大张旗鼓、毫无妥协地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其中的主角无疑是陈独秀。1940年3月24日，他在《中央日报》发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不无自豪地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其实不仅在思想言论上，他是把他的思想付诸行动的人，所以他这个北大教授会在五四运动中亲自去散发传单。称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当之无愧。胡适说过“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连鲁迅也承认，他那时候的小说创作是奉了陈独秀的思想“将令”。
　　3月1日，李剑农等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月刊，初由泰东书局出版，旨在“考证学理，斟酌国情，以求真是真非”，既“不为何种政团张其党势”，也“不自立门户”，另成一个新的政团。他们对武人拥兵黩武深恶痛绝，提出了解决时局问题的各种方案。内容涵盖政治、经济、财政、法律等各方面，撰稿人包括杨端六、高一涵、李大钊、周鲠生、丁燮林等，其中的一些人同时也是《新青年》的骨干。
　　胡适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其时，离袁世凯皇帝梦破灭不过一年，张勋带辫子军进京，拥废帝宣统复辟，重演了一出昙花一现的丑剧，将五色旗又换成了黄龙旗。从7月1日到13日，虽不足两星期，却扰动了整个中国。言论界也曾受到影响。7月，在哈尔滨，创刊不过一个月的《白话画报》因反对张勋复辟而遭查禁。在浙江海门，创刊不到4个月的《椒江日报》以“乱党机关”罪名遭查封。
　　胡政之主持下的《大公报》，从一开始就公开反对张勋复辟，“言论记事，翕合人心，有民初上海《民立报》之望”。在英敛之民国元年退隐之后已声光久不再的《大公报》，一时销量大增，发行量达到一万多份。
　　目睹张勋复辟的闹剧，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虽然暂时挫败了张勋的阴谋，但共和国家的隐患并未除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便那些成为“伟人”、“英雄”的军阀，也未必信仰什么共和。他所以要通过办刊物、写文章，引入新思潮、提倡新观念入手，就是痛感中国只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一切走马灯般的变来变去都和大众无关。《新青年》就是要开创一条思想言论的新路子，一条政治之外的路。
　　［记事］
　　1月，济南《齐美报》因刊出一则有关聚赌包娼的新闻，发行人被判徒刑，山东报界联合会认为判刑过重，电请总统、司法部和两院减刑。
　　2月17日，北京《公言报》披露中美借款合同草案，及众议院讨论有关情况，编辑王德如、发行人黄希文以“泄漏国会秘密”罪，分别被判刑4个月、3个月。28日，成都《民宪报》发行人雷建侯、编辑人曾砚愚，因一则《刑杖悲声动衙署》的新闻触怒当局而被捕。
　　3月8日，北京《国风日报》编辑裴梓青、发行人彭冀臣，以“言论过激，事实不符”被拘禁3天，并罚款。14日，两人又因“抨击段祺瑞太过激烈”，被指控犯有“侮辱官吏”罪，各判处罚款20元。
　　4月3日，北京《醒华报》因所刊《外交投票记名》的新闻触怒当道，编辑被捕。
　　5月19日，英文《京报》的陈友仁因披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商议借款密约，以“妨害公务”罪被判4个月。22日，陆翰文、项士元在浙江临海创办《时事日刊》，因批评北洋军阀对浙江的统治，出版仅3期即遭查封。从这个月26日起，随着北京政坛上黎元洪与段祺瑞权力之争白热化，北京警察当局实行新闻邮电检查，各报新闻电稿多被删改。
　　6月4日，北京《中华新报》以“时局濒危，纵言无益”，自动宣布停刊。杭州《之江日报》因避免言祸也一度主动停刊。在这前后，北京《民国新闻》、《共和新闻》等8家报纸相继停刊。5日，福州《心声报》也以“言论不自由”发表宣言，自动停刊。9日，成都《四川群报》发行人樊孔周因为在评论中反对驻军违章抽取盐税，遭暴徒狙击而遇害。
　　同月，广州《南越报》主笔李汇泉因为反对当局开赌禁，桂系军阀谭浩明不经审讯即将他枪杀。
　　10月初，《北京英文晚报》以“该报议论，妨碍时机”处以停止营业。
　　从11月10日起，北京《晨报》及上海《申报》、《时报》、《民国日报》、《中华新报》等报纸都在显着位置、以大字标题报道了苏俄十月革命的消息。
　　11月19日，因湖南局势动荡，长沙《大公报》一天四次遭抢劫而被迫停刊。12月12日，才复刊6天的《大公报》又遭查封。
　　11月20日，北京英文《京报》因在社论中语涉日本干涉内政，以“该报议论，妨碍时机”处以停止营业，社长陈友仁再度被捕。
　　北京《中原日报》因刊出批评冯国璋的评论，编辑王元震被拘押。成都《警华报》副总编辑顾品珍等6人因在新闻中讽刺四川督军罗佩金而被捕，多次遭军棍等刑罚。
　　1918年：“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新青年》从这年1月15日出版的第4卷第1号起，全部改用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陈独秀的短文激越雄健，往往为青年所喜爱，胡适文章风格清新明畅，独步一时。鲁迅的讽刺性杂文尖刻、犀利，犹如双锋利刃。周作人的文章则活泼轻松，使读者感觉犹如与家人聚谈。其他一些推动新文学、新思想运动的教授和学生领袖如钱玄同、刘复、罗家伦、傅斯年等，则大多是雄辩强劲的作家，更不用说运动中所涌现出的其他大批年轻的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
　　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
　　和诗人。”周策纵：《五四运动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页80。通过《新青年》这个小小的公共平台，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破土而出，将百花齐放的“《新青年》时代”一步步推向高潮。
　　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创办综合性副刊《学灯》，张东荪、俞颂华、宗白华等主编，一灯如炬，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为宗旨，“屏门户之见”，“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它和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一起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平台。
　　邵飘萍手创《京报》，这是后来自建的报馆
　　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独立创办了《京报》，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提出：“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坚持以新闻为主，遵循“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的原则。无党无派、不以任何特殊的势力集团为后盾的《京报》，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得到读者的喜爱，在报界异军突起。
　　邵飘萍后来在《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中说：“《京报》每顺世界进步之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出版不数月，颇蒙内外各界赞许，在言论上已占相当之地位。”章士钊说：“良家子女，累累伺振青之声音颜色以行”，其言论影响之大从中可见一斑。那时，邵飘萍也给《时报》、《申报》发电讯，但时上海各大报“都是持保守主义的”，“狄楚青胆小，认他是一位冒险人物；史量才竟说他要垄断上海新闻”。
　　《京报》创始人邵飘萍
　　12月22日，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新青年》之外又创办了《每周评论》，以发表政论性文章为主，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宣布：“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每周评论》标志着部分《新青年》同人开始将目光转向现实政治层面。深受《新青年》影响的更年轻的北大学子也已开始在酝酿出版自己的杂志：《国民》、《新潮》等。
　　在无数青年学子的心目中，这几乎是一个《新青年》独领风骚的年头。邵飘萍手创《京报》，则开启了一条知识分子白手起家、独立办报的道路，为文人办报树立起一个新的榜样。然而，对报纸、报人的迫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北到南，割据一方的军阀可以为争地盘、抢椅子打个你死我活，他们对言论自由的恐惧和摧残常常是如出一辙。6月23日，广东《民主报》在刊出《财政厅之更动》新闻当天，主笔陈耿夫就以“挑拨军心”的罪名被捕，第二天凌晨遭枪杀。第二天广州各报联合自动停刊一天，抗议桂系军阀莫荣新的暴行。25日，广东报界全体在报界公会集会，抗议当局摧残舆论，妄杀无辜，作出四项决议：一、26日全部报纸停刊一天，以志哀悼；二、向国会、省议会请愿，要求伸张正义；三、此后一律不刊登有关督军署的文件；四，向中外报界发出通电。
　　9月23日，北京新闻交通通讯社因为一篇通讯稿《呜呼三大借款》，揭穿段祺瑞政府擅借外债的真相，触怒当局，负责人何某被拘捕。第二天，通讯社以“扰乱治安，颠覆政府”的罪名被查封。
　　同一天，曾刊用这篇通讯稿的8家北京报纸《中华新报》、《国民公报》、《晨钟报》、《大中华日报》、《民强报》、《大中日报》、《亚陆日报》、《经世报》等被强行查封，罪名是“故意造谣，泄漏秘密”，“破坏邦交，扰乱秩序，颠覆政府”，有关编辑人遭到传讯。时为《中华新报》总编辑的张季鸾第二次入狱。12月1日《晨钟报》改名《晨报》继续出版，有些报纸从此就消失了。
　　10月17日，北洋政府颁布新的《报纸条例》。条例虽然承认报纸抒发民意、传播消息，是传达舆论的机关，“不可不予以自由”。但与袁世凯时代的《报纸条例》相比，只是取消了交纳保押费作为报纸发行要件的规定，禁载事项换汤不换药，无非改动了个别名词，比如将“妨害治安”改成了“妨害公安”等，而且增加了不准“侮慢元首”一项。更严重的是，“警察官署认为有重大危害时，得以警察处分，停止其发行”。这就意味着警察随时都可以依据《报纸条例》侵害新闻自由。
　　天津《益世报》因为着论反对军阀，曾被迫停刊40天。福州《心声报》干脆以发表宣言、宣布自动停刊的方式，控诉当局对报纸的迫害、抗议言论出版的不自由。
　　［记事］
　　1月30日，江西《九江日报》因报道消息失实被封闭，编辑主任罗常彬、经理万和悦遭通缉。
　　1月，广东军政府颁布《暂行报律条例》，禁止刊载“淆乱自主政体者”、“煽动、曲庇、赞赏、救护叛逆犯及陷人于叛逆者”等新闻。
　　4月28日，成都《民知日刊》在出了38期后遭地方军事当局查禁。
　　5月，北京《启商报》因批评总统冯国璋而遭京畿总司令部查封。成都《平报》创刊不久即因主笔被捕而停刊。
　　7月18日，长沙《大公报》因为刊登冯玉祥在常德宣布独立的消息，被湖南军阀罚停20天。同一天，长沙《正义报》因刊出同类消息被封，经理杜启荣被判刑3年6个月。
　　9月25日，广州《南越报》、《新中国报》遭查禁。
　　9月，长沙《湖南通俗教育报》负责人何雨农因《孔二老师发气》一文，被张敬尧撤职。
　　10月9日，张敬尧查封湖南《公言报》，并逮捕发行人和一名工人。
　　冬天，胡政之受天津《大公报》委派前往欧洲，采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成为中国第一个采访国际新闻的记者。
　　1919年：陈独秀被捕之后
　　陈独秀在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真是掷地有声，令人神旺：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是一个永远让人记忆的年头，一个激动人心的年头。1月的北大校园，虽然寒气逼人，却涌动着新思潮的暖流。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师长的大力支持下，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创办了《新潮》（The Renaissance，意即“文艺复兴”）月刊，“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许德珩、邓中夏、黄日葵、曾琦、段锡朋等创办了《国民》杂志，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为宗旨。《新潮》更像是《新青年》的翻版，影响在《国民》之上，对全国学生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
　　到这年3月，即“五四”前夕，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新潮》等为代表的报刊大量介绍新文化、新思想，与旧文化、旧思想展开了一波又一波激烈的论战。“《新青年》时代”走上了它的顶峰，同时这也是《新青年》群体分化、演变的前夜，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新青年》同人即将分道扬镳，根据各自选择的价值观以及对中国的理解踏上改造社会之路。
　　5月1日，北京各报广泛报道了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攫取德国在山东一切特权的消息，牵动了千万人心，尤其是年轻的学生们。4日，北京学生首先走上街头，聚集天安门前，火烧赵家楼，30多名学生被捕，一场学生运动改写了中国历史。包括邵飘萍的《京报》及《益世报》、《国民公报》在内都作了大量报道和评论。第二天，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等在报道有关消息时，还刊出了“北京学生全体通告”，“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宣誓掷地有声。5月6日的《晨报》社论就是《为外交问题警告政府》，同时发表了各界人士保释被捕学生的函电，为学生请命，一时发行量大增，从近万份上升到两万份左右。从这一天起，远在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也刊出了支持学生的新闻和评论。从5月11日起，《每周评论》连续5期对五四运动进行全方位的连篇累牍的报道。5月12日，全国报界联合会发出了“讨贼通电”。5月15日，上海《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时报》、《神州日报》、《中华新报》等7家报纸刊出联合决议，拒绝刊登日商广告。没想到这一决定一直维持了十六七年。
　　北洋军阀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对舆论的压迫。5月20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办的《五七报》创刊不到三天就发行四五千份，却被京师警察厅一纸通令“禁止发行”。《平民周刊》、《救国周刊》、《进化》、《民声丛刊》、《工人宝鉴》、《太平洋》等书刊也遭到相同的命运。5月23日，北京《益世报》
　　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期的陈独秀
　　因“登载山东军人痛外交失败之通电一则”，以“煽惑军队，鼓荡风潮”等罪名遭查封，总编辑潘蕴巢被捕下狱。25日《晨报》、《大公报》都报道了这一消息。29日，《益世报》恢复出版，发行量因此大增。
　　从5月23日到7月7日，北京警察厅每晚派人到《晨报》、《国民公报》检查所有稿件，未经审核的稿件，一律不准登载。《晨报》为此刊出“特别广告”、“特别启事”，一再向读者说明真相，“凡读者诸君所极感兴味极欲闻知之言论事实，不敢保其不受限制”。
　　即便是在租界，言论自由也时常受到威胁。6月20日，上海法租界颁布“发行印刷品定章”。7月10日，上海租界工部局在纳税西人特别会议通过的《印刷附律》议案，目的就是为了钳制言论。上海书业报界联合会、上海日报公会等团体及各报刊纷纷发表声明、评论，抨击这一违背新闻自由原则的议案。北京公使团因为美国、西班牙等的反对而未能批准。但工部局没有声明撤销，《新青年》、《民国日报》等仍随意被查抄、没收、封禁。7月2日，戴季陶、沈定一等人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及：“如果不能把英租界的提议打消了，恐怕舆论中心的上海，要化成文字狱的监牢啊！”
　　6月11日晚，陈独秀到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由他起草、由胡适译成英文的《北京市民宣言》，当场被拘捕。6月13日，《晨报》、《北京日报》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举国舆论一片哗然。14日，上海《民国日报》全文发表陈独秀的《北京市民宣言》，15日发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猖獗》的述评。同日，《时报》刊出《陈独秀被捕》时评。17日，《申报》刊载《北京之文字狱》杂评，尖锐指出“陈独秀之被捕，《益世报》之封禁，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狱也”，批评北京当局“树欲静而风又来，是诚何心耶”。上海《神州日报》、《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都纷纷发表消息、评论。7月14日，青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的《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为这位“思想界的明星”大声疾呼。
　　直到9月16日，在舆论的呼声下，陈独秀被关押了93天之后终于获释。期间，连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也曾站出来为他说话。多年以后，胡适仍记得那感人的一幕，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耿云志、欧阳哲生主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367。
　　8月22日，《京报》因为抨击当权的安福系政府对日借款是“祸国阴谋，借债愚策”而遭查封，邵飘萍再度亡命日本，编辑潘公弼被捕，监禁了两个月。包天笑回忆，邵飘萍曾亲口对他说过：“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秘密。”
　　10月24日，因为报道北京学界活动、刊载《克鲁泡特金自传》及评论，北京《国民公报》第三次遭查封。第二天，主办人孙几伊被捕，判处1年2个月徒刑（经上诉，1920年5月14日才改判5个月，已超期羁押）。案发之后，舆论哗然，司法界、新闻界尤为关注，《晨报》等京、沪各地报纸纷纷报道、评论，声援《国民公报》和孙几伊，酿成了轰动一时的“国民公报案”。《晨报》连续报道，不遗余力，发表了被告律师的辩护书、一检查官论被告无罪的理由、判决书全文等，时评栏目还发表了李大钊的《国民公报判决感言》等。
　　从1918年到1919年底，全国被查封的报刊有100多家。尽管军阀压制言论的手段没有变，但在那个年头什么样的铁腕强权也显出了它脆弱的一面，“五四”浪潮汹涌澎湃，浪花四溅，天应海鸣，仅“五四”之后的一年间，全国就出现了400种以《新青年》为榜样的报刊，大多数是学生办的。这些激动过一个时代、浸透了许多莘莘学子理想的报刊掀起了一个新文化的巨大浪潮，将陈独秀、胡适他们所倡导的新思想迅速推向了全国。朝气蓬勃的新青年们有幸赶上了那样一个大时代，仿佛他们天生就有发言权，办报办刊、结社集会，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那是属于他们的时代。正因为如此，所以1919年的天空，才会如此星斗灿烂，令人眼花缭乱。
　　［记事］
　　6月16日，上海《民国日报》推出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副刊。
　　7月14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的《湘江评论》，毛泽东主编，他在发刊词中倡导“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从7月21日到8月4日，分三期连载了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出至第5期，还没来得及发行即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
　　7月15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创办《少年中国》月刊。
　　7月21日，周恩来等参与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9月22日曾被迫停刊，经抗争才于10月7日复刊，“天天在奋斗里讨生活”，发行量6000多份，最高达2万份。
　　8月31日，《每周评论》出至37号遭查封。从26号起任主编的胡适多年后回忆，他当时在一个朋友陪同下，去见了警察总监吴炳湘，吴劝他“不要办《每周评论》了，要办报，可以另起报名。我答应了，此事就完了。”
　　9月2日，北京政府内务部电令各省查禁《工人宝鉴》、《官场揭隐》、《政府秘密大观》、《新知识》、《民国正义》、《治世要诀》、《下士衣食》等书籍。
　　9月上旬，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自治会的会刊《新湖南》周刊从第7期起由毛泽东接编，出到第10期遭查封。
　　10月10日，杭州青年学生创办《双十》半月刊，11月1日改为《浙江新潮》周刊，“提倡人道真理”，“和黑暗、伪道、兽性的势力奋斗”。第二期发表的施存统的《非孝》一文，震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视之为“雷霆风雨”，有人视之为“大逆不道”。勉强出了第3期即遭查禁。
　　秋天，方志敏在江西弋阳创办《村铁》旬刊，不久即遭查封。
　　10月25日，北京政府公布了管理印刷营业规则。
　　11月1日，瞿秋白、郑振铎、许地山等青年学生在北京办了《新社会》旬刊，王统照等参与创办了《曙光》月刊。
　　12月6日，一批欧美留学归国和国内有志言论事业的学生在上海创办《民心周报》。
　　年底，创刊不久的福州《福建时报》因为披露一则军队索饷哗变消息，被当局查封。
　　1920年：《争自由的宣言》
　　“五四”余波荡漾，这一年全国各地青年学生新办的报刊令人应接不暇。南京的《少年世界》、上海的《新妇女》、温州的《新学报》、北京的《青年旬刊》、《奋斗周刊》、《醒农》、成都的《四川学生潮》、杭州的《钱江评论》、《浙人》，以及外地在京学生办的《秦钟》、《新浦江》、《新四川》、《教育声》、《四川教育新潮》、《新陇》等，遍地开花，万紫千红。老牌的《东方杂志》也宣布改版，要成为“发表言论商量学术之公共机关”。《时报》、《京报》、《晨报》纷纷推动《儿童周刊》、《儿童世界》，一个“青春中国”、“少年中国”似乎呼之欲出。
　　另一面，北洋军阀政府对言论的钳制也从来就没有放松过。2月12日，《晨报》刊载了国务院通令全国实现邮电检查的通电：“现在过激潮流深延滋蔓，妨碍地方秩序，影响于国家安宁……为防范过激意见，对于往来邮电各地应施以检查。”7月11日，京师警察厅向新闻界下达了第九十一号《布告》，警告新闻界要“格外审慎，以持平之论调记载真确之事实”，不得“妨碍时局，摇动人心”。
　　8月1日，胡适和蒋梦麟、李大钊、陶孟和、王文伯、张慰慈、高一涵等七位知识分子联名在《晨报》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东方杂志》第17卷16号予以转载。他们开篇即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得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来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他们所以要郑重提出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就是希望全国同胞起来力争。在关乎“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的自由中，最重要的就是言论、出版自由，然后是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
　　胡适（后排左一）与杜威（前排右一）、杜威夫人（前排右二）、史量才（前排左一）、蒋梦麟（后排左二）、陶行知（后排左二）摄于上海
　　他们呼吁立即废止1914年12月4日袁世凯颁布的《出版法》、1914年4月2日公布的《报纸条例》和1919年公布的《管理印刷业条例》。
　　袁氏的《出版法》把人民着作、发行、印刷、出售散布文章、图书的自由都交给了警察和行政官吏，“不独把宣传文化灌输学术思想的工具完全破坏，并连《约法》上出版自由也根本消灭”。
　　《报纸条例》将所有定期和不定期刊物的言论自由放在了警察官署手里，“结果把个人意见和社会舆论的发表权，寄附在警察官喜怒之下，思想既不能自由，舆论也不能独立，约法上言论自由的规定还有什么效力！”
　　“《管理印刷业条例》把印刷局的营业自由完全剥夺，使约法上营业自由全归无效。”欧阳哲生编：《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上册，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页207—209。
　　按照胡适的习惯，凡是他执笔起草而与别人共同发表的文章，都是列名最后的。41年后，他重读这篇宣言，“高一涵放在最后，李大钊居第六位，照这个次序看来，可能是高一涵起的稿。”胡颂平编着：《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页3621。
　　其时，胡适和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思想上已经分途，《新青年》群体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主张“多谈些问题”的胡适与信仰“主义”的李大钊同在一份宣言上签名，这却不是最后一次。
　　从9月1日起，《新青年》在陈独秀主导下移到上海出版，吸收陈望道等左派知识青年参与编辑，迅速发生转变。1919年11月，陈独秀还说过“我们现在要实现民治主义（Democracy），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到了1920年，他就宣布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专有物”，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他在“五四”之后的这一重大转向深刻地影响了未来中国的面貌。从11月起，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以《新青年》及《共产党》月刊为载体，梁启超、张东荪以《时事新报》为载体，就社会主义问题展开了长达一年多的论战。一个以文化启蒙、思想解放为主旨的“《新青年》时代”结束了，对此，胡适一直深感惋惜。1923年10月9日，他在写给高一涵、陶孟和等人的信中说：“《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页217。
　　［记事］
　　1月20日，周恩来等南开学生组织的天津觉悟社出版《觉悟》，只出了一期，就因为周等被捕而停刊（后来复刊，出到第9期遭查禁）。
　　2月，国务院一次查禁“宣传过激主义”的书刊83种。
　　5月，瞿秋白等办的《新社会》旬刊被京师警察厅查封。随即出版的《人道》月刊只出了一期，第二期未及出版即遭查封，接着出版的《批评》半月刊也未能持续多久。
　　6月13日，《四川学生潮》创刊，一再受到阻挠和查禁，多次停刊。
　　7月8日，江西《民报》以泄露军机罪遭查封。同一天，《江声日报》因报道“米谷涨价，民食恐慌”，拒绝交出投稿人而被迫停刊。
　　7月13日，天津《益世报》被禁止发行。
　　8月初，胡政之采访巴黎和会、游历欧洲归国不久，即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本报改造之旨趣》，准备革新《大公报》，不料直皖战起，8月12日，他发表启事，离开了《大公报》。
　　8月9日，北京《公言报》因披露政坛内幕遭直系军阀查封，编辑汪世澄被捕。
　　8月15日，陈独秀等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界》周刊，当局以“煽惑劳动，主张过激”罪名予以查禁，并密令“缉拿查办”陈独秀等。
　　9月15日，马千里等在天津创办的《新民意报》，曾连载周恩来在狱中写的《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还发行了单行本。
　　9月20日，邵飘萍回国，复活《京报》，继续以“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相期许。
　　9月17日，湖南各报成立报界联合会，以争取新闻自由为中心目标。
　　9月，中美合资创办的济南《大民主报》因在评论中批评军阀“惧外仇内”，经理和主笔被捕，经美方交涉才保释出来。
　　10月，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等人应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共同派遣，踏上前往红色俄国的旅途，成为“十月革命”后到苏俄采访的第一批中国记者。
　　12月5日，北京《劳动音》周刊出了5期后遭查禁。
　　这一年在天津创刊的《劳报》日刊，仅出了20多天即遭查禁。
　　1921年：《不自由毋宁死》
　　大大小小的军阀们忙于争权夺利，对言论的控制相对有所放松，报刊总数达到1137种。6月6日，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第三届大会致函国务院：
　　窥维言论、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载在《约法》，民国三年所颁行之《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及民国八年所颁行之《管理印刷业条例》等，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种种自由加以限制，显与《约法》冲突。征之法理，命令与法律相抵触，则命令无效；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则法律无效。……然自此等诸法颁行以后，言论，出版，集会种种方面居然受其制裁，且因此而罹祸灾者不知其凡几。此真吾国特有之例，无疆之羞，本会认此为切身之害。佥谓在《约法》范围内，该《出版法》等，当然无效，公同议决以后，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绝不受其束缚，除通告全国报界，此后誓不承认该《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管理印刷业条例》有效外，理合据情通知以免纠纷。
　　同一天，全国报界联合会发给报界的通告稿《不自由毋宁死》中也断然表明：“凡我同业以后亦幸勿再受此等非法政令拘束”。并要求将通告“务必在各报第一版第一页刊登”。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一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526 — 527。
　　这是“20世纪中国罕有的说理透辟、掷地有声的争自由的重要文献”（袁伟时语），不应该尘封在北洋政府内务部的档案中，而应大力彰显，成为百年言论史上有声有色的一个章节。它上接胡适等《争自由的宣言》，下启新闻界、文化界持续不断、要求废止《出版法》之类恶法的运动。
　　10月12日，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镌》脱离正张独立，成为弘扬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潮的一个重要园地，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最初就是在这里连载的。12月1日《晨报》创刊三周年时，在社论《我们对于“人的生活”的责任》中提出，促成一般人对于“人的生活”的认识，是着手改造社会的“根本中之根本”，是《晨报》和言论界的责任，而不是眼前抓住什么主义来应急。谭熙鸿在《晨报的三周年的纪念》中指出，《晨报》“已渐渐的脱离私人式的言论机关的态度，而入于社会式的言论机关的规模”。
　　12月，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界大会会长威廉博士和美国新闻家、万国报界联合会新闻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格拉士等访华，史量才在《申报》举行的招待会上说，“虽七年来政潮澎湃”，《申报》的宗旨从未改变，“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刚才格拉士所说的“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与本报宗旨正好符合，并郑重表示自己“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
　　也是这一年，《时报》易主，结束了狄平子时代，但人们将不会忘记这份曾影响中国报业史至深、吸引过少年胡适的报纸。在老报林立的上海，一份新报纸《商报》在这年元旦诞生，曾在辛亥年《天铎报》论坛上小试锋芒的陈布雷主持笔政，他以“畏垒”的笔名评论时政，笔锋犀利，富有魅力，在言论界赢得广泛的赞誉，一份面向商界的报纸也因此具有了知识分子的品格，受到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欢迎，发行量达一万数千份。
　　12月10日，《时事新报》出满第五千号，发表梁启超执笔的《本报五千号纪念辞》：
　　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之不易独立。……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诩，但酷爱自由，习而成性，常觉得金钱之来，必自势力，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即不全支配，最少亦受牵掣。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任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掣，即与罪恶为邻。吾侪不能革涤社会罪恶，既以兹愧，何忍更假言论机关，为罪恶播种；吾侪为欲保持发言之绝对的自由，以与各方面罪恶的势力奋斗，于是乎吾侪相与自矢：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
　　这些话既是大半生“以言报国”的梁启超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曾是《时事新报》长期恪守的原则。
　　［记事］
　　1月，内务部批准京师警察厅进行邮电检查和印刷品检查，以防止过激主义的传播。
　　2月11日，上海新青年社发行部被法租界巡捕房查封，经理周少伯罚洋50元，限3天内离开租界。承印《新青年》的印刷所同时被查抄，排印中的《新青年》第8卷6号稿件全部被没收，并以“言词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由，禁止在上海发行。两个经理人各罚洋100元。
　　3月1日，林白水和胡政之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提出“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
　　4月18日，在哈尔滨创刊不久的俄文《前进报》主编海特以“宣传过激主义”罪名被捕，6月5日《前进报》停刊。
　　5月，安徽军阀一次查禁《社会改造原理》、《社会主义史》、《到自由之路》、《新安徽》等6种书刊。
　　6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以“宣传过激主义”罪名撤销《湖南通俗报》主持人所兼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一职，6月15日，该报被迫停刊。
　　7月15日，少年巴金参与编撰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半月》，因发表文章反对四川当局不准女子剪发的禁令而遭查封。
　　7月，北洋政府内务部批准了吉林《东省特别区暂行取缔报纸规则》，比《出版法》、《报纸条例》更为严酷。
　　9月1日，胡政之主持的国闻通讯社开始在上海发稿，其实是孙中山、段祺瑞、卢永祥三方合作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机构。
　　10月4日，上海租界巡捕房查抄《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等5人被捕，拘押了2天，后以“陈独秀罚洋一百元充公，抄案书籍，一并销毁”结案。
　　1922年：《我们的政治主张》
　　从文化界到新闻界，争取言论自由依然是这一年的主题。2月14日，北京《晨报》报道了“北大新闻同志会”成立的消息，同时刊出三位教授的演说词。徐宝璜称新闻是近代以来世界“新发明的一大武器”，是“无枪阶级”对付“有枪阶级”的惟一武器。李大钊批评新闻界只关注“督军的举动”、“阔人的一言一行”，却漠视“穷人因穷自尽”或“因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
　　胡适呼吁讨论“社会上活的问题，真的问题”，“发为有力的主张，这对社会才算有贡献”，“如果把活的问题与真的问题抛开，……谈谈赢余价值，或者捧捧契诃夫、莫伯三，对于社会上事业，一点影响也没有”。哪怕讨论“活的问题”（如总统问题、国会问题等）是有危险的，“甚至于封报馆，坐监牢，受枪毙”，也不能拿空洞的主义来为军阀、政客的报纸“充篇
　　1922年的胡适
　　幅”。他之所以要创办《努力周报》，就是身体力行，从关注“活的问题，真的问题”入手，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以言论影响社会，改造社会。
　　10月14日，蔡元培、林长民、邓中夏、毛一鸣等作为北京72个团体推出的代表，向北洋政府递交请愿书，强烈要求政府“顺从民意”，废止剥夺言论自由的《治安警察条例》和《出版法》。
　　10月27日，北京成立了“言论自由期成会”。11月10日，140多位作家、记者出席成立大会，公推大同通讯社的林天木为主席，胡适、李大钊、梁启超等60人为评议员，确定宗旨为：“向国会请愿，废止《出版法》，亦别定保护言论自由条例，实现言论自由。”经费由会员负担，一旦达到目的即自行解散。
　　武汉新闻界也发出了要求废止《出版法》的声音，10月30日，武汉日报公会召开紧急大会，强烈抗议湖北军阀萧耀南取缔报馆的命令，并决定联合北京、上海等地新闻界，一致要求废止《出版法》。
　　在力倡“少数人的责任”、“一打好人”主义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推动下，5月7日，胡适、高一涵、丁文江、陶孟和、罗家伦、张慰慈等知识分子创办的政治评论刊物《努力周报》在北京问世。胡适最终破墙而出，告别了“不谈政治”的自我承诺，开始踏上书生论政的不归路。
　　5月14日，16位知识分子联名在《努力周报》、《晨报》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发表胡适执笔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签名者包括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行知、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文伯、丁文江、胡适。他们中有大学校长、教务长、系主任、图书馆主任、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地质调查所长，都是在各自领域有成就的学人。他们的政治信仰不尽相同，比如李大钊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后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与胡适他们的政治观点也有很多分歧，但这并妨碍他们在政治改革的有限目标方面达成共识，发出共同的声音。
　　16位知识分子以集体联署的方式公开提出了“好政府主义”，在他们看来，一个“好政府”至少能够：“（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为此他们提出政治改革的三条要求：“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
　　他们表示，中国之所以败坏到当时的这步田地，原因虽然很多，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呼吁“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第一步也就是呼吁“好人”来建造“好政府”。欧阳哲生编：《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上册，页210—214。
　　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他们最后提出“南北早日正式开和平会议”、裁兵、裁官（实行“考试任官”制度）、改良选举制度、“公开的、有计划的财政”等具体主张。
　　自近代以来，知识分子联名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并不罕见。继胡适等七知识分子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和《我们的政治主张》之后，这一形式成为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表达政见的一种重要模式，也是知识分子争取和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重要途径。《我们的政治主张》如同在一潭死水中投入了一块石头，很快就在全国上下引起相当程度的反响。北京有七所高校的校长公开在《努力周报》发表联署声明，支持这一主张。无论是否赞同“好政府主义”，来自各界的知识分子热情地围绕着“主张”展开了讨论。邵力子接连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几篇评论、随感。李剑农也在《太平洋》杂志发表政论，对他们的“主张”作出回应。这些文章和讨论深化了16个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难怪有学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一次“稍微像样的自由主义运动”。
　　［记事］
　　2月7日在成都创刊的《人声》报，只出到第三号，就被警察厅以“鼓吹社会主义”罪名勒令停刊。
　　2月，林白水主办的《新社会报》披露炙手可热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搬用飞机炸弹和盐余公债的黑幕，被北京警察厅勒令停刊。
　　4月30日，《申报》迎来了五十周年纪念，也是史量才接办《申报》十周年，发行量已从1920年的3万份增加到5万份。为此，《申报》历时一年特别编印了装帧精美的大型纪念册《最近之五十年》，邀请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名家撰写文章，详细回顾了五十年来的世界、中国以及《申报》的历史。
　　5月1日，林白水《社会日报》复刊辞中说：“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斩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然，所以自刑也。”
　　同日，南昌《大江报》的“五一劳动节特号”尚未面世，就被军阀陈光远封杀。《大江报》、《正义报》、《中庸报》、《匡报》接着也遭查封。
　　6月3日，上海《劳动周刊》出至41号，被公共租界工部局以“登载过激言论”“鼓吹劳动革命”等罪名勒令停刊，李启汉被捕，6月9日被会审公堂判处监禁3个月，并驱逐出租界。
　　6月17日，《广州晨报》主办人夏重民因经常批评据有广东的陈炯明及其部下而遭逮捕，叶举下令将夏毒打后捆绑沉入珠江淹毙，报社被捣毁封禁。
　　7月初，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杭州观潮日记》一文，语涉浙江军阀卢永祥，卢电令扣留报纸。
　　8月9日，陈独秀再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住所遭查抄。京、沪各报迅速报道了这一消息，刊出各界营救通电。8月15日，《晨报》发表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斯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十团体发出的《为陈独秀被捕敬告国人》宣言。18日，“陈独秀罚洋四百元充公”后获释，被抄去的《新青年》等“禁书及底稿等物”“一并销毁”。因为陈独秀手头拮据，9月24日，包括胡适、蔡元培等在内的14人联名在《晨报》发出《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向社会各界发出呼吁。
　　8月，复刊不久的《四川学生潮》被成都卫戍司令部以“着述思想过新”、“诚恐影响治安”为由查禁。
　　9月13日在上海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多次遭租界和军阀当局的没收、查禁，只能辗转各地或秘密、或公开发行，发行量有限。
　　秋天，租界当局查封了曾出版过《共产党宣言》的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
　　12月1日，高举“拥护正义，主持公道”旗帜的《晨报》，迎来四周年纪念日，蒋梦麟、余上沅等纷纷撰文祝贺。
　　1923年：“我是不跑的”
　　当北洋政府通过“取缔新思想”议案时，胡适正在住院，外间却盛传他逃走了。为此他在1月7日的《努力周报》发表《“胡适先生到底怎样？”》的短文，直言：
　　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努力周报》影印本，岳麓书社1999年版。
　　10月9日，他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的信中说：
　　我想，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页217。
　　然而当他“一觉醒来”，肥头大耳的曹锟已当选为“大总统”。《努力周报》在出版了75期之后终于停刊。10月15日，他写下《一年半的回顾》一文，“今日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拜金的国会议员已把曹锟捧进新华门了。……我们在这个时候，决意把《努力》暂时停刊。但我们并不悲观。”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398。《努力周报》的落幕成为1923年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此后的一年，胡适和同伴们一直在为《努力周报》复刊而努力，但最终没有成功。
　　新闻史家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记载，1923年1月24日，北京《晨报》曾刊出一则北洋政府给各省的咨文：
　　查袁氏时代筹备帝制，恐人非议，先后颁布报纸条例及出版法，使不敢为反对之论调。现在报纸条例，虽已废止，而出版法依然存在，殊属非是。若出版物宣传之主张未合，自有社会评判，无庸国家干涉。且出版物关于败坏他人名誉，及社会风化，泄漏机密等，各项刑律均有明白规定，亦无须再有出版法之二重限制。现由本部准将出版法律废止。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页968— 969。
　　我未能查阅这一年的《晨报》，不知可靠与否。据北洋政府档案，《出版法》是两年后才废止的。
　　无论如何，这一年从北京到全国各地，对言论的控制和迫害并未有丝毫减弱，新闻界、文化界也在为言论自由而继续努力。
　　2月2日，因一则触怒国务院秘书长吕均的消息，北京亚洲通讯社社长林超然以侮辱罪被捕，引起舆论公愤。5日，众议员钱崇恺等提出《质问政府违法逮捕新闻记者书》，限政府3天内明确答复。6日，50多家通讯社代表到国务院质问总理张绍曾：（一）以国务院函令警察厅捕人，系根据何项法律？（二）如何能担保今后不再发生这种违反行为？张置之不理，再度激起各界公愤，外国驻京记者也开会讨论声援办法。8日，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国务院，声援林超然被非法逮捕案。
　　7月26日，北京警察厅查封京津晚报社、民治通讯社，《京津晚报》编辑曾青云、发行人吴凤鸣、民治通讯社社长刘子任等被拘押。北京报界纷起营救，终于在当月30日保释。8月1日，上海新闻界戈公振、叶楚伧、邵力子、张季鸾等20多人联名致电京津和全国各报馆、通讯社，呼吁保障人权，维护舆论。两个半月后（10月11日），民治通讯社复业。
　　9月25日，在湖北宜昌受到欢迎的《商报》突然被地方当局封闭，主笔被捕，未宣布任何罪名。宜昌报界联合会为此通电全国报界声援，并向法庭提出公诉。11月4日，《晨报》刊出了这一通电。
　　11月24日，旨在保障记者言论和人身自由的北京新闻记者公会举行发起大会，有80多家报纸、通讯社的记者参加，《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公推为大会主席。12月6日，通过了《新闻记者公会简章草案》。7日，邵飘萍在《京报》发表《北京报界之宜自警惕》一文，指出北京报纸、通讯社虽多，“而有确实基础与言论之能勉成自由独立者，仍居少数”，新闻记者公会将有助于抵制来自政界的收买与压迫。
　　［记事］
　　1月15日，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南昌《新江西》杂志（不定期）在出版第3号后被迫停刊，主要编撰人袁玉冰被捕入狱。
　　1月22日，北京《晨报》特别发表“严重声明”，否认与宪法研究会的关系，表示“本报一切言论，绝对本于所信，完全自由。即经济上亦纯以营业所得为维持，绝对独立。无论何党何派，本报与之绝无丝毫关系。公是公非，断不稍受牵制。”
　　2月1日，江西人在北京创办的《赣事周刊》因发表批评军阀蔡成勋的言论，被禁止发行。
　　2月8日，“二七”惨案发生第2天，军阀吴佩孚等就以“鼓动罢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查封了汉口《真报》，附设的《实话报》（或《闲话报》）同时被封闭。《京汉路罢工日刊》创刊，办了一周。
　　2月26日，设在上海的《向导》周报发行处遭查封。
　　4月，时逢曹锟贿选总统，林白水在《社会日报》揭露议员受贿丑闻，被监禁3个多月，《社会日报》再次被封。
　　4月，当局根据《电信条例》拆除了中国第一家广播电台“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这家电台于1月23日开播，第四天曾全文播送孙中山的《和平统一宣言》。
　　8月27日，天津租界的《京津泰晤士报》因反对曹锟贿选，被禁止在租界外发行。
　　8月29日，广州《民国日报》以泄漏军事秘密罪名，被粤军勒令停刊3天。
　　10月，上海《时报》因发表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而遭禁邮。北京连日不见《时报》，当月18日《晨报》对此作了报道。
　　11月，毛泽东等办的湖南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以“所倡学术不正，有害治安”的借口封闭，只出了4期的《新时代》月刊被迫停刊。
　　12月1日，《晨报》五周年纪念时曾发表《吾报之使命》社论，表示“始终抱定不要使我们的晨报变成一个商品”，“相信报纸惟一存在的意义，在实行社会教育”，“思想革命是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惟一工具，是《晨报》存在的惟一使命。”
　　1924年：《语丝》和《现代评论》问世
　　1924年的中国号称民国，实为军阀的王道乐土，大大小小的军阀裂土为王，分割山河，颐指气使，总统贿选，《约法》无存，泱泱大国烽烟四起，齐卢之战、直奉之战，老百姓饱受战乱之苦，这是一个暴力连接着暴力的不幸年头。《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卷头语中说：“我们对现时政局是绝望的，所以只有监视和批评，绝没有什么希冀。我们以为要使政治转机，除非改造社会不可。”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在经历漫长而痛苦的奋斗、摸索之后，着手在黄埔建立自己的军队，迈走另一条改造社会之路。
　　3月，《民国日报》成为国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报；8月，胡政之创办《国闻周报》；10月，“国家主义派”创办《醒狮周报》，共产党创办《中国工人》月刊……信奉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派别，竞相办起自己的喉舌，在军阀混战的缝隙里，多元化的报刊争奇斗妍，好不热闹。成仿吾在《创
　　《语丝》杂志书影
　　造周报》最后一期发表《一年的回顾》中说：“环顾我们的国事，是非的论争闹得天昏地暗，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5月30日，开书店卖书的常春霖写信给胡适：“刻下先生之杰作《文存》，前次收禁之三部，并陈文存七部，迄今警厅未派人送回，即本区警察仍然探访此书，言此书不准售卖。”6月17日、23日，刘半农（署名“夏”）先后在《晨报副刊》发表了《〈胡适文存〉究被禁止否？》等文。7月6日，胡适在《晨报副刊》发表他3天前给国务总理张国淦的信，从中我们得知《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甚至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等都曾成了禁书，虽然当局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开宣布，禁书单却秘密存在。
　　9月3日，京师警察厅堂而皇之发出布告，“舆论界对于各省军政事项，均应持以镇静态度，不得任意登载”，一语道破玄机。也是在9月，军阀孙传芳从福建挥师长驱进入浙江，一口气关闭了《浙江晨报》、《三江日报》、《新浙江报》、《浙江日报》、《杭州报》、《浙江民报》等十几家报纸，连《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商报》等上海报纸设在杭州的分馆也未能幸免。
　　胡政之创办的《国闻周报》
　　禁书单、封报馆，照样是1924年甩在言论史上的真实一幕，是一道道抹也抹不去的伤痕。好在刘半农、胡适他们还能在《晨报副刊》提出公开质疑，当局只能遮遮掩掩，不敢公开承认。
　　这一年，邵飘萍继续在他独立创办的《京报》纵横论政，激扬文字，批评时弊，指斥权贵，仅一年就发表了不下于百篇的时评、通讯。12月，名垂史册的《京报副刊》出世（孙伏园主编），他还在《京报》一连推出了戏剧、
　　妇女、儿童、图画、文学、电影、民众文艺等七个周刊，堪称史无前例。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年末，在“万恶贯盈的北京”（郁达夫语）先后出现了《语丝》、《现代评论》两个风格不同却同样不能忘记的周刊。11月17日创刊的《语丝》以刊登杂感、散文为主，其创刊人、主要撰稿人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等，他们当时大多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授。在周作人执笔的《发刊辞》中说：“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上册，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页78。“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是他们的追求。“除了政党的政论以外，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我们有这样的精神，便有自由言论之资格；办一个小小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林语堂进一步说：“所以我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凡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多少要涉及骂人。”张铁荣选编：《卷地潮声——〈语丝〉散文随笔选萃》，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325、327。
　　《现代评论》创刊号刊头
　　12月13日创刊的《现代评论》，内容包涵“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等等，最初是由郁达夫他们的创造社与太平洋社合办的，实际上主要撰稿人都是北大教授，如王世杰、陈源、高一涵、胡适等。创刊号简短的“启事”指出：
　　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上册，页89。
　　从《语丝》的发刊辞和《现代评论》的启事，我们似乎读不出什么太大的差别，都带有“《新青年》时代”的流风余韵。但这确实是两个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代表了“五四”浪潮之后两条不同的精神路向、不同的价值选择。曹聚仁认为《现代评论》比《语丝》“更富综合性，更富文学意味，更有绅士的气度，也更有自由主义的气氛。他们这两种周刊有时是互相敌对的，但在新文学运动的继承工作上，却又是十分协调的。”“《现代评论》所发表的政论，也是第一流的好文字，那是《语丝》社所不写的。”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页172—173。
　　这两个周刊不仅在当时、而且对未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需要《语丝》，也需要《现代评论》。它们的同时出现（相距不过一个月），至少标志着当年言论界多元的声音。在军阀主导之下、只有枪杆子才有发言权的年头，在那个我们小时候就知道是暗无天日的时代，它们的存在足以温暖一个苦难民族的灵魂，足以照亮一个个星月无光的夜晚。
　　［记事］
　　2月14日，上海书业商会等四团体发表宣言，反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印刷附律”。
　　4月16日，27岁的成舍我在北京创办《世界晚报》，新闻史上着名的“三个世界”浮出水面。10月18日的头条新闻中将直系军阀张福来的“福”误排成“祸”字，一字成祸，报馆立即被警察厅封闭。不料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倒台，《世界晚报》因“祸”得福，声名鹊起，发行量从原来的二三千份一跃突破了万份。
　　6月19日，北京政府通令邮局禁止寄递《自治旬刊》、《劳动旬刊》、《劳工周刊》、《工人周刊》、《青年工人》月刊、《中国青年》、《新建设》、《陈独秀讲演录》、《上海工会报告》等书刊。
　　8月，公共租界非法逮捕市民叶乾亨，《时报》、《商报》、《新申报》等纷纷如实报道，并加以评论，租界工部局竟以“散布谣言，登载不确实消息”等罪名拘捕了《时报》总经理狄平子、主笔陈冷血，《商报》总经理李征五、主笔陈布雷，《新申报》总经理许建屏、主笔孙东吴等6人。会审公堂不听被告律师的申诉，分判罚款，强行结案。
　　9月1日，京师警察厅指控国闻通讯社刊载的张作霖致曹锟函有误，传讯编辑周某，5天后（9月6日）勒令停止发稿。
　　9月2日，世界通讯社编辑被传讯，总经理遭到监视，3天后（9月5日）停止发稿。
　　9月5日，京师警察厅传讯上海《申报》驻京记者秦墨哂及亚东新闻社记者，查封《民德报》。
　　12月9日，租界巡捕房搜查上海大学，几天后传讯了代理校长邵力子，指控该校出售共产党主办的《向导》报，含有“仇洋”词句。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
　　4月1日，京师警察厅发布新制定的12条《管理新闻营业规则》，条件非常苛刻，被称为《报纸条例》的借尸还魂。北京新闻界一致表示反对。4月中旬，胡适、陈西滢、钱玄同等18位知识分子联名致函司法总长章士钊，提出阁议撤销这一规则，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此前4月4日，上海书报联合会、日报公会、书业商会、书业公所举行联席会议，鉴于《出版法》钳制言论出版自由，违背了共和国的性质，决议分别致电北京政府法制院、内务部、司法部要求废除。4月8日，连上海总商会也致电北京政府，提出废止《出版法》的要求。
　　也是在4月，上海租界工部局再次在纳税人年会提出《印刷附律》议案，因不到法定人数而流产。4月13日，上海书报联合会、日报公会、书业商会、书业公所等四团体发表抗议上海公共租界《印刷附律》的宣言。6月2日，上海租界再次召开纳税人特别会议力图通过，时值“五卅运动”，《印刷附律》成为众矢之的之一，上海32个团体联合发表抗议宣言大力抨击。不同政治倾向、背景的《向导》周报、《民国日报》、英文《密勒氏评论报》、《大陆报》都纷纷发表文章，严厉批评工部局。这次会议也因不足法定人数匆匆散会，从此没有再提出这一议案。
　　“五卅”惨案激发了汹涌澎湃的民族浪潮，身处租界的上海各大报纸保持了可耻的沉默，激怒了无数年轻的知识分子，多年后王芸生曾说：“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了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热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6月3日，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创办了《公理日报》，日发行量曾达到2万份，至当月24日出版第22号后停刊。6月10日，杨杏佛独自创办了《民族日报》，共坚持了16天。6月4日，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面世，成为中共出版的第一份日报。6月11日创刊的《上海总工会日刊》，直到9月被军阀查封。从6月初起，邵飘萍在《京报》推出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连出了12期。
　　7月初，向来稳健、谨慎的《东方杂志》出版了《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发表王云五的《五卅事件之责任与善后》等文。9月11日，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就《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向会审公廨起诉王云五等。9月20日，《京报》副刊发表《上海商务印书馆〈五卅增刊〉事件》的评论，向商务印书馆发行《五卅增刊》表示敬意，对商务被控告表示声援。10月24日，会审公廨在一不宣布罪状，二无审判理由的情况下，判令王云五等罚款200元，一年内不得再发行同样书籍。这是王云五和商务历史上一支令人难忘的插曲。
　　与此同时，《民国日报》主笔叶楚伧以违反《出版法》第三条、第十一条的罪名被判罚100元。租界巡捕房以同样理由查抄了《沪报》、《国耻画报》及光华书局等。
　　从7月11日起，老牌的《申报》、《新闻报》三次在广告版刊出租界工部局通过广告公司送登的《诚言》，租界当局的声音引发了众怒。在舆论的压力下，申、新二报被迫发表道歉启事，并刊出《辟〈诚言〉》，说明真相。“诚言”风波成为史量才主持《申报》时期的一个污点。
　　陈布雷所撰社论，曾让年轻的郭沫若倾慕不已
　　叶恭绰曾言“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之人才，寥寥不可多得。其议论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而已”。颜旨微自1923年以来出任北京《益世报》主笔，每日撰论，从不间断。这年4月，在着名的金佛郎案发生后，他连续写下十篇评论，立论公正，深得读者欢迎。陈畏垒就是陈布雷，从《天铎报》到《商报》，他的“如椽大笔，横扫千军”，让年轻的郭沫若倾慕不已。
　　陈布雷手迹
　　成舍我不是以言论而是以办报知名。2月10日，他创办《世界晚报》10个月后，又独立创办了《世界日报》。他在发刊词中提出“以国民意见为意见”、“以超党派立场争取全民福利”等主张，强调不党不偏，不受津贴，言论公正，不畏强暴，替老百姓说话，作民众喉舌。10月1日，他的《世界画报》问世。至此，三个“世界”全部浮出水面，形成了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个稍有规模的“世界”报系。
　　4月8日，《世界晚报》在《晨报》登出特别启事：“京师地检厅，对于本报，一再以妨害公务，犯《出版法》第十一条第五款等罪，传讯本报经理成舍我。成君因应付讼事，所有经理职务由协理龚德柏兼任。”其实是对当局压制舆论的一种抗议。
　　当然，即使在重重压力下，成舍我也没有屈服。11月29日，《世界日报》刊出《昨日十万民众对段政府大示威》的新闻，和成舍我的署名社评《哀段君祺瑞》。由于《世界日报》独立的品质，发行量很快从初期的四五千份增加到二三万份。无党无派的成舍我，白手起家，一无资本，二无背景，却以其独特的个性和持续的努力创造了一个奇迹，书写出大时代一个报人的华彩乐章。
　　创办“世界”报系的着名报人成舍我
　　北京《晨报》于这年11月19日披露惊人的内幕，北洋政府参政院、军事善后委员会等6个部门联合以“宣传费”名义给全国125家报馆、通讯社发津贴，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都属于“超等者”六家中，每月可得津贴至少200元，成舍我的《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分别名列“最要者”39家中，每月各得200元。在长夜如磐的岁月里，民间报纸要真正保持经济独立、不接受任何津贴谈何容易，邵飘萍、林白水、成舍我这些光耀新闻史的报人都未能逃出这一名单之外，真是百年言论史上莫大的悲哀。好在他们并没有拿了津贴就放弃独立批判的责任，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十天以后（11月29日），“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的《晨报》在迎来7周年前夕被暴徒纵火，部分房屋、纸张化为灰烬。《晨报》被焚事件几乎成为一件扑朔迷离的疑案。几天后，视自由为第一生命的胡适写信给昔日的《新青年》同伴陈独秀：
　　《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为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容身之地了。耿云志、欧阳哲生主编：《胡适书信集》上册，页366—367。
　　也许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记事］
　　3月5日，北京《民国日报》由于在“民意”栏发表《丧权辱国的安福系》一文，3月17日以“侮辱国家元首临时执政段祺瑞”的罪名被查封，编辑邹德高被捕，仅出版了13天。
　　3月，上海《商报》主笔陈布雷、《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中华新报》主笔张达吾因为报道、评论上海纱厂工人罢工事件，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鼓动工潮”、“扰乱治安”的罪名拘捕。陈、张各罚款90元，邵除了罚款90元，还判交保1000元，不准再“宣传过激主义”，同时逐出租界。
　　4月1日，胡政之在上海创办《国闻周报》，发刊词中指出：“今之新闻记者其职能即古之史官，而尽职之难则远愈古昔。”“吾人苟欲建舆论之权威，第一当先求判断资料之事实问题。首当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
　　4月5日，蔡和森在《向导》周报109期发表的《安福政府对于舆论的摧残》一文，说年初以来，段政府通令查禁《向导》等20种刊物，有百多位读者来信，表示愤怒抗议，并呼吁言论自由。
　　4月26日，创刊于1922年8月的哈尔滨俄文《论坛报》，再度遭查封。
　　《世界日报》附送的画报（1925年6月1日）
　　5月中旬，重庆军阀王陵基以“败坏风俗，煽惑青年”的罪名查封张闻天等创办的《南鸿》周刊、萧楚女任主笔的《爝光》周刊，同时勒令萧楚女、张闻天、廖划平两周内离开重庆。《南鸿》出了7期，《爝光》只出了3期。8月20日，广州《民国日报》总编辑陈秋霖与廖仲恺一同被暗杀。
　　5月29日，山东军阀张宗昌以煽动纱厂罢工风潮的罪名杀害青岛《公民报》主笔、共产党人胡信之。9月25日《向导》发表的《山东通信》披露，张宗昌曾对济南的报社通讯社记者作了这样的训话：“今天我请大家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你们的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有那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不久，济南半数以上的报纸都被迫关门。
　　5月，湖北拟订取缔白话报、小报及通讯社的规则。
　　“五卅”惨案以后，段祺瑞曾一次下令查封了北京19种报刊。
　　12月底，由中共地下组织创办的哈尔滨《东北早报》两个编辑陈晦生、任国桢被捕，后在吉林监狱遇难，两人都是共产党员。
　　天津《益世报》总经理刘浚卿曾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7个月。
　　1926年：“四不”开创“《大公报》时代”
　　1月20日，北京新闻界争自由大同盟举行大会，决议22日派代表向北洋政府递交呈文，要求废止袁世凯时代出台的《出版法》及现行的新闻营业管理条例，21日《晨报》发表了这一呈文。同月，上海各公团联合会致电北洋政府内务部、司法部，呼吁“尊重人民自由”，立即废止《出版法》。之前，上海日报公会、书业商会、书报联合会、书业公所等团体曾两次公开发表声明，要求废止《出版法》。
　　创办《京报》的邵飘萍
　　经过舆论界长达十年的斗争，1月27日，北洋政府终于在国务会议上通过了废止《出版法》的决议。
　　3月18日，北京阴云低垂，段祺瑞政府悍然杀害了47个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伤200多人。“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成舍我等主办的《京报》、《世界日报》、《世界晚报》纷纷报道事实真相，发表评论，严厉谴责这场杀戮。《晨报》也公布了死难者名单及部分照片。有国民党背景的《国民新报》连续发表《段祺瑞之大屠杀》、《段祺瑞应受人民审判》等社论。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等知识分子纷纷在《语丝》周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等发表文章，谴责杀人政权，缅怀被杀害的学生。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如今早已成为传世的经典。
　　邵飘萍被军阀杀害后，其遗体从掩埋处掘出时的情景
　　王世杰、陈翰笙、高一涵、许士廉等也在《现代评论》周刊发出了抗议的声音，王世杰连续发表文章，强调法律追究，提出了“元首犯罪，也能与庶民百姓一样受制裁吗”的疑问。杨振声、凌叔华等作家还发表了以“三一八”为背景的小说《阿兰的母亲》、《等》。远在上海的叶圣陶、郑
　　《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与邵飘萍在同一地点遇害，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
　　振铎等或撰文、或编剧，向杀人者发出怒吼。老牌的《东方杂志》以大量篇幅刊出了惨案的照片。连诗人徐志摩也为《诗镌》“纪念三一八”专号写下了《梅雪争春》一诗，在《自剖》一文中，他谴责了这场“空前的血案”、“屠杀”——“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着了致命的打击……”
　　无论“三一八”事件的发生有多少复杂的背景，都否定不了这些知识分子面对杀戮所表达的道义立场。这一幕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林白水遗嘱
　　“三一八”之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垮台了。紧接着，张作霖、张宗昌等军阀的铁蹄进京。废止《出版法》的墨迹未干，新闻界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恐怖。4月26日，在民初新闻史上光焰万丈的邵飘萍首先遇难，他手创的《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8月6日，另一位言论犀利、锋芒毕露的报人林白水在同一地点惨遭杀害，《社会日报》停刊，前后不过100天，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8月7日，成舍我被捕，差一点也成了张宗昌的刀下之鬼，经做过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出面力救，才幸免于难，三个“世界”也得以苟全。同一天，北京《民立晚报》被封，经理成济安仓皇出走。
　　“水流云在”，这四个大字是《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谢世前在北京香山顶上留下的手书。离林白水在北京殉难不到一个月，血迹未干，余悸犹存，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就在天津合作复活了已停刊9个月的《大公报》。
　　由吴鼎昌出资5万元，张季鸾、胡政之出劳力，以“新记公司”名义续办的《大公报》，被称为“新记《大公报》”。9月1日，他们在复刊号头版显着位置，郑重发表了张季鸾执笔、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本社同人之志趣》社评，提出了前无古人的“四不”言论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大公报馆
　　虽然，《大公报》在1920年下半年曾提出“抱定不党之宗旨，发为至公之言论”，但这样清楚地阐述“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这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近代报业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过如此鲜明的旗帜，实际上就是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
　　英敛之走了，辛亥一代报人、曾多次因言下狱的胡石庵也在这一年谢世，“《新青年》时代”已在多年前结束，在急剧的社会转型前夜，百年言论史上的光华夺目的“《大公报》时代”悄悄拉开了它的序幕。
　　这是历史的继续，也是“新记《大公报》”的创世纪。以其独立的品格、非凡的努力，《大公报》在林林总总的商业报和党派报之外，走出了一条百年报业的“新路径”。张季鸾、胡政之开始了他们一生中最辉煌的一轮跋涉，共同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传统推向了顶峰，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议论国事的生气勃勃的榜样，将中国报业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记事］
　　1月10日，英敛之与世长辞，享年59岁。
　　2月4日，中共早期的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被军阀孙传芳以“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煽动工团，妨害治安”等罪名查封。
　　2月15日，伍联德在上海创办了以“普及教育，发扬文化”为宗旨的《良友》画报，这是中国第一本综合性的摄影画报，比美国《生活》杂志早了整整10年。“学者专家不觉得浅薄，村夫妇孺也不嫌其高深。”
　　2月21日晚，北京《大同晚报》经理龚德柏等三人及《北京晚报》经理刘仰乾被捕，《大同晚报》遭查封。
　　3月17日，长沙《大湖南日报》被当地军阀查封，该报通电全国报馆：“在军权统治之下，法律失其效力，自由无所保障，敝报代表民众利益而奋斗，与军阀利害绝对相反，横遭封闭，当非偶然。”呼吁湖南人民为争自由而战。
　　4月9日，北京《大同晚报》因报道军事消息失慎又一次遭查封，龚德柏再度被捕。
　　4月10日，国民党主办的北京《国民公报》被迫停刊。
　　6月19日，国民军办的《中美晚报》编辑范治平被捕，当晚报界同人组织营救，才于两天后获释。8月26日，该报停刊，有两人被传讯，9月2日才被保释。
　　7月14日，共产党主办的《向导》周刊第163期卷首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新闻界，日在中外官厅控告、逮捕、罚金、监禁、枪毙、封禁报馆、干涉言论及记载的状况中生活”。
　　10月中旬，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重新确定“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的宗旨。
　　12月10日，长沙新闻记者联合会在成立宣言中说，辛亥革命15年来，在军阀统治下，“检查稿件，封闭报馆，没收印刷品，扣禁记者，举凡摧残言论出版自由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我新闻界从未尝有全部屈服之必须”。“在每一高压时代，至少也有一二报纸，挟其锋利之笔，以与恶魔挣扎奋斗。”
　　12月31日，北京《晨报》在《本报紧要启事》中透露，30日晚接到命令，每晚发稿前必须先送警厅检查。
　　这一年，谢福生在上海创办英文《公论报》，孙传芳在江西吃败仗，他在孙的照片下题了“The Setting Sun”，译成中文就是“崩溃的孙传芳”。孙大怒，将他从公共租界逮捕到龙华护军使署，将执行枪决，幸得上海日报公会史量才等立往说情，才免一死。
　　1927年：日历被鲜血染红
　　这是百年中国的又一个转折点，不幸的是，这一年的日历几乎被鲜血所染红。
　　北伐军席卷江南，多少人曾翘首以待，青年王芸生在上海“曾昕夕计算着北伐军的行程，也曾忧虑焦急过党人的纠纷”，不料“四一二”把上海浸在了血海之中。4月13日，发行10多万份、具有全国影响的上海老牌报纸《申报》如实报道了“四一二”的详情，为历史留下了见证。这一天午后，上海宝山路上再次发生“空前之屠杀惨剧”，国民党军队悍然向徒手的群众开枪，“伤毙至百余人”，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儿童。
　　第二天，目睹了这一“灭绝人道之暴行”的七位知识分子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联名写信给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国民党元老，发出愤怒的抗议，并在4月15日的《商报》公开发表。在黑云压城，到处都是杀戮的日子里，七位来自出版界的知识分子（他们当时大部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几乎都不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胡愈之当时也尚未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说：“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并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2。因此他们“万难苟安缄默”。郑振铎、胡愈之为此亡命欧洲数年。
　　众所周知的还有，在蒋介石的“革命”面纱没有完全撕开之前，郭沫若洞悉幽微，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革命生活》（月刊）发表举世震惊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为此付出亡命日本十年的代价。7月8日，茅盾坚持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最后一篇抗议社论才转入“地下”。
　　抗战初期周恩来曾对夏衍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等七知识分子为“四一二”惨案之抗议信
　　早在1月16日，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治下的北京，张慰慈给远在异国的胡适写信就说，“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了，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这期的《现代评论》也被删去两篇论文，这种怪现象是中国报纸的历史上第一次看见。同时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严格的检查，听说被截留的甚多。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上海的情形也与北京相同。……近来北京的局面是差不多到了法国革命时代的Reign of terror（恐怖统治）了，健全的舆论是不可能的事。”
　　到了4月26日，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从上海写信给胡适：“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祸，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北京《妇女之友》半月刊于3月下旬被取缔，张挹兰等被捕；4月7日，李大钊在北京被捕。28日，张作霖下令将李大钊、张挹兰等20多人同时绞死。张友鸾曾在《世界日报》发表《莫谈国事》的文章，以示抗议。
　　4月，着名共产党人萧楚女在广州狱中被杀。7月，赵世炎、陈延年在上海被杀。12月，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汉俊、辛亥革命时期《大江报》创办人詹大悲在武汉被杀。无名青年被杀的更是不计其数。从“四一二”到“七一五”，蒋介石们以各种神圣而动听的名义大开杀戒，血泊淹没了那个花照开、草照绿的春天和夏天，淹没了无数青年男女如花的面容。整个1927年，从上海到北京，从广州到武汉，整个华夏大地到处都弥漫着血腥气，真可谓“杀人如草不闻声”。孙中山如果地下有知，当会发出“南与北，新军阀与旧军阀不过一丘之貉”的浩叹。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即使在那样黑暗的年头，我们还是听到了郑振铎等出版人来自人性本身的声音，听到了张季鸾、周作人、郁达夫等报人、学者、作家的声音——
　　4月29日，对共产主义并不信仰、甚至充满怀疑的张季鸾，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党祸》，“大声疾呼，极端抗议”，呼吁停止杀戮“全国有志青年”。7月30日，他发表《党治与人权》社评，从人权角度再次呼吁停止“军治杀人”，抨击国民党滥杀无辜的行径——“所犯罪状，概不宣布，杀者何人，亦秘不宣”。我们更忘不了这一年他着名的“二骂”，11月4日，他在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中痛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12月2日，他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公开批评炙手可热的蒋介石“不学无术”，“自误而复误青年”。
　　连在苦雨斋咀嚼苦茶，构建“自己的园地”的周作人也愤怒了，从5月到10月，面对李大钊的被杀，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学生以及许多他不知道的人被杀，他在《语丝》不断地发出抗议的声音，《谈虎集》中触目都是《人力车与斩决》、《“斩决”共党》、《怎么说才好》这样的短文。他说：“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却就把杀人当做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在谴责杀人者的同时，他也谴责了文人帮凶吴稚晖，并对蔡元培、胡适身在上海却“视若无睹”表示强烈不满。
　　敏感的作家郁达夫早在1月7日就写下《广州事情》，直言“广州的情形复杂，事实离奇，……总之，这一次的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他的坦诚使他遭到郭沫若、成仿吾等左派朋友的批评。在亲历上海流血一幕后，4月28日，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中华民族，现今在一种新的压迫之下，其苦闷比前更甚了。现在我们不但集会集社的自由没有，就是言论的自由，也被那些新军阀剥夺去了。”他指名道姓地说“蒋介石头脑昏乱，封建思想未除”，并谴责他的“高压政策、虐杀政策”。此文在日本左翼刊物《文艺战线》上一发表，国民党军警即搜查了创造社出版部，查问郁达夫的下落，他因事先去了杭州才得以幸免。9月11日，风声已过，他回到上海，在《民众》旬刊发刊词中说：“我们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谀权贵，我们不想执政，所以并没有党派，……我们是被压迫，被绞榨的民众的一分子”。两个月后（11月19日），他主编的这本旬刊就被绞杀了。
　　10月，创办了三个“世界”的成舍我在南京另创《民生报》，“小报大办”，一份以“敢言”着称的报纸出现在新王朝的眼皮底下。
　　11月，在银行界服务多年、前途一片光明的青年章乃器，独自创办了“一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新评论》半月刊，批评时政，激浊扬清。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几乎都是他一个人，而且完全利用业余时间。其时与“四一二”相去不远，上海依然是黑云压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章乃器的职业、环境足以让他养尊处优，他之办刊纯粹是激于义愤、出于一种责任感。他竟然独立坚持了一年多，直到被禁止发行。这样的往事听来仿佛如天方夜谭，却确实发生过。
　　面对同伴淋漓的鲜血，先后参加过国、共两党的青年王芸生，在天津发表了一则不显眼的告别政治的启事，从此选择了“文章报国”之路。
　　［记事］
　　1月9日，孙传芳在上海下令关闭了《民国日报》（3月22日复刊）。
　　3月27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提出“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从9月25日起，《生活》几乎每期都要发表他的“小言论”，连同“读者信箱”栏都成为读者最喜欢的栏目。
　　3月31日，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军阀王陵基捣毁《四川日报》，杀害《新蜀报》主笔漆南熏，通缉总编辑周钦岳。
　　4月1日，北京世界通讯社社长孙剑秋被捕。
　　6月4日，北京《益世报》以“造谣淆惑观听”、“影响治安”等罪名遭查封，编辑朱鉴堂被传讯。
　　7月6日，陕西《国民日报》社长刘天章、编辑白超然被捕，报社被改组。
　　7月21日，有七年销售书报历史的长沙文化书社被湖南军阀许克祥查封。
　　10月10日，上海《中国青年》周刊在出版第8卷第3号之后被国民党查禁停办。
　　10月24日，张作霖查封北新书局和《语丝》周刊（之后迁到上海）。此前，《语丝》周刊从第141期起，在南方遭禁止发行。
　　10月，有20年历史的《时事新报》也遭查封、“改组”的命运。
　　11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8年：“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
　　1928年2月，蒋介石在和宋美龄结婚之后东山再起。大军北伐，一路披靡。6月3日，张作霖仓皇离京，第二天早晨被炸死。接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飞到了北京，北京就改了一个名字”。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又插到了白山黑水之间。一个新王朝表面上混一宇内，结束了袁世凯之后分崩离析的局面。6月5日，《晨报》的停刊就带有象征的意味，这份曾辉煌十年的报纸可以说与军阀混战时期的北京政局相始终，在另一个时代到来时，它的使命也就结束了。《晨报》的《本报停刊启事》说，创刊十年，“日处不满意环境中，委曲求全，冀有所自献于社会，聊尽匹夫有责之义。乃为事实所限，所欲言者，既未及什一，而
　　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
　　所言者，又未为各方所了解，徒求苟存，毫无意义。”这一天，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已兵临北京城下。
　　9月1日是《大公报》复刊两周年，以一则广告完成了政权更迭的“送往迎来”：影片《蒋介石北伐记》，加映《张作霖被炸》。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报馆虽处于日租界，张季鸾、胡政之他们几经研究，还是决定报道蔡公时等被害的消息。此时，《大公报》发行量已超过1万份，在时代的转型中开始起飞。
　　11月18日，邹韬奋在回答读者提问时，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要具有‘刀锯鼎镬非所敢避’的决心，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生活》周刊每期的发行量迅速突破4万份，由他亲自执笔的“小言论”风靡一时，引起了千万底层青年的共鸣。
　　11月19日，《申报》出满两万号，史量才在《申报发行二万号纪念》文中以实录历史相期许，再次重申办报的初衷是为社会历史立一权威言论机关，“慨自（民国）十七年中兵争俶扰，而国家文献荡然无存，一旦政治清明，朝失而求之于野，此戋戋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他同时向社会悬赏征集《申报》商标，最后确定以木铎作为《申报》的标志，这是一个失传的言论道具，是追求言论自由的象征。
　　国民党新握权柄，文网之严密远过于北洋军阀时期。5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说：“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只有几个小报，偶然还说说老实话。”10月16日，郁达夫和钱杏邨合编的《白华》半月刊创刊，他在《〈白华〉的出现》中直言：“言论创作的自由，被压缩得同针头那么纤细”。这不是什么文学家的想像，而是有大量的事实为证。
　　仅9月28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一次公布的“反动刊物”名单中，就包括了《创造月刊》、《流沙》、《血潮》、《洪荒》、《奔流》、《我们》、《澎湃》、《思想》、《战线》、《太阳月刊》、《前线》、《流荧》、《戈壁》等，出售这些刊物的创造社、现代书局、晓山书店、光华书局、新宇宙书局被指控是“共产党的大本营”，郭沫若、成仿吾、潘汉年、钱杏邨、蒋光慈、郁达夫等被戴上了“新卖国贼”、“第三国际的走狗”的帽子。
　　12月1日，国民党政府发出《取缔各种匿名出版物令》，“无负责人、无发行所、无注册管辖、专以邮箱为通信机关之出版品（小报、小册子等），非共产党之宣传即捣乱分子之言论”，通令“内政交通两部严加取缔”。
　　同月5日，上海泰东书局的赵南公、北新书局的李志云、光华书局的张静庐、开明书店的章锡琛、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真善美书店的曾虚白、现代书局的洪雪帆等发起成立上海新书业公会，参加的还有创造社出版部、良友、新月、春潮、群众、金屋等书店，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断然拒绝。
　　这年3月10日，当胡适、徐志摩等主办的《新月》月刊在上海悄然问世时，只不过是一本同人性质的文艺期刊，并不发表时政评论。诗人徐志摩在创刊号发表《〈新月〉的态度》，着重提出了“尊严与健康”两个原则，“尊严，它的声音可以唤回在歧路上彷徨的人生。健康，它的力量可以剿灭一切侵蚀思想与生活的病菌。”没有人意识到，一轮《新月》即将在历史的夜幕中冉冉升起。
　　［记事］
　　2月21日，洪灵菲主编的《我们》月刊被国民党政府通令查禁，上海晓山书店被封闭。
　　4月29日，潘汉年编辑、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战线》文艺周刊出至第5期，被当局以“攻击国府”的罪名查封。
　　5月14日，国民党政府公布《着作权法》和《着作权法施行细则》。
　　6月12日，邵飘萍遗孀汤修慧复活《京报》，已不复当年的声光。
　　7月，南京政府组织上海中外记者济案调查团，奔赴济南调查“五三”惨案的真相，其中包括了来自《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的五名中国记者。由《新闻报》记者顾执中、《申报》记者康通一起草的调查报告《中外记者胶济观察记》长达1.6万字，忠实、详尽地记录了日本悍然制造“五三”惨案的真相。
　　8月29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查抄“共产党之机关”，“查获共产书刊一万五千余册”。
　　9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言论乖谬，存心反动”的罪名查禁《语丝》等书刊15种。
　　11月，上海第一线书店以“赤化”罪名受到当局警告，随即停业，所出《无轨列车》半月刊（施蛰存、刘呐鸥、戴望舒编）也遭查禁，共出了8期。
　　12月16日，国民党改组派在上海创办《硬报》，出版仅一个月就遭当局查封。
　　12月，青岛《平民报》因报道日本人暴行的消息被驻扎山东的日军强行封闭，记者张乐古等逃到北平，得到各界声援，一度在北平出版了《平民报》平津版。
　　1929年：《新月》的光华
　　新年伊始，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于1月10日通过了《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者”，“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议案者”，都是“反动宣传品”，属于“查禁、查封或究办”之列。党天下的时代，“反动”帽子满天飞，不臣服在一党之下，就是“反动”。
　　1月19日，曾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言论巨子梁启超在北平溘然长逝，胡适的挽联“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可以看作他一生的定论。
　　年初，史量才以70万元巨款从美国人福开森手里买下了《新闻报》65%股权，他的新闻托拉斯之梦刚刚开始，不料竟引发了一场震动新闻界的股权风波，最终以他的让步而告终。当《新闻报》方面顾虑军阀操纵时，他坦然回答：“至于军阀问题，我想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我史量才办报历来主张言论独立，岂能受军阀反动分子操纵？！”在股权风波的背后，实际上是史量才的办报方向与国民党当局新闻控制的政策的冲突，国民党绝对不希望看到他同时掌握有重大影响的申、新二报。终其一生，史量才都没有跨进《新闻报》报馆的大门一步。
　　《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了12万份，成为一份影响巨大的新闻周刊（“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职业教育指导的范畴。邹韬奋提出“要不顾一切的保持爱护本刊公正独立为社会努力的精神”。对于《生活》的成功，他曾回忆说：“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的倾向和一般读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面痛击。”
　　9月9日，陈铭德等在南京创办《新民报》，没有人意识到这张小小的民间报日后将会对中国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一年的日历上，最为光华夺目的无疑是那一弯《新月》，这本文学期刊，从延期到5月才出版的第二卷第2号发表胡适的《人权与约法》一文起，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发表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倡导人权、呼唤思想自由、批评国民党专政（甚至直斥国民党反动）的雄文，国内外报纸争相转载，产生了轰动效应。
　　这些直截了当的言论如同晨钟暮鼓，惊醒了无数昏睡的梦里人。学界泰斗蔡元培在读了胡适的文章后，写信称赞“振聋发聩，不胜佩服”。向来稳重的出版业巨子张元济虽不赞成胡适挥笔上阵，但也一再肯定其“文章之好，议论之正大”。近代工商业巨子张謇之子、南通大学校长张孝若在信中说，“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
　　这是夸父逐日，也是飞蛾投火，更是精卫填海。1929年，确实是胡适、罗隆基们给了国民一点点“人格上的安慰”，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蔡锷“为国民争人格”的誓言。这是《新月》最耀眼的时期，也是手无寸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壮丽的一幕演出。
　　“新月”标志
　　普天之下，莫非党土，几个知识分子竟敢太岁头上动土，争起什么人权来了。一时之间，从南到北，国民党各地党部要求惩办、缉拿胡适的剪报贴满了他的日记本。教育部甚至向时为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下达了训令，“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好一个胡适，他认为发表文章只是其个人的事，“与中国公学何干”？“故将原件退还”。10月1日，行政院干脆以言论“悖谬”等理由撤销了他的校长职务。
　　国民党中宣部更是组织党棍、枪手，对胡适大张挞伐，11月就出版了《评胡适反党义近着》第一集。《新月》第二卷第4号出版不久即遭查禁。这一切自在意料之中，令人不解的是左派的《白话三日刊》、《自由》、《光报》等也向胡适射出了冷箭。面对一连串的警告、反扑、围剿，明枪和暗箭，胡适统统都表示了轻蔑。
　　胡适墨迹：“宁鸣而死，不墨而生”
　　年底，当《新月》和《申报》刊出他们的文章即将结集为《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出版的广告时，曾让国民党惊慌失措。一弯《新月》如钩，直接指向国民党一党专制，这是胡适一生最辉煌的刹那。之后，他再也没有攀到过这样的高度。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工作概况》统计，这一年被查禁的刊物就有272种，比前一年增加了90%。其中共产党刊物148种，占总数的54%，其余为国民党改组派、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第三党、“帝国主义”或其他“反动刊物”。正因为言论不自由，戈公振们才会将把上海报学会创办的学术刊物定名为《言论自由》，胡适、罗隆基们才会把《新月》变成了论政的平台。《新月》的抗争也不是孤立的。
　　5月2日，创刊才一个月的重庆《新社会日报》因为“反动荒谬”遭查封。18天后复刊，6月25日，再次以“蓄意挑拨，淆乱视听”的罪名遭查封，总编辑罗静予被捕，前任总编辑罗承烈遭通缉。重庆报界协会和其他社会团体发起请愿，要求言论自由、启封《新社会日报》，并成立了有中共地下党背景的“重庆市民众争言论自由大同盟”。结果连后援团体也一并遭查禁。两次查禁都有国民党中央的电令，指控《新社会日报》“肆意诋毁中央”，要地方当局“严行查封，并惩处其主持人”。
　　7月2日，为抗议党政军联合检查处随意删除新闻，苏州市全部11家报纸召开代表大会，决议自第二天起全体一律停刊。胡适认为“这是很重大的事。”《申报》虽然作了及时的报道，但他感到不满，觉得不够详尽。抗争最后以7月5日“联合检查新闻处”撤销而告终。胡适在7月6日的日记中说，“我为上海的报纸惭愧流汗！但史量才和戈公振诸人定不觉得！”
　　8月，无锡《新民报》记者朱冰蝶因“侮辱党部”的罪名被捕，当地舆论一片哗然。无锡各报馆及新闻记者联合会等团体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恢复朱冰蝶的自由。
　　9月16日，国民党政府发布通令，声称停止新闻检查。第二天，《大公报》发表社评《国府停止检查新闻令》，反复阐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对政府“最有利”。12月28日，重掌权位的蒋介石煞有介事地发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通电，信誓旦旦地表示开放“言禁”，欢迎报界自1930年元旦起，对“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等“弊病所在……尽情批评”。
　　其时，《大公报》发行量已达到2万份，一言而为天下法，在言论界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天津的地方报纸一跃而为全国性报纸，这一点连“只识弯弓”的蒋介石都注意到了。12月29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社评《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肯定蒋介石的通电是“开放言论之诚恳表示”，批评国民党以往对言论的钳制。可是，接下来的1930年又会怎么样呢？
　　［记事］
　　1月23日，国民党改组派将《硬报》改名《上海小报》，不久即遭查封。2月25日，又再办《狂风》，发行7期，发行量从7000份上升到1.5万份，不到一个月再度遭查封。
　　1月，国民党中执委发出查禁《喇叭》、《未明》、《思想》、《流荧》、《创造月刊》等10种“共产党刊物”和查封创造社的通令。
　　2月7日，以出版文艺图书为主的创造社出版部被封闭，出版了18期的文学期刊《创造月刊》遭查禁。
　　4月17日，中共在上海出版半公开的《白话日报》，5月19日起改名《上海报》，两周后即遭查禁。之后转入地下秘密发行，多次遭查抄、禁售，编辑遭通缉，承印人、报贩被捕、罚款乃至监禁、判刑。
　　4月18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制定了《查禁伪装封面的书刊令》，主要是针对共产党刊物。
　　5月3日，北平燕京通讯社被国民党中央指为“反动宣传”，明令查禁。
　　同一天，上海租界的英文《字林西报》因为辱骂蒋介石而遭封杀，邮局禁止寄递，海关禁止运送，政府机关停止订阅。
　　5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引擎》月刊只出了一期就遭查禁。
　　5月22日，国民党中宣部通令查禁《先声周刊》、《快乐之神》（《红旗》伪装封面的化名）、《中国工人》、《觉悟青年》等书刊。
　　6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查禁反动刊物令》，称各地“反动刊物”屡禁不止，危害极大，要求各地军警机关迅即严查。
　　6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取缔销售共产党书籍令》，附有取缔办法二条，除了取缔书店，还要取缔印刷场所和工人。10月，上海特别市政府公布“取缔上海文化团体规则十二条。”6月，国民党中宣部下令查禁北平“反动刊物”《民意》、《急转》。
　　7月29日，当局授意暴徒捣毁了左倾的现代书局、光华书局、创造社等书店。同月，由叶灵凤、潘汉年等主编、以杂文为主的《小物件》半月刊，希望成为“自由发表思想之刊物”，仅出了2期，国民党中央即指控其“捏造是非，混乱视听”密令查禁。
　　8月1日，中国济难会编的《牺牲》遭查禁。
　　同月，朱镜我等在上海创办《新兴文化》，出了一期就被禁。由泰东图书局出版、钱杏邨主编的《海风》周报以倡导无产阶级文艺而被禁，共出了17期。
　　9月20日，蒋光慈等编辑、春野书店出版的《世界周刊》遭查禁。
　　10月3日，再度复活的《京报》因刊载汪精卫等的联合宣言，遭南京国民政府电令查封，汤修慧被传询。
　　10月7日，北平《新报》因报道“不慎”被勒令停刊，经理部长凌启佑、编辑朱大枬被监视。北平新闻界曾就《京报》被封、《新报》被停发出呼吁，并要求当局撤销对凌、朱等的监视。
　　10月26日，蒋介石命令南京卫戍司令部，即日起检查各报馆各通讯社稿件，以后军事消息，一律由卫戍司令部发。
　　10月27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委会宣传部发布《日报登记办法》，“凡登记不合格或不履行登记之日报”，将禁止出版。“登记合格”的日报，“如发现反动之言论”，将“撤销其登记资格，禁止出版”。
　　10月28日，国民党中宣部发出通令，要求北平各日、晚报和通讯社在10天内履行登记。
　　11月6日，《上海晚报》遭当局查封。
　　11月15日，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社会科学刊物《思想》月刊改名《新思想》继续出版，也遭查禁。
　　11月22日，广州觉悟社因发表中央将派军队到广东的消息，7名记者被捕。
　　这一年，国民党还颁布了《全国重要都市邮件检查办法》、《各县市邮电检查办法》等，在全国各地到处设邮电检查所，实行新闻邮电检查，并密令禁止邮递发行“反动”书刊。
　　1930年：《大公报》重申“四不”
　　蒋介石开放言禁的通电发出没多久，1930年1月，新月书店出版了《人权论集》，收入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在《新月》发表的《人权与约法》、《论人权》、《论思想统一》等文。胡适在序言中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民间舆论一片叫好，有人称“自梁任公以后胡先生首屈一指。不特文笔纵横，一往无敌，而威武不屈，胆略过人”。
　　尽管与胡适他们相呼应，国民党内的开明派也提出了遭中央政治会议否决的《人权法原则草案提议书》，但更多的是一片“呈请缉办胡适”的
　　胡适等人的《人权论集》也未能逃脱被查禁的命运
　　声音。2月5日，国民党中宣部密令没收、焚毁《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5月3日，《人权论集》也未能逃脱被查禁的命运。当月15日，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面对国民党的打压，《新月》没有退缩，罗隆基、梁实秋仍发表了《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孙中山先生论自由》等文。
　　11月4日，罗隆基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等罪名被捕。尽管在胡适、蔡元培等奔走下，他当天就回到了家中。但他还是愤然写下了《我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现身说法谴责“党治”之下无人权，指斥“这是野蛮，这是黑暗，这是国家的耻辱！这是党治的耻辱”。
　　国民党岂能善罢甘休，教育部一纸命令，就要光华大学解除罗隆基的教授职务，砸他的饭碗。这是当权者对付知识分子惯用的伎俩。
　　在北方，4月23日，阎锡山控制的北平当局警告《大公报》接受蒋介石的贿赂，在言论上袒蒋。第二天，“两姑之间难为妇”的《大公报》刊出《本报特别启事》，“本报近在南方全被扣留，又于北平将遭干涉。国乱政纷，自由扫地，言之可叹。兹愿向全国读者声明，本报绝不变其独立公正之立场，决无受任何方面贿赂津贴之情事。”4月25日又发表《诉之公众》社评，重申“四不”方针。4月26日，再度发表《对于言论自由之初步认识》社评，呼吁批评自由。
　　7月15日，《大公报》发表《报纸如何可以为民众说话》社评，批评国民党执政以来摧残言论、压迫报界甚于北洋军阀时代。7月24日，在《言论自由与立言之态度》社评中，再次指出“锢闭思想，干涉言论”是政治上最大的失策，表示“一方面应为言论之自由奋斗，一方面亦应为言论之价值努力。”9月1日，《大公报》在《本报续刊四周年纪念感言》社评中表示，“作一忠实之报告者评论者”，“对于政治上，始终不逾越新闻记者地位之范围……虽力争自由之言论，但政治斗争则不参与”，也就是以言报国，论政而不从政。
　　在国民党一党治下，民间报纸试图保持独立发言的地位的确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新闻自由与新闻检查之间是不相容的。《大公报》的努力也因此才值得尊敬。胡适称“中国新闻纸以天津为第一”，这是他最早给予《大公报》至高的评价。
　　10月，胡适就言论自由发表谈话，提出：一、取消一切新闻检查机关。二、报纸新闻，应不加限制，只对法律负责；作者负责任的言论，也应允许尽量发表。党部宣传部如认为某项新闻或言论不合适，可提出纠正或辩论，而不以其他方式干涉。
　　11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停止检查新闻，《大公报》在第二天发表的短评中称“这是新闻界的一道福音”。实际上，国民党并未放弃新闻检查。从1927年到这一年底，有案可查的至少有700多种书刊被查禁。但由于文化界、新闻出版界持续不断的抗争，国民党控制言论的企图一再受挫，实际效果有限。
　　3月，郁达夫、鲁迅、田汉、赵南公等51人发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针对“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语不能自由”的现状，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4月7日，上海市商会向国民政府转呈了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的申诉，对军警机关动辄查封书刊深表不满。5月17日，太原《民话报》因刊出《黑幕重重之山西高等法院》一文，编辑张荫轩被非法拘捕。5月23日，太原市新闻记者联合会集会声援《民话报》。
　　7月，四川军阀刘湘一度查封重庆《西蜀晚报》，报界联合会发表抗议声明。8月1日，《西蜀晚报》因一篇小品文触怒当地军方，报馆被捣毁，多人受伤。重庆报界协会、重庆新闻记者协会、重庆通讯社协会立即发动全市新闻界从8月5日起罢工，成立了“重庆新闻界八一事件罢工委员会”。市民、各界人士也成立了“重庆市新闻界罢工民众后援会”。成都报界联合会奋起声援、抗议。重庆新闻界向刘湘提出三条要求：惩办凶手、保障将来、赔偿《西蜀晚报》损失，并由肇事者向新闻界道歉等。不可一世的枪杆子被迫低头，接受全部条件。18日起，重庆各报恢复出版。这是百年言论史上值得记载的胜利，是笔杆子对枪杆子的一次胜利。这样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
　　8月12日，上海平凡书店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之后，上海书业公会集会发表宣言，抗议摧残文化事业。
　　12月，郁达夫的《薇蕨集》在北新书局出版，书前本来有一篇《题辞》：
　　三四年来，不晓得为了什么，总觉得不得安居乐业，日日只在干逃亡窜匿的勾当。啊啊，财聚关中，百姓是官家的鱼肉，威加海内，天皇乃明圣的至尊；于是腹诽者诛，偶语者弃市，不腹诽不偶语者，也一概格杀勿论，防患于未然也，这么一来，我辈小民，便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
　　最终北新书局怕以文字贾祸，抽去了这篇虽短小却足以让全书生色的题辞。柳亚子为此诗赠郁达夫：
　　妇人醇酒近如何？十载狂名换苎萝。
　　最是惊心文字狱，流传一叙已无多。捕。
　　［记事］
　　1月18和19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接连搜查华通、乐群、北新、群众四家书店。
　　2月1日，经报界公会呼吁，曾一度被停止发稿的国闻通讯社北平分社恢复。
　　2月7日，《时事新报》记者陈荇荪以“宣传国家主义”罪名被判刑6个月。
　　2月15日，鲁迅编辑的《文艺研究》季刊只出1期即遭查禁。
　　2月19日，国民党行政院通令禁售《清史稿》。
　　2月，中原大战在即，南北军阀将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厮杀，阎锡山查封了南京背景的《华北日报》、中央社北平分社及天津《民国日报》等。
　　3月16日创刊的《艺术月刊》（夏衍主编）仅出1期就遭查禁。
　　4月10日，汤修慧将《京报》与《成报》合并再度复刊，直到1937年7月28日日寇铁蹄踏进北平才停刊。
　　5月，鲁迅等编的《萌芽》月刊出到第5期遭查封，第6期改名《新地》，只出1期，即遭查禁。蒋光慈等编的《拓荒者》月刊出至第4、5期合刊遭查禁，第6期将部分封面改为《海燕》，也是一期即终。
　　5月21日，李一氓主编的《巴尔底山》旬刊出到第5期遭查禁。
　　6月16日创刊的戏剧电影期刊《沙仑》（夏衍主编）出了一期即遭查禁。
　　6月，郁达夫等创办的《大众文艺》月刊，在出了12期之后遭查禁。
　　7月1日，北平创刊的《现社会》杂志出了1期就遭查禁。
　　7月，乐群书店创刊不久的《洛甫》月刊遭查禁。
　　9月8日，厦门国民党以过激言论的借口，勾结租界工部局，勒令陈嘉庚资助的《民钟日报》（1921年7月1日创刊）禁止再刊。
　　9月10日，“左联”出版《世界文化》月刊，由泰东图书局发行，出了一期即遭查禁。
　　9月21日，中共地下党在哈尔滨创办《北满红旗》，创刊号一出版即遭查禁。
　　9月，杭州《之江日报》因介绍被禁的左翼书刊惹恼国民党当局，受到停刊两周的处分，副刊编者遭拘捕。
　　从7月到9月，就有18种社会科学书刊、89种文艺书刊遭通令查禁，罪名不外是“诋毁本党”、“诋毁国民政府”、“提倡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等。
　　10月，当局以“言论谬误，且备列反动书目介绍销售”的罪名查禁一共只出了8期的上海《出版月刊》。
　　从2月至10月，《申报》9次“开天窗”。
　　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电影检查法》。8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密函重申查封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作家联盟、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普罗诗社、中国革命互济会、无产阶级文化俱乐部、革命学生会、自由运动大同盟等组织并将“主谋分子”缉拿归案。
　　12月1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出版法》，共6章44条，推行出版登记许可制度，对出版内容更有种种限制，所谓“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者”、“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妨害善良风俗者”等，无非是以一党之私，钳制天下悠悠之口。
　　12月28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开列了40种查禁报刊的清单，包括《苏维埃画报》、《赤色海员》、《红旗日报》、《列宁青年》、《革命工人》、《上海工人》、《东方日报》等。
　　12月，楚图南主编的文艺期刊《灿星》月刊以“煽动青年”、“危害治安”等罪名遭哈尔滨当局查禁，楚图南被

　　第三部分
　　1931年：“确实的消息”和“负责任的评论”
　　任凭胡适几次给陈布雷写信，任凭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给蒋介石上书，他们的努力终归无效，这年1月，罗隆基还是以“言论谬妄”而丢掉了光华大学的教职。他继续在上海主编《新月》，无所顾忌地发表他的书生论政。5月初，汪精卫在上海《民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当时三个思想鼎足而立：共产、《新月》派和三民主义。罗隆基给胡适的信中不无得意地说：“想不到《新月》有这样重要。”
　　7月30日一早，新月书店北平分店被搜查，几百册《新月》（第2卷第8期）被扣，店员二人被拘（当天下午放回）。在一弯《新月》即将划落之前，又一位饱吸西方政治学乳汁的洋博士登上了书生论政的舞台。8月，王造时在《新月》发表酣畅淋漓的《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此文一出，差一点使新月书店关门大吉。
　　年底，罗隆基束装北上，担任天津《益世报》主笔，开始书写他在言论史上的另一页。《新月》论政的时代也就此结束。
　　5月22日，天津《大公报》出满一万号时，发行量已达5万份，《大公报》举行盛大的庆祝。在众多政要、名流的祝词中，胡适的《后生可畏》最为引人注目。他认为《大公报》已超过了历史比它更长的《申报》和《新闻报》。不但从一个地方报变成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大公报》之所以有这样好的荣誉，不过是因为它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实际上，在《大公报》身上也寄托着胡适的理想。
　　从6月起，《生活》周刊连续报道交通部长王伯群营私舞弊的丑闻，并断然拒绝了王的巨款收买。邹韬奋在《信箱》发表言论说：“在做贼心虚而自己丧尽人格者，诚有以为只须出几个臭钱，便可无人不入其彀中，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有骨气的人，但是钱的效用亦有时而穷……”
　　9月1日，历经世变沧桑的《申报》在《六十周年纪念宣言》中明确表示，“以积极之行动，努力于本报之改进，努力于应负之责任，不徘徊、不推诿、不畏缩，尽我绵薄，期有以自效，是为本报同人深自体念后最大之决心！”“肩荷此社会先驱、推进时代之重责”，“使社会进入合理常规”。11月30日，又发表《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提出12项具体的革新计划，认为“新闻事业为推进社会最有力的工具”，力图“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
　　《大公报》、《申报》和《生活》周刊的价值取向容或有别，但“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以及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则是一致的。
　　这是民族危机爆发的一年，也是蒋介石继续挥舞大棒、严加控制言论的一年。1月30日南京政府公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无疑是一部严刑峻法，凡从事“反帝反封建民主主义运动”的，处死刑；凡与此有联系或以文字、图画、演说作宣传的，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凡接受上述文字、图画、演说或告诉别人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组织自由文化团体、集会宣传反法西斯主义自由思想的，处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等。
　　1、2月间，南京政府相继颁布《电影检查实施细则》、《电影检查委员会组织章程》。舆论控制延伸到了当时新兴的电影业。
　　从1929年到1931年，被国民党当局查禁的书刊多达531种。仅据这年9月国民党长沙党务整理委员会编印的《工作报告书》统计，凡是宣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第三党、国民党内一些派系的书刊都被冠以“言论反动”的帽子查禁、查封、查扣，共计228种。
　　10月7日，南京政府颁布《出版法施行细则》25条，更严厉钳制言论出版自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49家出版社联名发起请愿，要求废除与言论出版自由相背离的《出版法》及细则，“停止党政军机关对于书籍之检查搜索”。
　　面对无限权力对言论自由的侵犯，新闻检查、邮电机关遗失报刊的屡屡发生，以“言论报国”为天职的张季鸾们更是痛苦无比，8月3日，《大公报》发表《新闻界何敢有奢望！》社评，国民党向当局提出三点“卑微”的要求：“一、检查电报，勿过无理取闹。二、拍发电报，务予迅速痛快。三、邮递新闻杂志，当事者多为注意，勿令动辄遗失。”
　　10月到11月间，有国民党权贵作后台的上海《时事新报》，一次就解雇了记者、工人16人，编辑部同人集会抗议，报馆又将10多名参与集会的编辑记者一并解雇。未被解雇的同人愤然发表联合宣言，呼吁社会各界支持。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上海报界工会等纷起声援，迫使《时事新报》收回成命。
　　如果说这一抗争面对的不是权力当局，那么上海日报公会12月11日公开发表的宣言针对的就是国民党政权。宣言抗议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违检的借口，对《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实行“禁邮”的非法行径，并宣布拒检。宣言指出，60多年来，报界“备受横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更是“愈演愈烈”，“立言纪事，动辄牵制，黑白混淆，是非泯灭”。“言论出版之自由，乃民权之大纲，垂诸遗教，明见约法，固非命令所得变更，亦非暴力所得蹂躏”。为保护报纸的尊严，决定从即日起“绝对不受任何检查和干涉”。上海日报公会同时致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指责禁邮各报是“违背《约法》，闭遏言论，侵害营业”。
　　12月19日，当宋庆龄得知蒋介石秘密杀害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的消息后，悲愤欲绝，起草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的宣言。当晚，史量才在上海日报公会说：“这是孙夫人亲自签名要求发表的，不是报纸造谣，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第二天，《申报》和上海各大日报（除《民国日报》外）不顾新闻检查，几乎都在显着位置全文刊登了这一宣言。再次表演“下野”戏、在奉化溪口的山水间待机再起的蒋介石，读了指着他鼻子的檄文，心中的恼怒可想而知。
　　［记事］
　　1月5日创刊的《书报评论》只出了6期就遭查禁。
　　1月29日，北平《华北日报》驻齐齐哈尔通讯员尉迟正荣因拒绝为当地警察局作宣传而被捕，罪名为“开设烟馆，窝藏匪人”。3月5日被判刑1年6个月。
　　1月，莫斯科回来的吴黎平主编的上海《环球》旬刊遭查封。上海闸北巡捕房查抄了承印《红旗日报》的大中印刷所，抄走4000多份报纸，捕去职工多人。
　　2月7日，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杀害。3月30日，创刊不久的《文艺新闻》（袁殊主编）刊出《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文，透露了这一消息。4月25日，“左联”在上海创办《前哨》，创刊号即是纪念柔石等五烈士的专号，发表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柔石小传》等文，秘密发行两三千份，在国内外引起震动。随即被国民党当局严加查禁。8月5日出版的第二期即改名《文学导报》，11月15日，出到第8期也遭查禁了。
　　3月4日，上海公共租界查封了北新、联合、江南、群众等4家书局，罪名是代售华兴书局出版的“反动”社会科学刊物。华兴书局经理被捕，判刑一年。
　　3月26日，武汉军事当局提出严厉取缔武汉市各报社、通讯社办法，武汉各报发起救报运动，结果各大报、大通讯社幸存下来，小报、小通讯社被取缔的至少有13家。
　　这一年，中共中央出版部在上海设立2年的华兴书店被查封。
　　1932年：从鲁迅答《中学生》开始
　　元旦，《中学生》杂志向鲁迅提问，“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说些什么？“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这是鲁迅的回答，也是无数知识分子的选择。
　　鲁迅题赠冯雪峰的照片
　　天津《益世报》主办人刘豁轩在给罗隆基的聘约里主动提出，在不危及报纸的生命和不反对天主教教义的前提下，他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实际上将报纸的言论全权交给了他。1月12日，罗隆基在《益世报》发表第一篇社论《一国三公的僵政局》，就戳穿了国民党“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谎言。从《可以战矣》、《剿共胜利不算光荣》到《攘外即可安内》等，他的社评锋芒所向披靡。国民党天津党部多次要求将他解聘，《益世报》都不理睬。
　　4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湖风书店、开明书店、《生活》周刊社等49家出版单位，联名向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代表大会提交请愿书，要求废除《出版法》及《出版法施行细则》。
　　5月，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八九位知识分子在北平创办了《独立评论》周刊。这是一批留学欧美归来、在各自专业领域享有盛誉的知识分子办的同人刊物，经费由他们自助，所有作者都不拿一分稿费。他们在创刊号发表的《引言》中提出“独立的精神”，也就是“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他们之间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甚至有着激烈的争论，比如胡适和丁文江等就民主与独裁问题有过长达一年多的争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友谊，也不违反他们“互相戒约的‘负责任’”的根本态度。
　　《独立评论》以政论为主，无非是“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他们不依傍朝廷，不依傍其他任何政治党派，更不为社会流俗的成见所迷惑，坚持独立发言，“说平实的话”，这是《独立评论》的特色所在。胡适称这是“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他们发表文章时几乎都不用笔名，体现了胡适一贯倡导的签名负责的精神。
　　从6月30日起，《申报》连续发表三篇《论剿匪与造匪》时评，直言不讳地指出“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7月3日，《申报》发表《中大学潮评论》时评，披露教育部长、原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挪用水灾捐
　　胡适等人创办的《独立评论》
　　款丑闻和中央大学学潮真相，蒋介石龙颜震怒。从7月16日到8月21日，《申报》被“禁止邮递”达35天。
　　禁邮成为蒋介石对付上海租界报刊的惯用伎俩，继《申报》之后，这年8月，国民党当局又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禁止《生活》邮寄。《生活》的发行量超过15万份，创下了当时中国期刊发行的最高记录。邹韬奋在《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文中表明《生活》周刊并无任何背景，“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一以正义为依归；正义所在，全力奔赴，生死不渝。”
　　对此，史量才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2月29日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言时，曾愤怒抗议“不经过法律手续而采取这种卑劣手段来限制报纸在外地的发行”，认为“这是侵犯出版自由的行为，决不能容忍！”
　　9月4日，北平新闻记者公会致函北平市政府、公安局，希望尊重约法赋予新闻界的言论自由，不得随意干涉。
　　9月24日，北平《导报》、《益世报》因刊出第29军驻北平办公处处长秦德纯骗婚的新闻，秦指使武装士兵闯入《导报》，殴打并试图绑架三名编辑，到《益世报》捕人也未果。9月26日，北平市新闻记者公会通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呼吁保障言论自由和人权。同时通电全国各界请求声援。
　　10月15日，已被开除出党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随即被国民党政府引渡押解南京。这一事件引起了南北舆论界“重大的注意”，北平、天津几个重要的日报纷纷发表社论，呼吁公正、合法的判决。上海《申报》、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国闻周报》及《法治周刊》等报刊都作了追踪报道。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发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演讲，同一天傅斯年在《独立评论》第24号发表《陈独秀案》一文，称其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曹聚仁主编的《涛声》（上海）还组织了“陈案”的讨论。可以说，1932年的中国是在对“陈独秀案”的关注中结束的。
　　［记事］
　　3月5日，左联主办、鲁迅等主编的《十字街头》旬刊出至第3期被查禁。
　　3月7日，因为2天前的社评中有“中央政府幸勿误国殃民”语，汉口警备司令部以“言论荒谬”等罪名勒令《正义报》停刊3天，听候查核。3月19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发表《谁荒谬？》的小言论：“劝‘中央政府幸勿误国殃民’而为言论荒谬，则劝中央政府实行误国殃民，当为言论公正！……我们痛念尚在暴敌铁蹄下之东北三千万同胞，及最近淞沪惨死流离的民众，是否‘误国殃民’，大可‘心照不宣’！”
　　4月1日在上海创刊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主办）只出了1期就遭查禁。接着出版的《新文化》也只出2期遭查禁。
　　4月15日，国际联盟调查团接见平、津新闻界代表胡政之、陈博生、罗隆基等，罗隆基在发言中抨击“九一八”以来日本人对中国新闻舆论界的摧残，上海《民国日报》、青岛《民国日报》、北平《英文导报》等或被威胁停刊，或被直接捣毁。在东三省，日军实行邮检，严禁关内的报纸进入。我国报纸在本国领土之内竟失去了发行自由。
　　4月，山西《太原民报》、《一报》因披露省政府公卖鸦片真相，被阎锡山下令查封，两报负责人被捕。
　　7月26日，1924年在江苏镇江创办的《江声日报》因敢于针砭时弊、揭露官场丑恶得罪了当地权贵遭查封，主笔兼经理刘煜生锒铛入狱。
　　7月，国民党中宣部下令查禁“反动”刊物，包括《礼拜六》、《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旬刊》及郭沫若的《文艺论集续集》等。同月，丁玲主编的《北斗》月刊出至第2卷3、4期合刊后遭查禁。10月，北平公安局通令继续查禁宣传普罗文艺的“反动刊物”。据他们报告，邮件检查员近期检扣的有关共产的“反动刊物报纸”就已达千余种，均已销毁。
　　9月27日，国民党政府密令检获书刊不许翻印。
　　10月21日，王造时和彭文应、潘大逵等在上海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只办了4期，国民党当局就以“言论荒谬”、“肆意诋毁本党”等罪名“秘密通令全国查禁”。《主张与批评》被迫于12月15日停刊，王造时发表《紧要启事》抗议，责问当局“信义何存，保障何在”？
　　11月15日出版的《文化月报》只出1期就遭查禁。
　　11月24日，国民党中宣部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均属“反动”，凡批评国民党政策者均为“危害民国”，应“一律禁止”。同月，南京电报局局长解释新闻电报时有被扣留的情况时说：本局奉交通部令，负有检查责任，凡对政治治安有妨碍的新闻一律扣留。按部颁检查电报办法的规定，明码官商电报，如查有危害民国、违反法律或妨碍公安或风化之处，均应扣留。
　　11月，夏衍、楼适夷等主编《社会生活》周刊出至第5期后遭查禁。
　　12月，“左联“主办的《文学月报》出版5、6期合刊后遭查禁。
　　12月，史量才起用青年黎烈文改革《申报》“自由谈”副刊，既不“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做茶余饭后的“报屁股”，“也决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吹起什么号筒”，迅速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
　　1933年：刘煜生以鲜血换来记者节
　　1933年的中国内忧外患，国难当头，这年元旦，胡愈之在《东方》杂志推出“新年的梦想”，一下子发表了142位知识分子的250个“梦想”。此前，胡愈之在征稿信中说：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沉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力啊！
　　什么也不相信的鲁迅没有参与“做梦”，他知道胡愈之的用意无非是“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他在元旦当天写的《听说梦》中说：“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在一个“昏黑的年头”，这么一大批知识分子集体“做梦”自然要闯祸，不久（3月16日）胡愈之就被商务印书馆辞退。
　　1月21日，年仅32岁的《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被顾祝同下令枪决，罪名是“共党报纸”、“蓄意煽起阶级斗争，鼓动红色恐怖”等。《江声日报》编辑、撰稿人有张醒愚、于在冤、余水痕等同时被判刑。镇江新闻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和政府呼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两次发表中英文宣言，揭露真相，抨击暴政。2月1日，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五项决议，包括联合报界公会、律师公会、市商会、市教育会等团体合力抗争、设立刘煜生案专门委员会等。2月5日，首都（南京）新闻记者协会也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各界一致抗争。
　　刘煜生被处决的几天后，上海《时事新报》驻南京记者王慰三在光天化日下被人枪杀。2月17日，北平记者公会为刘煜生和王慰三举行追悼会，北平市外勤记者协进会就他们遭害一事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严惩凶手。
　　2月19日，上海各报239名记者发表联合宣言，为刘煜生伸张正义，指责顾祝同妄图把新闻文化界“永在军事机关控制之下，而不得享受《约法》所给予的言论自由，生命安全之人权保障。此非刘煜生一人之问题，而值为全体人民所应严重抗争者”。许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抨击当局摧残言论自由、草菅人命。全国律师协会等社会团体也要求追究、惩办责任者。天津、武汉、杭州、广州、青岛、济南、郑州、徐州、芜湖、南昌、蚌埠、长沙、太原、汕头、香港等地到处集会，发表宣言、通电，谴责暴行，呼吁保障新闻自由。《申报》、《生活》周刊等报刊予以详细报道。于右任主持的监察院在这前后也依法弹劾顾祝同，蒋介石被迫将他调离江苏。8月和9月1日，国民党政府先后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在全国新闻界、人权组织、律师协会等各界社团的抗议声浪中，一个一党专制的政府终于作出了表面的让步。“9月1日”，这是刘煜生他们以鲜血换来的记者节，是百年言论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日子。
　　4月，陈独秀“危害民国”案开庭审理，他本人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不失当年“五四”的风采。和他一起办过《甲寅》等报刊的大律师章士钊义务为他辩护。尽管陈独秀最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但当时的《申报》、《国闻周报》、《法治周刊》等都详细、真实地报道了这一案件，《益世报》等大报还全文发表了他们的精彩辩护，乃至判决书、上诉状等。意味深长的是汪原放的亚东图书馆不仅重印了一千部《独秀文存》，而且出版了章士钊汇编的陈案资料集《陈案书状汇录》，也印了一千册，很快被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蔡元培为《独秀文存》第九版作序，称陈独秀当年的文章，“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这些事都发生在1933年。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这是《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的话。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租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身为同盟执行委员之一传说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多处传闻《生活》将被查封。7月14日，邹韬奋将编务交给胡愈之、艾寒松，“出国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
　　暂避”，开始了第一次流亡。12月16日，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封闭《生活》。最后一期《生活》（总第417期）发表了邹韬奋一年多前就准备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同时发表《生活》周刊同人《最后的几句话》：“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
　　这一年因为推出“新年的梦想”，胡愈之被迫离开了《东方》；这一年，《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被残酷地枪杀了；这一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因言获罪，被判13年；这一年，为人权奔走呼号的杨杏佛躺在了暗杀的枪口下；这一年，邹韬奋流亡异国，《生活》周刊被封杀了；这一年，因为罗隆基锋芒毕露的社评，先是天津《益世报》遭遇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国民党中宣部一再的“警告”，后是罗隆基本人遭遇暗杀，幸免于难。年底，天津市党部向《益世报》下了“最后一次警告”，要求报馆不得续聘罗隆基，罗被迫离开了《益世报》……这一年，有太多的悲惨与绝望，这一年的日历上挂满了不幸的挽联。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部分成员合影，右起：宋庆龄、杨杏佛、黎沛华（宋庆龄秘书）、林语堂、胡愈之
　　然而，我读到了尘封的史料中同样铁铸的事实。离《主张与批评》被封杀仅一个半月，这年2月，王造时又独自在上海办起了《自由言论》半月刊，毫无畏惧地继续批评国民党当局的内政外交，直到年底被查封，共出版了21期。6月6日，北平新闻记者公会举行集会，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新闻检查。这一年离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杀害已整整两年，“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鲁迅愤然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现代》杂志编辑施蛰存回忆：“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面对这枚“炸弹”，施蛰存也“有点踌躇”、“不敢决断”，“请老板张静庐先生拿主意。张读后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毅然决定：上！那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触犯统治者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重读这篇和《纪念刘和珍君》前后辉映的文字，我们也不能忘记张静庐、施蛰存。
　　这是我们在1933年那个“昏黑的年头”所看到的亮色，这不是漫长的冬夜里的梦，而是本民族最优秀的人们与黑暗顽强抗争所创造的一点光明。我们无法一一记下那些创造了光明的姓名，但我们会永远铭记他们曾经为之奋斗的梦想。
　　［记事］
　　1月1日创刊的《现代文化》月刊仅出2期即遭查禁，遭查禁的《文化月报》改名《文艺月报》，只出了2期又遭查禁。
　　3月，曾出版发行“左联”刊物《北斗》、《文学导报》的上海湖风书局遭查封。2月，国民党决定在上海、汉口、南京、北平、天津五个大城市设立新闻检查所，实行严厉的新闻检查。
　　4月，国民党中执委批准上海市的《新闻检查所暂行组织条例》，将新闻检查制度化。
　　5月中旬，北平《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被国民党宪兵逮捕。
　　5月，原重庆《大中华日报》主笔、上海《大陆新报》创办人王鳌溪被捕后，很快在南京雨花台遇害。重庆报界协会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开会致电军委会、民权保障同盟等，要求查清真相，伸张正义。
　　6月22日，广东新闻通讯社记者侯友礼，未经宣布罪状，即被当局执行枪决。
　　7月，西安《民意报》因刊载的社会新闻触怒当道被控，社长裘兰生被拘押，西安新闻界呼吁全国新闻界声援。
　　7月31日，北平《文学杂志》在出版3、4期合刊后被禁，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被捕。
　　8月3日，南京当局通令各地政府，凡因违反出版法经注销登记的书刊报纸，一律不得再次要求登记。
　　8月9日，国民党中执委常务会议核准备案《检查新闻办法大纲》。
　　8月25日，长沙《平民日报》遭查封，主笔蒋寿世被捕入狱。
　　8月，现代书局出版的巴金小说《萌芽》被禁后，改名《煤》，再改名《雪》。
　　9月21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
　　10月5日，国民党中央通过《新闻检查标准》。
　　10月26日，开明书店杭州分店遭查封。
　　10月30日，国民党政府发出查禁普罗文艺密令，要求在审查普罗作家的刊物时，“须更严密，勿使漏网”，已禁的出版物如仍在流行，要“切实认真取缔”。同时公布了《取缔不良小报暂行办法》。
　　11月1日，北平《文艺月报》出版第3期后遭查禁。
　　11月13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令将全国邮电检查事宜改归调查统计局（即臭名昭着的“中统”）管辖，并附邮电检查施行规则。
　　11月，国民党当局先后派人破坏、捣毁上海艺华影业公司、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神州国光社、光华书局及承印英文《中国论坛》的勒佛尔印刷所等，并散发恐吓信。鲁迅的《二心集》在浙江率先遭查禁。
　　1934年：史量才以身殉报
　　从1月7日起，《大公报》开辟了《星期论文》专栏，每周日由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执笔，评论世事时局，开创了民间报纸与学界结合论政的新形式。第一篇是胡适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直到1949年5月，15年间《大公报》共计发表750篇星期论文，200多位作者中以大学教授为主，左中右俱全，真正体现了《大公报》兼容并包的气度。当年12月9日，胡适为《大公报》撰写了《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借题发挥，要求当局明令全国，保障一切“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的结社与言论，“释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论犯罪的拘囚；并且应该明令一切党政军机关不得因思想言论逮捕拘禁人民”，“取消一切钳制报纸言论与新闻的机关”等。
　　此时，《大公报》的声望已如日中天，然而他的新闻、言论常常引起当局的不满，又是“警告”，又是办事处差一点被捣毁，特务制度、新闻检查制度让“矮人国”里的“巨无霸”头疼不已。胡政之读了胡适“痛快之至”的文章，欣然表示“彼此共同负责”，并“为文作桴鼓之应。”胡政之们和胡适之们联手争取言论自由的时代，无疑正是近代中国民间报纸与知识界结合的黄金时代。
　　2月10日，杜重远等继续举起《生活》周刊的“火炬”，创办《新生》周刊，成为《生活》的后身，发行量最高达10万份。
　　2月1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通令查禁149种文艺书籍（涉及28位作家）。从25日起，章锡琛先生挺身而出，由开明书店领衔，26家书店先后两次联名请愿，要求“体恤商艰，从轻处置”。他和夏丏尊还给蔡元培、邵力子写信，要求“解除禁令”。夏衍称“1934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刻，开明书店的这一义举，现代出版史上也应该大书一笔的。”
　　2月28日，小说家沈从文写下《禁书问题》一文（发表在3月5日的《国闻周报》上），对禁书提出质疑，他更痛心的是“在当局群彦中，竟无一个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为极可惋惜的事情”。
　　3月20日，上海26家书店得到的批复是：“一、切实执行前令严予禁毁，以绝流传者30种；禁售者30种；三、在剿匪严重时期内暂禁发售者31种；四、需加删改方准发售者22种；五、准予暂缓执行查禁者37种。”结果导致了臭名昭着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产生。
　　3月，陈独秀身在囹圄，上海亚东图书馆出了《独秀文存》第十版，印了两千部。7月20日，南京最高法院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终审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8月13、14日，《大公报》全文刊载了判决书。
　　5月24日，南京《民生报》不顾新闻检查，刊出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舞弊的新闻，结果以“肆意造谣，不服检查”的罪名被罚令停刊3天。5月29日复刊当天，成舍我即在报上发表万言长文《停刊经过敬请国人公判》，批评当局摧残舆论、非法封禁报馆。报纸一出，日销万份。31日，又将此文单张印刷万份，赠送读者。彭学沛以妨碍名誉罪向法院控告成舍我。北平记者公会以及济南、青岛等地新闻界纷纷通电声援。迫于舆论压力，此案最终以撤诉了之，但彭学沛、汪精卫却怀恨在心。
　　《民生报》揭露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一事
　　7月23日，《民生报》因刊载来源于民族社的消息《蒋电汪于勿走极端》，国民党当局以失实为由查封报馆，拘捕成舍我。26日，与《民生报》同气连枝的北平《世界日报》因社论被勒令停刊3个月。同一天，南京新闻界要求保释成舍我等。7月27日、30日，上海记者公会、日报公会先后发出通电，营救成舍我，《申报》追踪报道。
　　1934年7月29日《民生报》发表《停刊经过如此！！！敬请全国国民公判》一文
　　8月，杭州记者公会通电全国新闻界，倡议定9月1日为“中国记者节”，得到各地同业响应。9月1日，北平、杭州、太原、长沙、青岛、南昌、厦门等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有的报纸还休业一天。《大公报》发表评论说：“有了通令，仍然把记者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以为与其停刊纪念，还不如积极地要求解放言论，作有效的维护。”北平报界集会决议，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执行去年“九一”保障新闻业和记者安全令。
　　正是这一天，在记者自己的节日，成舍我在被关押了40多天之后获释，因为拒绝向行政院长汪精卫屈服低头，不仅《民生报》被永久停刊，还不许他在南京以其他名义办报，更荒唐的是剥夺了他以本名或其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文字的权利。全国各报对此连续报道，呼吁言论自由。一个报人傲然直面行政院长的故事也将长久地激动着一部百年言论史。
　　据国民党中宣部印发的秘密文件记载，从1929到1934年被查禁的书刊约887种。国民党当局对新闻界的迫害无一日停止，新闻界的反抗几乎也没有停止过。
　　5月29日，徐州《公言报》遭查封、社长被捕后，上海《新闻报》、《时事新报》纷纷报道。6月2日，《中央日报》发表了《徐公言报被封后发宣言请主公道》的新闻。10日，《申报》报道了上海记者公会声援《公言报》的消息。15日，《公言报》社长获释。
　　7月8日，重庆《新蜀报》、《新民日报》因批评当地市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遭军警搜查，记者吴秋影等3人被捕，吴秋影受到杖责，血肉横飞，奄奄一息。从10日到13日，重庆新闻界一致停刊4天抗议，并通电全国新闻界，呼吁主持正义，要求当局彻查。13日，《中央日报》发表《重庆市长摧残舆论》的文章。17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短评《重庆的滥捕记者案》，声援受害记者。25日，绥远报界通电呼吁释放重庆被捕记者。8月20日《北平晨报》还发表《重庆报界迭遭摧残》的报道。
　　遭国民党军统暗杀的着名报人史量才
　　这一年是在史量才惨遭暗杀的悲泣声中落幕的，独立的舆论力量令独裁者望而生畏，《申报》走到了它的顶峰。徐铸成《报海旧闻》中说，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中回忆：“有一天，蒋召史和我去南京，谈话甚洽。临别，史握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即变了脸色。”两者虽然稍有出入，但“你有枪，我有报”的对话流传至今，为史量才之死平添了几分壮烈。
　　11月13日下午，沪杭道上——浙江海宁翁家埠，史量才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有预谋的狙击，54岁的一代报业巨子以身殉报。从南到北，悲怆的泪水模糊了整个冬天，整个中国。“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是他留给世界的铮铮誓言。
　　尽管蒋介石以卑鄙手段扼断了史量才生命的喉管，却没有阻止活着的人们继续争取言论自由。12月10日，离史量才被杀还不到一个月，天津《大公报》、北平《晨报》等24家报纸、通讯社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开放言论的三点要求：一、检查新闻纵不能取消，应遵照中央颁布标准，审慎实行；二、对新闻机关和新闻记者的处分纵有言论失控，请依出版法和普通刑法制裁，不必施诸非常手段；三、以前被停闭、拘禁或其他处分的新闻机关和记者，如不是以暴力及暴动为背景，请一律开复。
　　同一天，《大公报》发表社评《为报界向五中全会请命》，指出言论是报纸的灵魂，自负责任，如触犯法律，可照律惩罚，不应在发表前横加束缚，在发表后任意苛责。呼吁国民党当局不要把全国的报纸文章“都弄成清一色”，到处是千篇一律的“对政府恭顺的文辞”，要求改良新闻检查办
　　国民党当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证据
　　法，解除新闻界的痛苦。
　　12月12日，上海日报公会、记者公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保障言论自由：一、解除“剿匪”期间限制言论自由的权宜处置；二、在新闻检查所取缔之前，应通令检查所严遵标准，不要过于苛细；三，受处分的新闻机关如不以暴力及暴动为背景，请一律开复。
　　［记事］
　　1月1日，上海《社会与教育》杂志刊出《停刊启事》，因“邮递被禁”而被迫停刊。
　　1月11日，开封《河南晚报》因刊出《风雨飘摇下之西北中学》文，总编辑罗曦初竟以“妨碍公务罪”被判3个月徒刑。开封记者联合会为此通电全国新闻界，呼吁声援罗曦初。
　　1月22日，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颁布“书店登记取缔规程”。2月22日，南京政府下令：今后如有报纸不服检查，当由军政机关予以一日到一周的停版处分。
　　1月26日，上海市教育局发出密令，查禁鲁迅的《二心集》，因为其中有《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等文，“内容确多不妥之处。”
　　1月，上海《文学》月刊的《新年号》被书报检查人员大肆抽删，征文特辑《文坛何处去？》及巴金的小说《雪》、夏征农的《恐慌》等都被扣押。
　　2月1日，北平复生新闻社因一则《日方要求取消华北党部》新闻，被北平市公安局勒令停止发稿，记者林霁融、赵志敏被捕，经报界出面营救才获释。
　　4月7日，天津《益世报》因为一篇钱端升执笔的社评触怒当局，受到停邮处分。蒋介石通令全国，“全国各地如再发现天津《益世报》，唯当地军政长官是问。”3个多月后才有条件解禁。
　　5月1日，文艺刊物上海《春光》月刊出了3期后遭查禁。
　　5月3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委会发出训令，以“言论偏激，显系宣传反动”，“贻害社会，实非浅显”等为由，查禁鲁迅的《南腔北调集》。
　　5月9日，黎烈文被迫离开《申报·自由谈》。
　　5月26日，南京《新中华报》因刊出中国与土耳其友好条约全文，被勒令停刊三天。实际上许多报纸都曾登载，惟独《新中华报》遭处罚。29日，南京各报对国民党当局禁令不一表示抗议。
　　6月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发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
　　6月2日，《华北日报》因刊出关内与东北即将通车、通邮的消息，从6月3日起，被国民党中宣部勒令停刊，社长刘真如被押解南京，总编辑陈国廉自行赴京请罪。
　　6月10日，上海市政府转达了保护记者令。
　　6月20日，上海公安局要求禁止《申报》的“读书问答”。
　　7月1日，北平武学书馆因所出“共产党宣传品”《中国大革命史》等书，经理程焕卿、职员耿泽民分别被判处徒刑3个月、2个月，罚金500元、100元。
　　7月14日，创刊不久的南京《朝报》因所刊新闻触犯当局，被罚停刊1天。
　　7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公布《取缔发售业经查禁出版品办法》。
　　8月5日，北平九所大学女生创办《妇女月报》，创刊号刚出就遭查禁，经销的两个书局负责人，及委托代卖的北大法文系女生吴春莲被捕，罪名是《妇女月报》“内容注解隐有反动宣传”。
　　9月7日，北平《晨报》因一则新闻触怒当道，受到停邮扣电处分，11月2日才恢复。
　　9月10日，国民党成立了中央新闻检查处，从10月1日起实行新闻送审事前预检制度。
　　10月3日，上海市教育局令上海市书业公会：图书须经内政部审核后始准发行。
　　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令邮政总局：中外任何新闻纸类如不呈验登记证不予挂号立卷。
　　秋天，于兰荪、王雪尘办的《上海日报》曾以锋芒太露几次被勒令停刊，终因触犯当权者被迫停刊。
　　12月，上海《时代漫画》因发表讽刺当局外交政策的漫画被勒令停售，只好改名为《漫画界》。连《新诗歌》半月刊也未逃脱被禁的命运。
　　1935年：张季鸾——“射雕老手，箭无虚发”
　　1935年，东北沦陷已有四年，国难日益深重，华北危机迫在眉睫，言论史上发生的许多事多与此有关。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发表艾寒松（署名“易水”）的《闲话皇帝》一文，语涉日本天皇，日方恼羞成怒，以“妨碍邦交”、“侮辱天皇”为名向国民党当局问罪。《新生》遭查封，《新生》发行人杜重远锒铛入狱，7月9日以“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两个月，酿成了轰动全国的“《新生》事件”。读者自发组织了“《新生》后援会”，印发《告全体〈新生〉读者》，提出组织“新生读者联合会”、争取抗日救亡的言论自由等要求。余波所及，导致了臭名昭着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消亡，成为这个不幸年头一支大快人心的插曲。
　　7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修正通过《出版法》，对新闻出版的限制更多、规定更苛，激起了新闻出版界、文化界的强烈不满与抗议。14
　　《新生》发行人杜重远
　　日，天津《大公报》率先发表《谈出版法》社评，提出批评。19日，上海日报
　　公会开会致电南京政府，对此深表不满，要求暂缓公布。上海记者公会发表宣言，通电抗议“修正出版法”。28日，南京新闻学会通电全国同业，主张一致提出复议的要求。30日，《大公报》发表《新出版法的再检讨》社评，认为修正出版法“不仅繁琐”，而且限载新闻范围“过于广泛”，使言论界今后的记载批评将“动辄得咎”，总之，“统制之方法与程度不甚合理。”31日，全国各地驻南京的新闻机构代表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面对舆论的压力，国民党中政会决定推迟公布，悬而待决。
　　这一年，上海民营无线电播音同业公会曾抗议当局干扰私营无线广播电台的正常播音。
　　也是这一年，杭州记者公会通电要求言论自由，力争撤销新闻检查制度，上海、南京、杭州、北平等地报纸，包括国民党主办的南京《朝报》、《中央日报》、上海《民国日报》、杭州《东南日报》等在内，纷纷着论支持，反对臭名昭着的新闻检查所。此举足以使杭州记者公会这个地方性新闻同业团体光耀史册。为纪念这一行动，在9月1日记者节期间，杭州举办了一场盛况空前的全国报纸展览会。
　　11月10日，邹韬奋返回上海，接续《生活》、《新生》的火炬，办起了《大众生活》周刊。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283人签署《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了“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等
　　销数高达20万份的《大众生活》周刊，图为创刊号封面
　　八条要求，刊登在12月21日的《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12月27日，他们又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第二次救国宣言》。
　　11月12日，“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的文学批评家梁实秋与张东荪、罗隆基、谢冰心等友人，在北平办起了《自由评论》周刊。梁实秋发表《算旧账与开新张》一文，直言“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对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这样“言论反动”的刊物自然免不了被查禁的命运。
　　王造时创办的《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半月刊先后遭查封，但他不惮于国民党的威压，将那些被统治者称为“荒谬”的文章汇集出版，书名就叫《荒谬集》。
　　12月3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社评《勿自促国家之分裂》，直截了当地批评了手握兵权的平津最高首脑宋哲元。第二天《大公报》就被停止邮递，禁止在天津华界发行。南京、上海各地报纸纷起声援，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也通过决议，“要求行政院立刻纠正”。12月12日，《大公报》恢复邮递。三天后（12月15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一八一号的《编辑后记》中说：
　　被胡适称为“射雕老手，箭无虚发”的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
　　《大公报》在很困难的环境之中，独能不顾危险，登载平津各报不能登载的文电，发表平津各报不敢发表的言论。从12月4日起大公报得了停止邮递的处分。这样为正义受损失，是一个舆论机关最光荣的事。我们很诚恳的给《大公报》道贺。《独立评论》影印本，岳麓书社1999年版。
　　胡适还写信给张季鸾，称他“射雕老手，箭无虚发，一发即中伤要害，佩服！佩服！”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页537。
　　这一切不仅留在1935年的编年史中，也将永久地留存在言论史的记忆深处。尽管国民党对言论的压迫从未停止过，仅这一年遭查禁、查扣的书刊就有70种。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自治会曾悲愤地揭露：“着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鲁迅的杂文集《准风月谈》一出版，就被禁止发售。他的《门外文谈》直到这年9月“国民党中宣部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消亡后才得以问世。
　　年底，鲁迅在《花边文学》序言中痛斥国民党政府野蛮的书报检查制度，尖锐地批评当局对言论的压迫。他接着说：“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这才看见了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的请愿和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
　　其实，无论新闻记者还是知识分子关于言论自由的“请愿”、“要求”，从袁世凯时代到蒋介石时代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并不是始于1935年的下半年。
　　［记事］
　　2月8日，上海市教育局转发了《图书须审查后始准注册令》。
　　2月22日，长沙《霹雳报》以所谓泄漏军事秘密被停刊一周。
　　3月28日，内政部发文《图书注册后仍须送内政部备查》。
　　3月，长沙《正报》因一篇“醴陵奇俗”被永远停刊。
　　5月27日，在被禁邮8个月后，《时事新报》获准恢复邮递。
　　5月31日，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令上海市书业公会：翻印古书的新增材料须先送审。
　　5月，张竹平苦心经营多年、具有报业托拉斯雏形的“四社”（包括《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和申时电讯社）被孔祥熙劫夺。
　　9月1日，属于胡文虎兄弟“星系报业”的厦门《星光日报》创刊，因刊出有关日舰走私的新闻，遭日方严重抗议，要求封报、捕人，社长胡资周断然拒绝，据理反驳，最后以总编辑表面上辞职了事。
　　9月15日，广州南风社记者叶云笙被捕，17日获释。省市记者会派代表要求释放此前被捕的记者陈锡余不准。
　　9月20日，成舍我集资在上海创办《立报》，小报大办，以“立己”、“立人”、“立国”为宗旨，力图办成一张大众化的报纸，发行量迅速突破10万份。
　　10月31日，《申报·自由谈》主编张梓生备受亲国民党小报围攻，继黎烈文之后被迫辞职。
　　11月8日，上海《新闻夜报》、《小晨报》因未遵禁令、大量报道汪精卫被刺事件，受到停止邮递和停刊多日处分。
　　1936年：《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发表
　　新年伊始，从北到南，都涌动着新闻界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1月1日，平津新闻学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向政府请愿取消新闻检查制度的决议。1月26日，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先锋报》驻北平记者斯诺致函祝贺平津新闻学会成立，赞成他们提出的开放“言禁”、废止现行新闻检查制度等主张，认为争取新闻业的自由与独立，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普遍意义。2月9日、10日《世界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
　　1月11日，顾执中、萨空了、谢六逸、恽逸群、郭步陶、陆诒、包天笑、卜少夫等71名职业记者联名在《大众生活》第9期发表《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他们抗议剥夺言论出版自由的新闻检查制度，郑重提出两点主张：“一、反对新闻检查制度的继续存在。二、检查制度虽不立刻撤销，一个自己认为还算是舆论机关的报纸，绝对不受检查！”
　　国难当头，争取言论自由成为这一年主旋律之一。
　　3月，马叙伦等148人在《生活教育》、《大众生活》发表《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与上海文化界南北呼应。
　　4月1日，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上海版正式问世。张季鸾在《今后之大公报》社评中重申了“四不”方针，以“不隶籍政党”、“经济独立”、“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等作为“自立之本”，耿耿以“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为念。第二天，又发表《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社评，对新闻检查制度深表不满。6月9日，再次发表《论统制新闻》社评，批评当局“蒙头盖面”的“统制新闻政策”。9月1日，当复刊10周年时，总计天津、上海两地的日发行量已超过10万份，《大公报》作为举国舆论重镇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上海版
　　6月底，因为夏衍写的独幕剧《都会的一角》有“东北是我们的领土”一句台词而遭禁演，上海戏剧界张庚、于伶、唐纳、欧阳山、柯灵等20多人联名发表“反对工部局禁止演剧的通启”，提出：“为了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尊严，我们一方面应当督促政府向工部局严重交涉，一方面要求我国文化工作者一致起来，向工部局提出抗议，争取一切爱国运动、文化及艺术活动的自由！”
　　与此同时，日本拍了一部电影《新土》，主题即东北是他们的“新土”，影片在上海上映后，文化界发表两次抗议宣言，一次由欧阳予倩、应云卫等电影、戏剧界300多人联名，一次由矛盾领衔，巴金、许广平、郑振铎、任白戈等都签了名。
　　7、8月间，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名在《生活日报》（香港）、《生活教育》发表着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信，言论出版自由即是其中之一。
　　10月1日，巴金、鲁迅、冰心、林语堂、周瘦鹃、包天笑、茅盾等21位作家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即刻开放人民言论自由，凡足以阻碍人民言论自由之法规，如报纸检查、刊物禁扣等，应立即慨予废止”。同时呼吁全国学者、记者、作者、读者，“一致起而力争言论自由，促其早日实现”。《新认识》、《文学》和《申报·每周增刊》等报刊都相继刊载了这一宣言。这是鲁迅生前最后一次在争言论自由的宣言上签名。
　　11月23日凌晨，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史良等“七君子”因奔走抗日而被捕，当天，《立报》在头版发表《今晨七人被捕》的短讯，率先披露这一震惊全国的消息。26日，宋庆龄发出《为“七君子”被捕向报界发表声明》，呼吁舆论界主持正义。之后，《立报》和全国各地报纸，连续追踪报道“七君子”案，对国民党当局构成了压力。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图为救国会主要领导人（前排左起）沈钧儒、史良、王造时、沙千里等参加上海各界群众的示威游行
　　这是我们在1936年的言论编年史上所看到的亮色，然而更多的是铁屋中的呐喊，是黑暗中的挣扎、沉埋，是默无声息的消亡。据当时印发的《查禁刊物一览表》及《反动刊物调查表》，仅仅从1936年1月到3月，国民党当局就查禁了24种刊物。这年12月国民党中宣部秘密印发的《中央取缔反动书籍杂志一览》表明，从1929年3月到1936年6月，以宣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及“讥评政府”、“诋毁本党”、“妖言惑众”、“言论反动”等罪名秘密查禁的社会科学书刊就有676种、文艺书籍有309种。
　　［记事］
　　1月19日，国民党CC系背景的上海《晨报》发表王新命（署名“林总”）执笔的“星期评论”《树立政府信用——严禁官吏之投机》，公开批评孔祥熙公债投机和他的财政经济政策。蒋介石震怒，亲自下达了“晨报永远不准出版”的手令。
　　1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艾思奇的《哲学讲话》，不久被禁。
　　2月20日，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通令全国公私营广播电台，自即日起，每日下午8时至9时05分，必须一律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齐一宣传步骤”。
　　2月，国民党中宣部查禁了《海燕》、《大众生活》、《读书生活》、《漫画和生活》等23种杂志。2月19日，国民党当局先是下令对《大众生活》禁邮。2月26日，《大众生活》在出了第16期后终于被查禁。
　　3月7日，继《大众生活》之后，金仲华等又创办了《永生》周刊。6月27日遭查禁，共出17期。
　　3月18日，刘尊棋等16名北平《晨报》编辑人员为抗议北平市政府的武装接管，全体提出辞职。
　　4月在上海创刊的《知识》半月刊先后换用过《时代论坛》、《大时代》等刊名，一再遭到查禁，每出一期，几乎全部被邮局检扣，出至第17期后被迫停刊。
　　6月15日，南京中国日日新闻社、《大华晚报》社以“泄露机密”罪遭查封，《大华晚报》社长殷再为遭秘密逮捕下狱，另有两名职员遭囚禁。
　　《大公报》上海版以整版报道鲁迅去世
　　7月15日，被迫离开广东的新闻记者黄士强等17人通电全国，声讨陈济棠压迫记者、摧残舆论的罪恶，呼吁广州新闻界同行重天职以存人格，不要为其利用。
　　8月23日，邹韬奋再次在上海创办《生活星期刊》。11月23日，邹韬奋被捕。12月4日，国民党下令查禁了《生活星期刊》等13种刊物。《生活星期刊》一共出了28期。
　　10月5日，沙千里等编辑的《生活知识》半月刊出了一年后被禁。
　　10月17日，《厦门大报》因语涉日方，受日本领事的压力，被当局勒令停刊一个月。
　　10月19日凌晨，鲁迅在上海租界病逝，长星陨落。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着译的作品被查禁的至少有28种。凡是研究和纪念他的作品几乎也都被查禁（至少有11种）。1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训令”，肯定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的文化贡献，对他转变为左翼作家表示惋惜，同时“绝对禁止刊载”“盲从左翼分子”的“无谓捧场文章，利用死者大肆煽惑”。
　　10月，福建仙游县《商报》因刊出国民大会选举舞弊的消息，编辑蔡名良被捕并遭刑讯。仙游各报为此停刊抗议。
　　11月25日，李公朴主编的上海《读书生活》半月刊遭查禁，共出了50期。
　　11月29日，素来温和的《独立评论》也因第229期发表反对日本策划“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评论，被国民党北平当局责令停刊。
　　11月，柳是主编的《大家看》半月刊在上海创刊，只出了3期即遭查禁。
　　11月，巴金等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文季月刊》也在出了7期后遭禁。
　　从11月14日起，美国记者斯诺采访陕北归来，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和国内外多家报刊上发表《毛泽东采访记》等大量报道和新闻照片，突破了国民党长达9年来的新闻封锁，让国际社会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主张，成为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新闻界忧心如焚，157家报馆联合发出《全国报界对时局宣言》。
　　12月18日，《大公报》发表张季鸾执笔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不管后世的人们如何评价，不可否认的是，其言论对西安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
　　1937年：《大公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2月14日，以通讯《中国的西北角》而名动一时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从延安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在《大公报》发表了述评《动荡中的西北大局》。时值国民党三中全会，当天下午报纸一到南京，“与会人员对于西北大势之实况皆大为震撼”，因为和蒋介石上午讲的完全不一样。“蒋介石大怒，把当时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顿”。1941年，已脱离《大公报》的范长江发表回忆文章说：“此文本不为上海新闻检查所通过。……胡政之先生也认为此事非常重要，也当夜亲为我改稿，并坐等检查结果，检查所对此稿不敢放行，他乃决定‘违检’一次，发表再说。”沈谱编：《范长江新闻文集》，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页984。胡政之虽然将蒋介石发怒一事告诉了范长江，但没有批评他。国民党特务机关却从此开始检查范长江的私人信件，并严密监视他的行踪。
　　2月18日，《大公报》发表长篇社评《论言论自由》，然而接踵而来的是国民党政府7月8日公布的《修正出版法》、7月28日公布的《修正出版法细则》、8月12日通过的《新闻检查标准修正案》，以及秋天制定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标准及办法》，是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各省市分会的相继设立。
　　从1927年到1937年，被国民党查禁的书刊，仅载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档案的就有2058种，其中社会科学书刊1028种、文艺书刊458种。左翼作家蒋光慈一个人被查禁的作品就有27种，郭沫若被查禁的着译有25种，钱杏邨被查禁的着译也在20种以上。甚至以写多角恋爱着称的小说家张资平的许多小说，也未能幸免同样的命运（如被黎烈文在《申报·自由谈》“腰斩”的《时代与爱的歧路》等）。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6月“七七事变”前夕，至少就有130种书刊被查禁。
　　1937年，范长江（左一）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采访时与当地的郡王及其夫人合影
　　阴云低垂，中华民族正面临着日本侵略的严重危机。以裙带关系位居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在参加英王加冕典礼时，向英国借款300万英镑，其夫人宋霭龄不顾国难当头，竟私用公款在上海操纵纱布市场，结果引起纱布暴涨风波。内幕被京沪各报披露后，龚德柏在国民党背景的南京《救国日报》发表社论，严辞抨击孔家豪门。蒋介石勒令《救国日报》停刊三天。
　　许多不同背景的报纸都报道了“七君子”案的开庭情况及他们在狱中的生活。《大公报》和文摘刊物《月报》等还全文刊出了“七君子”的长篇辩护词，堂堂正正地驳斥了国民党当局罗织的种种罪名。《新闻报》记者陆诒曾到苏州狱中采访了邹韬奋，初露头角的《妇女生活》记者子冈也曾以堂妹名义到狱中采访了史良。
　　面对强敌压境，中国言论界的表现真更是可歌可泣，足以感动后世。8月4日，天津沦陷以后，《大公报》发表“暂行停刊”启事，宣告停刊。《益世报》继续在租界出版，坚持主张抗日，8月18日，经理生宝堂被日寇绑架，因不屈服，终遭杀害。
　　9月18日，上海战火正炽，张季鸾主持创办《大公报》武汉版，他不顾病弱之躯，以如椽之笔先后写下了《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振奋人心的社评，影响极为深远。
　　10月5日，上海10家以社会花边新闻着名的小报联合出版《战时日报》，令人耳目一新。12月11日接到租界工部局的禁令被迫停刊。上海沦陷后，《战时日报》主编冯梦云遭日军逮捕、枪杀，以身殉国。
　　1937年8月3日，救国会诸领袖出狱后和马相伯老人等合影，自左至右：杜重远、沙千里、章乃器、史良、邹韬奋、沈钧儒、马相伯、王造时、李公朴
　　11月28日，日军强占了国民党中宣部设在上海的新闻检查所。12月13日（也即南京陷落之日）向上海各报发出通知，迫令从14日晚上起，所有稿件小样必须送交审查，否则不准刊载。《大公报》、《申报》等拒绝送检，自动宣布停刊。12月14日，《大公报》上海版同时发表《不投降论》和《暂别上海读者》两篇掷地有声的社评：
　　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记事］
　　1月，交通部以设备简陋的借口勒令上海的华光、新声、同乐等8家电台停播，2月，上海私营广播电台同业公会发表抗议宣言，认为即使民营电台取缔规则中也无此明文规定。
　　2月26日，北平市报业公会致电南京政府和全国新闻界，呼吁当局增加纸张进口数量，缓解纸荒，并准许报社与国家银行保持经济往来，以获得必要贷款。
　　2月，陈子展主编的《读书》半月刊在上海创刊，仅出2期即遭查禁。
　　3月1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令上海书业公会“对于新文字任何书刊一律停售”。11日，南京国民政府通令禁售上海出版的《新认识》、《读书生活》、《文季月刊》等13种刊物，限定2日内焚毁所有存刊。16日，钱俊瑞主编的上海《现世界》半月刊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共出15期。
　　3月，夏征农主编的上海《新认识》半月刊遭查禁，共出6期。
　　4月11日，江西《商报》和《健报》记者因在新闻中涉及教育厅长，被南昌警察局关押。南昌新闻界为此向南京当局呈诉，并呼吁全国新闻界声援。
　　4月25日，汉口记者协会致电江西省要求保释两报记者，以爱护新闻事业。
　　4月中旬，车耀先在成都创办的《大声》周刊出至13期后，被国民党当局以“消息言论多不正确”为名查封。不久，改名《大生》周刊继续出版，5期后，当局又以“更名出版，言论更为荒谬”为由，再次查封。7月9日，化名《图存》，出了3期，第三次遭查禁。11月5日又复刊。
　　4月，胡适回国不久，复活了已停刊四个多月的《独立评论》，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7月18日）才停刊。从1932年创刊，《独立评论》共出版了243期，始终坚持“说平实的话”，发表“负责的言论”。
　　5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传讯开明书店经理章锡琛，宣布禁售开明经销的发行过万份的《民众周报》，并罚款30元。
　　5月23日，《申报周刊》发表主编俞颂华采访延安的通讯《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全文1万多字，被删节成5000多字。
　　6月，陈子展主编、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生活学校》半月刊只出了7期即遭查禁。
　　“七七事变”发生后，张友鸾、张恨水主办的《南京人报》在发表中央社消息时冠以《南口剩一兵》的标题，激怒国民党当局，导致两名记者被捕。
　　10月29日，共产党的《解放》周刊西安分销处遭查封。30日，《解放》1卷21期发表时评《抗议解放周刊的查禁》。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同意共产党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创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11月中旬，经反复交涉先后办理了出版登记手续。12月11日《群众》周刊首先在汉口问世。
　　11月12日，中学教师李敷仁等在西安创办了通俗报纸《老百姓》报，宣传抗日。
　　11月22日，上海《救亡日报》被迫停刊，共出85期。
　　12月1日，《大美晚报晨刊》在上海“孤岛”创刊。12月9日创刊的《译报》出了12期，就被日军通过租界当局强行取缔。
　　12月12日，南京《兴华报》总编辑萧韩榘惨遭日寇杀害。
　　1938年：邹韬奋提案“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
　　1月11日，共产党在武汉公开出版大型机关报《新华日报》（10月25日迁至重庆）。尽管创刊仅7天（1月17日），国民党的特务流氓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捣毁了营业部、排字房和机器房，一则说明情况的“启事”等到19日才刊登出来。但迫于团结抗日的巨大压力，国民党毕竟允许这份极不喜欢的报纸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公开发行了9年之久。
　　5月14日、22日，《新华日报》先后发表两篇社论：《查禁书报问题》和《抗战期中言论与出版的完全自由》。7月29日，又发表专论《反对查禁救亡书报》。共产党人正是充分利用《新华日报》这个公开的载体，高举民主大旗，大力呼唤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以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的面目，倾倒了无数知识分子，赢得了万千人心。
　　负言论重望的《大公报》，在天津版、上海版相继停刊之后，一度只剩下汉口版一枝独秀。8月13日，《大公报》香港版创刊，胡政之在发刊词中郑重地说：“虽然备历艰危，而一枝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10月17日，《大公报》汉口版在出了最后一期报纸之后向重庆撤离，12月1日，重庆版在张季鸾主持下创刊，他在当天的社评中表示要在民族抗战的大旗下“尽言论界一兵卒之任务”。
　　强敌压境，抗战成为当务之急，这是包括《大公报》在内的民间报纸和一切有识之士的基本共识。但当政的国民党一刻也不想放松对言论的控制，长沙《观察日报》成为抗战后第一家被国民党当局封闭的报纸。7月21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了不得人心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7月底对外公布，9月起执行。
　　范长江1938年为《新华日报》创刊纪念题词
　　8月3日、6日，邹韬奋在汉口《全民抗战》三日刊连续发表《审查书报的严重性》、《再论审查书报的严重性》等社论，予以严正抨击。
　　7月10日，参政会通过邹韬奋等22人提出的《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案》，反对图书杂志的任意查抄和原稿审查。
　　8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生活书店等20多家出版机构联名发出呼吁，要求取消《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保障言论出版自由。9月3日的《全民抗战》三日刊和10日的《群众》周刊都报道了这一消息。
　　10月1日，由国民党中宣部、社会部、行政院、教育部、内政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共同组成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重庆出笼。11月4日，邹韬奋以参政员身份向国民参政会提出《请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案》，列举了六条理由，其中第三条指出：
　　政府对于广开言路，听取公意，原已注重。但为更增效率起见，有使舆论得到充分反映之必要。审查原稿办法，因奉令审查者往往以过于小心拘泥或怕多事，即对于政府原定之许可范围内亦尚须大打折扣，以致舆论得不到充分的反映，减少贤明政府的耳目效用。《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页349。
　　然后，他提出了“实行出版后审查”、“对出版界加紧领导”、“加强思想领导”等三条办法。提案共得到74位参政员联署，并得到罗隆基等参政员的“桴鼓相应”。经激烈辩论之后，提案获得了通过，但国民党当局并不把参政会的提案当回事，结果还是“忙得一场空”。
　　从3月到12月，国民党当局至少查禁了230多种书刊，其中包括宋庆龄的《中国不亡论》、李公朴的《民众动员论》以及《周恩来论抗战诸问题》、《毛泽东自传》、《朱德传》等。在日本占领下的北平，据1938年7月1日上海《众生》半月刊转载的《北平市政府警察局检扣书籍刊物一览表》，共有786种书刊被查禁。这大概是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最大的共识。
　　1938年5月，《新华日报》社欢迎战地记者纪念留影，前排右一为范长江
　　在上海“孤岛”，1月25日诞生了一份挂英商牌子的《文汇报》，不久，刚被《大公报》遣散的徐铸成出任主笔，他执笔的社评迅速在“孤岛”放射出灼人的光华，“徐铸成”这个名字几乎一夜之间就让世人瞩目。2月10日，《文汇报》创刊第17天即遭炸弹袭击，整个营业部被炸毁，职员一死两伤（陈桐轩被炸死）。但炸弹、断臂、注射了毒汁的水果……，这一切都没有吓到《文汇报》，无论是实际创办人严宝礼，还是主持笔政的徐铸成。《文汇报》以其鲜明的言论风格，异军突起，发行量从1万份飙升到6万份，最后突破了10万大关。
　　［记事］
　　1月中旬，厦门的《抗敌导报》杂志因国民党当局阻挠被迫停刊。
　　1月，胡愈之主持的上海复社翻译出版了斯诺（Edgar Snow）的英文着作《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为免过于直露，改名为《西行漫记》。《鲁迅全集》也在这一年问世。
　　3月20日，日军“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监督处”宣布自4月1日起取代原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3月31日发出指令，要求所有电台于4月15日前前往登记。5月3日，命令未登记的电台停止播音。5月8日，上海租界工部局召集各民营电台负责人，要求他们再次具结保证不播放反日宣传及一切政治性内容。5月20日，日军“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监督处”要求租界当局封闭未登记的电台。
　　4月13日，新知书店常德分店被封闭，经一个多月的呼吁、抗议才获启封。
　　7月15日，日军扶植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公布《出版法》。
　　8月13日，成都《大声》周刊第四次被勒令停刊。
　　10月23日，《新华日报》有17名编辑、记者、职工在敌机轰炸重庆时殒命。
　　10月，中央社、《大公报》、《新民报》、《新华日报》等发起报界联谊会，轮流做东，集会商讨纸张、燃料、粮食等物质供应问题，以便集体要求政府当局解决，同时协调各报广告收费标准、印刷工人工资标准等。
　　12月18日、25日，重庆《新华日报》和《新民报》分别举行报纸义卖，支援抗日，盛况空前。
　　12月24日，有共产党背景的西安《西北》周刊出至第29、30期合刊后被迫令停刊。
　　1939年：朱惺公正气凛然的公开信
　　抗战进入第三个年头，蒋介石对言论自由的恐惧和战前如出一辙，甚至以“战时”的借口加紧出台一系列管制舆论的措施。2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印刷所承印未送审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及《检查书店发售违禁出版品办法》。26日，国民党中宣部秘密传达《禁止或减少共产党书籍邮运办法》、《查禁新知、互助及生活等书店所出书刊办法》。
　　3月15日，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决定从4月1日起，凡未送审的出版物一律禁售。同月，又秘密制定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工作纲要》87条。5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修正《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
　　5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因日机连续轰炸、被迫暂时停刊，改出油印的《新华日报壁报》，国民党当局要求送检，并专门颁布了《壁报检查条例》。
　　5月26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拟定《战时新闻检查办法》。6月，国民党中央统一全国新闻检查权，由军事委员会成立“战时新闻检查局”，在全国设立五大特级新闻检查处，各省设新闻检查处，省以下设立新闻检查室。
　　6月14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公布《印刷所承印未送审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11条。29日，军委会公布《邮电检查实施规则》9条。7月19日，国民党中宣部制定了《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拥护抗战到底”、“劳苦大众”、“救亡运动”等词语一律不准用。8月2日，国民党中宣部密令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群众》周刊是共产党公开杂志，可准予刊登共产党的宣言或毛泽东、朱德、王明等名义的文字，不必检扣。其他人员化名发表的文字或化名的刊物，“而与中央政策法令有抵触者，自可予以查扣，不必顾忌。”
　　11月30日和12月13日，国民党中宣部、行政院发出审查戏剧、歌曲的饬令。12月11日、18日，先后公布《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连“开天窗”都算“违检”，并将惩罚分为“口告、警告、严重警告、定期停刊、永久停刊”五种。
　　但文化界、新闻出版界并没有屈服，而是不停地发出自己的呼声。2月14日，桂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北新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25家书店、出版社、杂志社及其他文化团体集会，致电参政会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撤销原稿审查。
　　2月20日，邹韬奋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请撤销增加书籍印刷品寄费，以便普及教育、增强抗战力量案》获得通过。
　　4月27日，湖南邵阳《观察日报》发表《为奉令停刊敬告各界人士》，说明事实真相，向全国各界发出呼吁。
　　7月4日，邹韬奋严词拒绝国民党当局要求生活书店与官方出版社合并的提议：“我五十五个分店可以不要，但方针必须坚持，不能有丝毫的改变。”不久，他以“读书人的气节”为托辞拒绝加入国民党。
　　9月15日，桂林《国民公报》、《中学生》杂志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等联名要求国民党中宣部取消《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
　　9月17日，参政会通过了邹韬奋等22位参政员联名提出的《改善审查书报办法及实行撤销增加书报寄费以解救出版界困难而加强抗战文化事业案》，谴责了审查书报的随意性、不透明性，即使审查通过也得不到统一的保障。没有一个统一的检查机关，也无一定的标准，宪兵团、警察局、党部、县政府，乃至便衣密探都有搜查书报权，更有甚者是随意拘捕人，长期羁押，也不送法院审讯。为此，他们提出四条解决办法：
　　一、查禁书报必须由负责机关将书单和理由通知出版者和作者，有不合审查标准的，应给他们申诉的机会。搜查时须出示证件及公开颁布的查禁书单，不得任意取走未经禁阅的书报，禁止阅看。
　　二、检查书报须有统一机关执行。经过合法审查机关许可通过的书报要有合法保障，各地不得任意扣留没收。
　　朱惺公服务的《大美晚报》
　　三、检查书报须根据出版法处理，不得横加苛虐，任意拘押人员。
　　四、切实执行上次参政会通过的《请撤销增加书籍印刷品寄费，以便普及教育、增强抗战力量案》。
　　虽然会上大多数人表决通过了这一提案，但国民党束之高阁，根本不予实行，一切依然故我。
　　在蒋介石忙于查禁书刊的同时，日本侵略者也决不落伍，7月和9月先后出台了两个《禁止图书目录》，分别查禁书籍1139种和702种，这真是莫大的历史讽刺。
　　3月，身处上海“孤岛”的严宝礼断然拒绝了日本指使的势力对《文汇报》的收买。4月22日，英国领事馆迫于日方压力，向所有英商报纸发出备忘录，禁止使用“鬼子”、“敌人”、“汉奸”等字样，禁止刊载一切抗日文字等。4月28日，工部局警务处致函美商报纸，不准刊载一切足以刺激感情与妨碍治安的文字。4月底，《华美晨报》因副刊发表抨击汉奸的文字被勒令停刊。5月1日，工部局发出布告，明令禁止抗日言论。11日，工部局与法租界公董局发出联合告示，重申这一禁令。5月18日，《中美日报》、《大美报》被吊销执照。同一天，《文汇报》、《每日译报》受到同样处分，徐铸成与《文汇报》编辑部、经营部全体26人联名在《申报》、《新闻报》刊出《文汇报编辑部全体同人紧急启事》，誓言宁为玉碎，《文汇报》就此停刊，“像是一颗彗星掠过黑暗的天空”，转眼就消逝在苍茫夜色之中。
　　6月16日，臭名昭着的“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向坚持不向日本侵略者低头的报人投寄恐吓信，以暗杀相威胁。6月17日，《申报》记者瞿绍伊在路上遭到枪击受伤，幸免于难。大中通讯社编辑陈宪章、《中美日报》编辑夏仁麟等遭特务绑架。
　　朱惺公编辑的《大美晚报》副刊《夜光》曾连载发表《中华民族英雄专辑》、《当代汉奸史话》等，以及《改汪精卫诗》。在收到恐吓信之后，朱惺公没有被吓住，6月20日，他在《夜光》发表公开信《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文白夹杂，嬉笑怒骂，将那些不知羞耻的败类骂了个狗头喷血：
　　余特中国之一人耳！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
　　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雄鬼，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页237。
　　8月30日下午，朱惺公在回家路上遭枪杀，献出了39岁的生命。这封正气凛然的公开信成了他留下的遗嘱。9月2日，《大美晚报》发表致汪精卫的公开信，要求他对朱惺公被杀惨案公开表态。
　　［记事］
　　3月4日，重庆生活书店遭国民党当局搜查，7千册书籍被搜去。同月，甚至生活书店出版的《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也被中宣部以“不合版本要求”的理由查禁，原因是只收入了蒋介石主张抗日救国的言论，不利抗战的一篇未收。从3月8日生活书店浙江天目山临时营业处遭勒令停业，到10月23日福建南平分店遭勒令停业，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至少有13家分店、支店等遭国民党当局搜查、勒令停业或封闭，6名经理或职员被捕，其中一人被判刑6个月，1人被迫害致死（西安分店经理周名寰）。
　　1939年春节，《大公报》社同人合影
　　5月6日，由于日机连续轰炸重庆，10家大报只能出版《重庆各报联合版》，至8月12日，共出99期。
　　5月9日，曾在抗日论坛上作狮子吼的王造时，在江西吉安创办《前方日报》，虽地处偏远，其影响却不容小看。
　　5月10日，阿英主编有共产党背景的《文献》杂志出版8期之后，被日本宪兵会同租界当局查封。
　　5月，新知书店辰溪分店遭搜查，经理被捕入狱2个月（12月底书店被封闭）。
　　5月，有共产党背景的金华《东南战线》半月刊出至第五期即遭国民党当局查封。
　　5月，《导报》被租界当局下令停刊一周，6月17日遭武装袭击，7月1日终因屡遭袭击和破坏，而被迫停刊。同时停刊的还有只出版了13期的《导报增刊》。
　　6月16日，《新华日报》宜昌分销处被国民党当局查封，负责人被捕；襄樊的鄂北分馆及其他各地的分馆、分销处都遭查封；发往各地的报纸经常被邮件检查所拦截、扣押、没收。
　　7月22日，《中美日报》遭到袭击。8月1日是特务恐吓《中美日报》必须停刊的日子，他们不仅照旧出版，而且发表《恐吓与正义》的社评，“不为威胁利诱所动”。10月9日、10日，《中美日报》连续在街头遭到拦劫。
　　7月26日，《申报》馆被炸，一死五伤。
　　8月28日，青年胡绩伟主编的成都《星芒报》遭查封。
　　10月19日，《新华日报》“违检”刊出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社、《新民报》、《扫荡报》三记者的谈话，被新闻检查局罚令停刊一天。《新华日报》坚持在10月23日刊登启事，说明停刊理由。
　　12月12日，仅仅因为在大陆广播电台主持平剧、粤剧大会唱，播音员茅丽瑛在上海租界遭暗杀。
　　这一年被杀害的还有山东《民国日报》、《山东公报》、《历城周报》的5名编辑、记者，死于敌机轰炸的有重庆《中央日报》、中央社等媒体的记者、编辑等6人。
　　1940年：邹韬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这是言论史上暗淡的一年。国民党新闻检查局传达蒋介石的指令，除了经军令部军事新闻组审检的中央社稿之外，其他各报一律不准擅自发布战况。
　　1月，国民党当局一次拘捕了衡阳《开明日报》11人，包括编辑4人，工友、会计等7人，其中有两位老人。两个月后，仍杳无音讯。报社为此于3月27日向全国同胞发出沉痛的呼吁，要求声援。
　　从2月3日到3月底不到两个月，生活书店在衡阳等地的3家分店、支店被破坏、封闭，10余人被捕。到6月，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的55个分店绝大部分被封或勒令停业，只剩下6个分店。从1937年到1940年，生活书店出版的书籍40%都被明查暗禁，有目录可查的达203种，其中仅邹韬奋一个人的着作就有12种。7月，国民党方面提出生活书店与党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联合或合并，由邹韬奋主持，对外名称照旧，政府对生活书店投资，被查封的分支店可以考虑恢复。并表示这是蒋介石本人的主意，不能违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面对权势的威逼与利诱，邹韬奋当场回答：
　　我认为失去店格就是灭亡，如其失去店格而灭亡，还不如保全店格而灭亡。我的主意已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熊复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页217。
　　新知书店的情况也类似，2月初衡阳分店被封，6人被捕。金华、丽水、宜山、柳州、襄阳等地分店陆续被捣毁、封闭或被迫停业，只剩下重庆、桂林等地4个分店。
　　4月，邹韬奋等在参政会上提出《严禁违法拘捕迅速实行提审法以保障人民身体自由案》，作最后的努力。
　　4月18日，西安李敷仁主编的《老百姓》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共出版了113期。短短几年间，李敷仁在资金匮乏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将《老百姓》真正办成了深受底层老百姓喜爱的通俗报纸，三次拒绝国民党当局的收买。虽然最后的结局早在意料之中，但李敷仁还是无比痛心地说：“我的孩子被扼死了。”
　　5月13日，湖南当局以“言论荒谬，内部复杂”的莫须有罪名查封邵阳《力报》，逮捕康德、严怪愚、冯英子三人。
　　国民党统治时期，办学术性杂志也要经过三道关：（1）社会局，（2）市政府，（3）国民党省（市）执行委员会，图为叶圣陶主编的《国文》杂志的“登记”通知书
　　6月13日，国民党电令查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凡遇有宣传此类名词之文字，应一律检扣或删削。”16日，国民党中宣部致函战时新闻检查局，传达蒋介石手令：所有稿件，“凡意存挑拨、攻击或煽动者，绝对不应刊载”，“对投稿人务取得其真实姓名地址”，“违反该项规定，即严加检扣，倘不遵从，严予论处”。在这一禁令下，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及其他报刊的限制和迫害。
　　9月6日，国民党政府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19条。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给各省下达了以卑鄙手段捣毁中共书店的密令，要求“对外绝对秘密，以免对方借口。”
　　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编印的《取缔书刊一览》第一辑，收入了两年来通令查禁的书刊720多种。
　　在上海“孤岛”，7月1日，汪精卫粉墨登场之后，汪伪“南京政府”发出对83人的“通缉令”，其中上海报界就占了49人，包括《申报》的金华亭、胡仲持、马荫良，《新闻报》的汪仲韦、顾执中，《大美晚报》的张似旭等，基本上是活跃在上海“孤岛”的抗日报人。
　　7月19日，《大美晚报》经理张似旭首先遭到暗杀。
　　7月21日，张似旭的追悼会尚未举行，上海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又遭暗杀。
　　8月15日，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新闻报》采访部主任顾执中遭到枪击受伤，幸免于难。
　　8月19日，《大美晚报》国际新闻编辑程振璋遭暗杀，21日身亡。
　　1940年的编年史上洒满了坚守“孤岛”的报人们的鲜血，他们大部分都和朱惺公一样，无党无派，但他们都是中国人，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没有选择苟且偷生，即使面对暗杀的枪口。死里逃生的顾执中后来经香港到了重庆，蒋介石主动约见他，表示慰问。蒋问他：“您现在有工作吗？”他回答：“有，我还是上海《新闻报》的记者。”蒋又问：“您有什么困难吗？”他回答﹕“谢谢，我现在并没有什么困难。”实际上他当时没有分文收入，朝不保夕，常常靠变卖掉一些衣物度日，但他不愿接受蒋介石的任何帮助，不愿接受蒋委任的任何工作。他的连襟钱大钧事先得知蒋约见他的消息，曾大为欣喜，以为他做官有望。事后钱只对他说了两个不客气的字：“傻瓜！”可他并不生气，他觉得自己只是个新闻记者，他与汪精卫很熟，但他不会走汪的路。他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后为日本外长）重光葵很友好，但他也不会走亲日之路。即使在困苦之中，他也不想走蒋介石的路。钱大钧看到了他“傻瓜”的一面，却看不到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独立性，以及做人的尊严。
　　［记事］
　　1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连续两篇社论稿《论冬季出击胜利》、《起来，扑灭汉奸！》，都遭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押，当天《新华日报》第一次
　　1940年1月6日的《新华日报》“开天窗”抗议
　　“开天窗”抗议，只刊出“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八个字。
　　2月18日凌晨，数十名特务闯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印刷所，拘捕了13名工作人员。经抗议，被捕人员3月6日才获释。同月，有共产党背景的云南《战时知识》半月刊遭查封。
　　3月14日，成都通俗刊物《时事新刊》遭查封，记者李亚凡被公开枪杀。
　　3月16日晚，国民党特务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后，以此借口逮捕《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领导人罗世文、经理洪希宗，封闭营业分处。当月洪希宗即遭残酷活埋。
　　3月18日，成都《大声》周刊主编车耀先被捕。
　　3月，在成都公开发行通讯稿的星芒社遭查封，全民通讯社社长周勉之被捕，至1946年4月才出狱。罗世文和车耀先一直关押到1946年8月18日同时遇害。
　　3月21日，国民党中宣部拟定了《电影剧本审查登记办法》、《戏剧剧本审查登记办法》及《战时剧本审查标准》。
　　4月18日，上海租界工部局下令有共产党背景的《职业生活》周刊限期停刊。
　　4月26日，广东罗定县有共产党背景的《三罗日报》遭国民党当局迫令停刊。
　　5月18日，上海《大美晚报晨刊》因刊载蒋介石为敌机轰炸重庆告国人书，而被工部局吊销登记证，就此停刊。
　　6月25日，华文《华美晚报》因《中条山上小英雄》一文被罚令停刊四星期。
　　7月14日，汪伪“南京政府”训令将《申报》记者阿乐满、《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等7名外国记者驱逐出境，遭到坚决抵制，他们一致表示对驱逐令置之不理。
　　8月6日，上海工部局警务处设立新闻检查部，对租界内的中文报刊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
　　8月22日，汪伪“南京政府”发布命令，禁止南京、上海各商家、娱乐场所在《大美晚报》、《中美日报》、《大晚报》、《大英晚报》、《正言报》上刊登营业性广告，对“孤岛”的报纸进行经济封杀。
　　10月1日，汪伪“南京政府”通过《重要都市新闻检查暂行办法》，在它的黑手能伸到的重要城市设立新闻检查所，遏制任何抗日的声音、不满的声音。
　　10月，江苏溧阳《江南日报》经理张济平被日军杀害。
　　12月，日军也将其控制的上海新闻检查所移交给汪伪“南京政府”宣传部。
　　1941年：王芸生揭穿“飞机洋狗”的丑闻
　　3月15日，胡政之未雨绸缪，远在香港沦陷之前，安排了《大公报》桂林版的出版。病中的张季鸾以“老兵”的笔名发了多次重庆专电。
　　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的世界性荣誉，在《本社同人的声明》社评中，张季鸾不无骄傲地说：“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自从1926年接办《大公报》，15年来，张季鸾、胡政之他们擎起一支秃笔，从天津到上海，从汉口到重庆，从香港到桂林，辗转南北，在大时代里鼓与呼，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其言论影响之大、之远是我们今天的人无法想像的。“文人论政”四个字既是他们对《大公报》的自我定位，也是对百年中国言论史的概括。正是他们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
　　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如此殊荣，张季鸾有幸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迎来了这一天。9月6日，长星坠地，一代报人在重庆一病不起，他的《季鸾文存》将作为少有的几部传世经典之一长留在中国言论史上。诚如胡政之序言中所言：“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的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读者今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时代的历史。”
　　12月13日，香港即将陷落，《大公报》香港版发表《暂别读者》的社评，以“留取丹心照汗青”明志。王芸生等在重庆为滞留香港的胡政之感到担忧，当他们在机场上一次次等待，一次次失望。然而就在包括胡政之在内“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之时，12月9日，香港至重庆的最后一班飞机降落在珊瑚坝机场上，“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被男装的孔小姐接走。王芸生愤怒了，12月22日，他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的《拥护修明政治案》社评，揭穿了“飞机洋狗”的丑闻，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买私人豪宅的黑幕。他说：
　　此等事例，已传遍重庆，乃一不见于监察院的弹章，二不见于舆论的抗言，直使是非模糊，正义泯灭。要知道一个国家若是正气消沉，那就是衰亡之兆。……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页161。
　　《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大学荣誉奖章庆典
　　此文一出，前者引发了昆明、贵州等地大学生反对孔祥熙的学潮，后者直接导致郭的下台。24日，远在美国的胡适得知这一消息，激动得在日记中写下：“一个报馆的言论可以赶掉一个外交部长，伟大哉《大公报》！”
　　之前，12月11日，重庆《新民报》也以花絮集锦的形式躲过疏而有漏的新闻检查，在“社会新闻”版头条发表了浦熙修采写的“飞机洋狗”消息。《伫候天外飞机来》注定了和王芸生的社评一起成为大时代一支令人难忘的插曲。
　　据国民党中宣部统计，1937年全国报刊有1031家，到1941年10月，获核准的只有273家，大部分还是亲国民党的或消遣、娱乐性的刊物。仅这一年被查禁的抗战以后出版的书刊就有961种。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印发的《取缔书刊一览》，收入了1938年以来查禁的书刊目录，共计961种。
　　从2月8日到21日，生活书店除重庆分店外，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地55处分店被封闭或被迫停业，贵阳分店有13人被捕，其中经理周积涵被押4年多，最后越狱脱险。2月22日，邹韬奋等主办、发行量最高达30万份的《全民抗战》三日刊，也在出至第157期后被查封。至此，他16年来惨淡经营的事业几乎全部被毁。两天后，他愤然辞去参政员一职，出走香港。
　　在上海“孤岛”，《申报》记者金华亭、《大美晚报》副经理李骏英、《华美晚报》社长朱作同、《正言报》经理冯梦云等相继遭暗杀，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郑易里、罗稷南等曾被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坚守“孤岛”发出抗战声音的人们无疑也是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以笔为枪，把自己鲜红的血液一点点洒在了自己祖国的土地上。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孤岛”，当天上午，日军查封了《申报》、《新闻报》、《大美晚报》、《中美日报》、《正言报》、《大美周报》、《大晚报》、《大英夜报》、《华美晚报》等外商报纸，连《良友》画报也未能幸免。26日起，日军对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光明书局、良友图书公司、兄弟图书公司等八家出版机构封门检查达一月之久，被认为抗日的书刊一律被抄去焚毁，连纸张都遭没收。文化生活出版社曾被查抄，鲁迅夫人许广平也曾遭日本宪兵拘捕。
　　12月15日，日军以刺刀命令《申报》、《新闻报》仍以美商名义恢复出版，以欺骗舆论。望平街上，有着悠久历史的“申”、“新”二报，历经了多少风雨沧桑，改朝移代，最终在日本入侵时代失去了品格，沦落凋谢了。
　　［记事］
　　1月8日，重庆《国民公报》、河南许昌《大河报》遭查封。
　　1月16日，湖南衡阳《开明日报》被迫停刊，总编辑等11人被捕。
　　1月24、25日，汪伪政府修正公布了《出版法》及《出版法施行细则》，不准出版物刊载“违反国策”的言论与新闻，以及主管部门禁止登载的文字，违者处罚。
　　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之后，《新华日报》自贡分销处被迫关闭，桂林营业分处则被国民党武力查封（营业实际上一直维持到1944年秋）。在重庆，仅2月4日到16日的短短13天中，国民党军警宪特拘捕殴打《新华日报》的报童报丁就有35人次。最为严重的是2月6日，国民党秘密作出了《新华日报》“只准印，不准发”的决定，大量《新华日报》被没收，周恩来亲往交涉，潘梓年先后5次致函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
　　新知书店、读书书店除重庆一家分店以外，其余都遭查封或被迫停业。新知书店贵阳分店经理孙家林被关押3年2个月才逃回。
　　2月28日，桂林《救亡日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
　　2月，太原的全民通讯社因受国民党当局迫害被迫关闭。
　　1941年于香港创刊的《光明报》
　　春天，广东韶关有共产党背景的《新华南》杂志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共出版50多期。
　　4月1日，周鲸文在他主编的《时代批评》半月刊第69期提出人权运动十大主张。7月1日，推出《人权运动专号》，发表了《人权运动纲领》、《人权建国论》、《党派与人权》、《争取人权》、《保障舆论与保障人权》、《人权运动的行动性》等一系列文章。同一天，《华商报》也发表《保障人权》的社论。
　　5月10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通过《杂志原稿送审须知》，针对《群众》周刊等杂志的惯用手法，规定：免登的稿件不能在出版时仍保留题名，不能在编辑后记或编者按语内加以任何解释与说明。被删之处，不能注明上略、中略、下略等字样或其他足以表示已被删节的符号。
　　这一年，青记总会和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分会均遭查封。
　　新成立的民盟派梁漱溟到香港创办机关报《光明报》。
　　1942年：陆蠡用生命书写正气歌
　　《大公报》桂林版风行大后方，发行量最高达6万份。子冈的“重庆百笺”等在《大公报》重庆版发表不出的通讯都是在桂林版刊载的，它和徐铸成执笔的社评一起成为《大公报》桂林版的特色。
　　从2月28日查封《世界知识》杂志开始，这一年被国民党当局封闭的报刊多达500多种。仅9月，重庆市图书审查处一次就撕毁书刊127种、1242册（其中有毛泽东、朱德、郭沫若、茅盾等人的着作）。相形之下，这一年大后方知识分子的抗争就鲜有进入历史记忆的。
　　上海“孤岛”沦陷之后，编辑陆蠡（陆圣泉）还坚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岗位上，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继续为国人提供精神粮食，包括一些有抗日倾向的文学作品。4月13日，闻风而来的日本宪兵队到文化生活出版
　　用生命写下正气歌的陆蠡
　　社查抄整整两卡车的书。那天，他正好外出，一个前来送书的印刷厂工人却被抓走了。陆蠡毅然冒险到租界巡捕房去说理，这一去自然是自投罗网。文学界的朋友巴金、唐弢、黄源、柯灵、许杰等多方营救，都杳无音讯。有人说他被送进了日本宪兵队，但没有确切消息。冬天到了，唐弢往监狱里寄棉袍，结果“查无此人”退回。
　　当年8月，从他狱中的难友那里，人们才得知他被日本宪兵关押期间，曾饱受酷刑折磨，始终不屈，
　　1942年3月，陆蠡与张宛若女士结婚，4个月后陆蠡即遭杀害
　　表现得极为坚强。日本人问他：“你爱不爱国？”他大声回答：“爱国！”又问：“日本人能不能征服中国？”他回答：“绝对不能征服！”他每次受审时的口供都让身边的狱友“胆寒色变”。
　　7月21日，陆蠡被押出牢房，说是释放，但从此“失踪”，再也没有回来。以后，朋友们就把这一天当作他的遇难纪念日。
　　他的朋友吴朗西说他个性死硬，在任何强暴前面都不会低头，这正是鲁迅所说的台州式的“硬气”和“迂”（陆蠡是台州人）。吴朗西说：“陆蠡太傻了，然而他的可爱，感召我至深的，就是这一股傻气、正气。”
　　陆蠡在大学读机械工程专业，最终却成了散文家，留下了《囚绿记》、《竹刀》等传世的名篇。他还翻译过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罗亭》、《烟》等小说。但与这些文字相比，陆蠡相信：“世界上，应有更高贵的东西。”慷慨赴死，义无反顾是“傻气”，是“硬气”、“正气”，更是这种“高贵”的体现。他的死难比他那些美丽的文字更加感人，他用34岁的生命书写了一首正气歌，1942年的中国将因陆蠡之死而永远沉浸在悲痛之中。
　　［记事］
　　2月7日，国民党当局通过《图书送审须知》。
　　2月16日，国民党当局通过《剧本出版及演出审查办法》。
　　3月7日，国民党当局公布《审查处理已出版书刊细则》。
　　4月16日，汪伪“南京政府”宣传部实施无线电收音机登记，各地警察局作为登记执行机关，目的是防止老百姓收听抗日广播。
　　5月5日，国民党当局公布《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
　　5月17日，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等经济学、社会学教授联名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公开批评国民党当局的物价政策。
　　1941年12月26日日本侵略者封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时的贴条及1942年1月16日启封时的贴条
　　5月29日，国民党当局公布《国家总动员法》，第22条规定：“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报馆及通讯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稿及其印刷物之记载，加以限制、停止，或命令其为一定之记载。”第23条规定：“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人民之言论、出版、着作、通讯、集会、结社，加以限制。”自5月5日起实施。
　　6月，《华北文艺》主编蒋弼惨遭日军杀害。
　　9月29日，汪伪“南京政府”公布《无线电收音机取缔暂行条例》、《违禁收音机使用持有特许标准》、《各地违禁收音机特许委员会组织办法》。“违禁收音机”是指有短波装置的收音机。
　　9月，国民党当局连续公布《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须知》、《出版品审查法规与禁载标准》。
　　11月25日，日本海军查封上海《申报》，起因于日本海、陆军之间的勾心斗角的利益之争。12月8日，日本驻沪海军报道部捧出他们手中的傀儡陈彬和，《申报》复刊。同月，日本海军取代陆军接管《新闻报》。
　　1943年：《看重庆，念中原》令蒋介石震怒
　　1943年，岁在癸未。2月2日，继张季鸾之后主持重庆《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读了记者张高峰采写的《豫灾实录》通讯之后，心情激荡，挥笔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
　　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页162、163—164。
　　此文一出，国人争相传阅，蒋介石龙颜大怒，《大公报》被罚停刊三天。2月4日的王世杰日记中说：“《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这是《大公报》和王芸生的光荣。《看重庆，念中原》如同一块纪念碑一般屹立在百年言论史上，成为知识分子以言报国的象征。
　　3月7日，着名女记者子冈在《大公报》桂林版发表通讯《重庆低喟》，其中记下了宋美龄在美国白宫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句话：“中国人民在社会方面素持民主精神，目前中国正依赖报纸协助完成政治上之民主。”
　　《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右）与同事合影
　　然而，无论这位第一夫人在美国说得如何漂亮都是当不得真的，仅仅一个月前，《大公报》重庆版就曾被停刊三天；2月8日一天之内，国民党中宣部就密令搜查了生活、读书、新知及大陆图书公司4家书店；2月1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新闻记者法》，对新闻记者提出种种限制，几乎受到新闻界一致的反对。
　　难怪子冈接着宋美龄的话说：“这也许真是人民心中的愿望，但是报纸要尽这个伟大的职责，尚有待客观环境的开展。叶楚伧氏要求新闻界多作积极的建议，勿做消极的批评。可是要把这两种工作划分清楚，是不能如水与油那样容易辩明的。而且读者与政府对报纸的期望，往往是相反，或者可以说读者的要求更多些，更愿意接受民主政治的熏陶。”
　　这些判断也被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实所证明：
　　5月3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密电制止郭沫若、茅盾、胡风等筹划的三种刊物，不准登记出版。同月，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月刊在桂林遭查禁。
　　8月23日，桂林《文学月报》、《西南儿童》、《妇女岗位》、《音乐与艺术》等10种杂志遭查禁。
　　仅1942年4月到1943年8月，一年多时间被禁演的剧目就有160种，包括田汉、阳翰笙、老舍、陈白尘、曹禺、李健吾、吴祖光等人的作品。
　　9月27日，桂林《文艺生活》、《文艺杂志》、《创作周刊》等杂志遭查封。
　　10月23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布《取缔剧本一览表》，共开列了116种不准出版或演出的剧本。
　　从1938年10月到1943年12月，查禁取缔的1414种书刊，真正经各地查获没收的只有559种（其他835种只虚有取缔之名）。
　　这是民心转向的一年，代表了蒋介石及国民党道义威信的丧失。在昆明西南联大埋头做学问的闻一多正是在这一年发生了急剧变化，开始踏上争民主、反独裁的不归路。11月，王亚平、于伶、老舍、茅盾、臧克家、夏衍等53人，联名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11条改进文化出版事业的建议，当局置之不理。同月，重庆20家书店联名发表《争取出版自由的紧急呼吁》。
　　王芸生在写作
　　连时为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后来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都感觉到了这一变化的不可逆转。作为局外人，他的观察正是从蒋介石钳制新闻的政策入手的。9月16日，他在重庆和宋美龄见面时，向她提议“废除新闻检查制度”。然而，这位受美国教育、说一口流利英语的“第一夫人”回避了正面的回答，扯到其他方面，说些故弄玄虚的话。费正清说，1943年是天命所归的变动，民心所向的变动。显然，蒋介石并没有意识不到这一点。除了控制舆论之外，他想不到其他的办法。臭名昭着的《中国之命运》也是这一年抛出的。12月23日，蒋介石还电令新闻检查局，近来各报对于经过检查、删扣的言论、新闻，常有“遵检”两字代替被删之文字而刊于报上，或留有不完全字句而附以“遵检”等字样登出的。这无异于违抗检查，都应一律严加取缔禁止。如有违背，应照违检例予以处罚。
　　被权势冲昏了头脑的独裁者，要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简单道理真不容易啊！
　　［记事］
　　4月1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非常时期报社、通讯社、杂志社登记管制暂行办法》，加强对新闻出版的控制。
　　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国民党摧残新闻事业，去年查禁报章杂志五百余种》的消息。
　　10月4日，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指令，战时新闻检查局核准公布施行《战时新闻禁载标准》。
　　12月15日，在沦陷后的上海租界，开明书店的夏丏尊、章锡琛被日本宪兵拘捕。《万象》创办人平襟亚因为发表杂文，对日伪有所讽刺，被日本宪兵拘捕，关押了一个多月。孔令境为世界书局主编《大时代文艺丛书》、《剧本丛刊》等，也因有讥讽日伪处，被日本宪兵队拘捕，关押了40天。读书出版社的关阳里、世界书局的赵侣青等也曾被捕。
　　12月，张静庐等联合生活、读书、新知、国讯等书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杂志公司、光明书局、群益出版社、中外出版社等13家出版机构，发起成立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以后成员增加到27家）。
　　1944年：国人争阅《延安一月》
　　从2月到年底，黄炎培、张志让等主办的《宪政》月刊坚持每月举办一次座谈会，邀请各界名流、专家学者讨论民主宪政问题，并发表发言记录。
　　3月，桂林文化界提出改善图书审查办法。同月27日，针对出版业的困境，重庆《大公报》发表《物价与文化》的社评，引起出版界的强烈共鸣。4月5日，张静庐、黄洛峰、姚蓬子等6位出版人联名致函《大公报》记者，提出要求国民党当局“广开言路，提倡自由研究自由读书之风气”等许多对症下药的意见。5月2日《大公报》以《出版业的呼吁》为题发表了这封公开信。重庆知识界纷起响应，4月29日，左舜生、张君劢、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等在和文化界聚会，章伯钧提出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问题，最后推出茅盾等8人起草关于书报审查问题的意见书。当天《新民报》晚刊报道了这一消息。5月3日，张申府、孙伏园、曹禺、张静庐等50多人举行茶会，发出《重庆文化界对言论出版自由意见书》，以及78人联署的《重庆文化界为言论出版自由呈中国国民党十二中全会请愿书》，提出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及戏剧演出的审查制度等意见，喊出了“拒绝检查、拒绝审查”的口号。可以看作是一年后“拒检运动”的先声。
　　4月22日，孙科在向保险界发表演讲时指出，宪法的功用在于保障人民自由，“目下对言论自由，与经济管制实反其道而行，前者管制见效，而后者不堪闻问”，“经济管制不能端赖官吏，必须人民自行监督。言论自由，则贪污之风亦必自杀。”袁冬林、袁士杰编：《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页374—375。第二天，重庆《新民报》发表了浦熙修采写的新闻《孙院长昨讲演中国必须民主》，虽然其中至少了开了三处“天窗”。
　　6月13日，郭沫若发表文章呼吁思想言论的自由、学术研究的自由和文艺创作的自由。
　　《新民报》着名的“三张一赵”之“三张”，左起张慧剑、张恨水、张友鸾
　　从7月30日起，访问延安归来不久的《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就在《新民报》重庆版、成都版开始连载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当年11月就出版了单行本。赵超构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延安，客观地报道了延安的方方面面，包括提出了一些不无尖锐的质疑和批评。国人争相传阅《延安一月》，《新民报》洛阳纸贵。夏衍回忆，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赞赏过《延安一月》，把它比作斯诺的《西行漫记》，“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他学习”。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也对夏衍、章汉夫、潘梓年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张林岚：《赵超构传》，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页75。毛泽东当面说赵超构“是个自由主义者”，他当时还颇为自豪，感到“受之有愧”，后来才得知这是对他含蓄的批评。但毛肯定了他“在重庆这样的地方写这样的文章”也不容易。无论如何，赵超构这个名字将因为《延安一月》而永留在这一年的编年史当中。
　　《新民报》主笔、“三张一赵”之“一赵”赵超构
　　在9月13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参政员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极多，而且极严厉，对失职的各部长官乃至军事将领无不公开指责，毫无顾忌。更难得的是，包括《新民报》、《大公报》在内的许多报纸都登载了这类言论。所以有人说，国民党执政以来“政治公开以此次会议为始点。”国外舆论反响更是强烈，误以为中国走上了“政治公开之路”，《纽约时报》称之为“沉闷的中国之新鲜空气”。实际上这样的景象是不可靠的。仅9月25日一天，就有贵阳的《黔灵晚报》、《天下报》、《诚报》、《商情报》、《立言报》等五家民营报纸被勒令停刊。
　　9月，桂林沦陷前夕，桂林《大公报》被迫停刊，全体人员徒步南行，参加了湘桂大撤退的民族苦难。在桂林的岁月，徐铸成执笔的社论“真是赛过几师雄兵”，就连它的副刊也“成为真正人民的园地”。
　　12月4日即日寇占领独山前一天，王芸生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强烈批评国民党政府，反对“以空间换时间”，主张彻底革新政治，一、“凡国人皆曰可去的人尽量去之……容纳党外人参加国务及政策……”；二、“在民主统一团结抗战的大原则上宣布党派问题解决了”；三、“宣布与热诚助我的盟邦更进一步合作”。同时呼吁蒋介石亲自到贵阳督战。12月22日的社评《晁错与马谡》，王芸生直接提出了“除权相”、“戮败将”的主张，矛头直指孔祥熙、何应钦。
　　这一年，浙江大学教授费巩在《大公报》、《民宪》、《宪政》、《东方杂志》等报刊发表一系列闪耀着政治智慧的政论，如《民主政治与我国固有政制》、《实施宪政应有之政治准备》、《王之反对党（论英国之政党政治）》、《英国议会政治》、《论政治风气之转移》等，充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宪政学者的专业知识，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
　　［记事］
　　1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道，昆明《朝报晚刊》创办才几天即“奉令停刊”。
　　1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桂林《野草》、《戏剧生活》等杂志遭查封。
　　2月，汪伪政府以外国人不能在中国出版本国文字以外的报刊为借口，迫使中共以苏商时代出版社名义在上海“孤岛”出版的《时代》周刊停刊。
　　3月11日，衡阳《大刚报》因发表《贪污及其》一文，自这一天起被停刊3天。
　　3月，长沙、衡阳两地的报纸因为揭露湖南的暴政而遭查禁，“手令”绝妙：
　　战时报纸油墨应积极节约，以供军需民用，近有不肖之徒，未奉政府批准，擅以宣传为名，在长、衡各地乱办书报，乱办杂志，胡说八道，颓风败俗，其浪费物力，扰乱社会之罪，实无法恕。特令饬所属严予查禁，以挽颓风。如有上项犯法书报杂志，应随时勒令停刊，并按情节轻重，究办其主办人。
　　4月，成都《新民报》一则“一胎三女”的社会新闻得罪当地政府，因为拒绝“更正”，张友鸾被迫离开成都。
　　5月4日，闻一多、李公朴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
　　5月16日，杨西孟、戴世光、李树青、鲍觉民、伍启元等在《大公报》联署发表《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
　　6月2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战时书刊审查规则》，尽管将图书和不涉及军事、政治、外交的杂志由原稿审查改为着作人或发行人自行审查，禁载的事项也比以往略有减少，但仍坚持对报纸和其他杂志的事前检查。
　　6月，上海《万象》杂志主编柯灵在被日本宪兵第一次拘捕，幸未受刑。
　　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社会部命令公布《新闻记者法施行细则》。
　　9月5日，国民党政府修正公布《着作权法施行细则》。
　　9月21日，在孙科、王世杰主持的宪政实施协进会上通过了改善书报检查办法。
　　10月，海燕书店创办人的俞鸿模在上海被捕，关押了一个月。
　　12月6日，王世杰在出席外国记者新闻会议时表示，“检查制度将使之合理化，减少留难。”
　　12月9日，民盟云南支部在昆明创办《民主周刊》。
　　1945年：“拒检运动”全国响应
　　早在2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312名知识分子签名、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提出了包括废止审查制度，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在内的六点建议。签名者中既有左翼知识分子，也有许多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如费巩等。国民党当局惶惶不可终日，强迫华林、汤灏等签名者公开登报声明“并未参加”，拒绝更正的费巩因此“失踪”，惨遭杀戮，死不见尸。
　　4月1日是愚人节，有民盟背景、也有中共地下党渗透的成都《华西晚报》就曾发表一条新闻，说抗战即将胜利，重庆国民政府于当天宣布废除新闻检查。这是《华西晚报》借愚人节开玩笑为名，向新闻检查制度发起挑战。
　　浙江大学教授费巩遭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遇害
　　从1937年到1945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档案中有案可查的，就有1311种书刊遭查禁。从1938年3月到1945年8月，国民党中宣部和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档案记载，被禁书刊达2000种以上。这些都只是不完全的统计，并不包括各地自行查禁者。
　　8月7日，重庆《国讯》社未经国民党当局检查、自行出版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一书。接着，继上一年曹禺、张申府、张静庐等50多人提出“拒绝检查、拒绝审查”之后，张志让、杨卫玉、傅彬然三人起草了一份重庆杂志界拒检联合声明，《宪政》月刊、《国讯》周刊、《中华论坛》（章伯钧主编）、《民主世界》（孙科等主办）、《民宪》半月刊（左舜生主编）、《民主与科学》（张西曼主编）、《中学生》（叶圣陶主编）、《中苏文化》（侯外庐主编）、《现代妇女》（曹孟君主编）、《再生》、《新中华》、《东方杂志》、《文汇周报》、《战时教育》、《国论》、《学生杂志》等16家不同背景的杂志，都在声明上签了字。8月17日，就在《延安归来》一书被当局搜禁后，拒检声明也公开发表，郑重宣布自9月1日起，所有参与签名的杂志不再送检，并将这一决定函告国民党中宣部、宪政实施协进会和国民参政会，由此揭开了“拒检运动”的序幕。
　　当时整个战时首都重庆的杂志也不过是三四十家而已，这么多不同政治倾向、不同专业的刊物联合拒绝恶劣的检查制度确乎是一次空前的壮举。其中《宪政》、《国讯》、《中华论坛》、《民主世界》、《民宪》、《中学生》、《再生》、《新中华》、《东方杂志》、《文汇周报》等十大杂志同时决定出版一份不向政府办理登记手续、全部稿件都不送检的《联合增刊》。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国讯书店等19家出版社组成的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也立即宣布坚决支持这一拒检声明。8月27日，重庆杂志社联谊会集会，在拒检声明上签字的杂志增至33家。8月31日，《国讯》、《宪政》等8家杂志负责人集会一致议定第二天起不再送审。
　　9月1日是记者节，《新华日报》发表激情四溢的评论《为笔的解放而斗争》，抨击了国民党臭名昭着的原稿审查制度，热切地呼喊“八年来紧紧束缚着新闻记者的手，从今天开始有了自由，大家的呼吸开始可以透出一点气来了！”
　　《华西晚报》也在9月初发表社论《我们对于抗战结束时期新闻事业的六项建议》，提出包括立即取消党政机关出版特权、立即取消新闻检查、释放被捕的新闻记者、解除对抗战时期被封闭的报刊禁令等在内的六点建议。远在延安的《解放日报》迅速转载了这篇社论。
　　经历八年苦战之后，日本终于投降了，重庆杂志界率先发起的“拒检运动”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回应，在百年言论史上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9月8日，成都《新中国日报》、《华西晚报》、《成都快报》、《大学月刊》、《天风周刊》《开明少年》、《现代周刊》、《大义周刊》及川康通讯社、自强通讯社、国讯社等16家报刊、通讯社隆重集会，联名发表由叶圣陶执笔的《致重庆杂志界联谊会公开信》，声援拒检运动，指出“八年来以战时为借口的检查制度，严重践踏了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损害了中国新闻文化界的尊严和信誉。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一切钳制言论自由的战时法令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政府既无意及时采取措施，我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当然有理由自动宣布检查制度的死亡，”郑重表示“共同高举起言论自由的大旗，宣告检查制度的死亡，宣告一切压迫言论自由的法令与制度的死亡！”9月10日，在这一公开信上签名的新闻出版机构增加到22家。
　　9月15日，重庆10家杂志的《联合增刊》第一期由国讯书店出版发行。重庆20家杂志以及响应它们的成都同行通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从即日起稿件不再送审。同一天，昆明《民主周刊》、《大路》周刊、北门出版社、进修教育出版社等11个新闻出版机构集会响应重庆、成都的“拒检运动”，成立“昆明杂志界出版界联谊会”。
　　9月17日，成都27家新闻文化机构举行联谊座谈会，当场成立永久性组织“成都文化新闻界联谊会”，推选叶圣陶、黎澍、沈志远等7人为执行委员，并发表争取《发表的自由》宣言，提出了取消一切出版发行的特许制度，实行备案办法，取消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制度，保障文化人的人身自由等七项主张，把这场联署运动正式命名为“拒检运动”。
　　桂林、西安等地新闻出版界相继成立联谊会，响应“拒检运动”。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也响应拒检。形形色色正式和非正式的出版单位，甚至学校的黑板报和学生组织的文学团体都纷纷通知国民党中宣部，不再接受战时检查制度的束缚。在国民党政府正式废除新闻和出版检查制度之前，各种非政府报刊和出版社已纷起争取言论、出版自由。
　　10月4日，叶圣陶在重庆杂志联谊会《联合增刊》第二期发表《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在论证了“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当然没有存在的理由”之后，他指出：“我们不要这个制度，并不因为我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你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他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即使我的你的他的思想言论都没有被禁被删，将来也永不会被禁被删，我们还是不要这个制度。制度存在，总有我你他以外的人受着精神上的迫害，我们与他人精神上是共通的，他人受到迫害也就是我们受到迫害。”
　　早在这年3月29日、30日，当时的国民党中宣部长王世杰在接见、宴请“美国报纸主笔协会”代表时，就一再告诉他们：“中国新闻检查制度并非永久性，在战后大概将完全取消或在中国大部分地方取消。”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更是“希望中国成为远东言论自由的堡垒”。
　　直到9月22日，民间“拒检运动”已成燎原之势时，国民党中常会才通过决议，宣布自10月1日起取消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次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除收复区和戒严区，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和出版业审查制度都将于10月1日废止。
　　同一天，昆明《大路》周刊等11个新闻出版机构联合致函云南图书杂志审查处，宣布自即日起所有文稿不再送审，同时致函昆明市印刷业同业公会，请该公会转告各会员印刷厂，此后一切付排稿件由各单位自行负责，无须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以免影响出版时间。
　　9月28日，国防委员会公布《废止出版检查制度办法》。9月3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布了《出版检查明日废除》的消息。
　　10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言论自由初步收获》，声言“检查制度的废止，是言论自由的开始；但还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实现”。同一天，昆明《民主周刊》、《民主周刊》、《大路周刊》、天野社、诗与散文社、北门出版社、孩子们社、进修教育出版社等十多家文化新闻团体联合发表《昆明文化界争取出版自由宣言》，明确提出“人民有经营通讯社和创办报纸杂志、印行书籍的绝对自由，除呈报政府备案外，不受任何党派的限制”、取消邮电书报检查、“保证人民有批评以至反对政府的权利”等六条要求。
　　10月10日，国共签署的《会谈纪要》中双方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言论、出版等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在国民党宣布废除新闻检查制度后，《华西晚报》的黎澍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离开成都前往重庆，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就是我们从此再也不用同新闻或图书杂志检查官打交道了。我们深感快意，因为这个万恶的制度是我们亲手把它埋葬的”。可惜他高兴得还是早了些，即使检查制度消失了，对新闻舆论的迫害并没有结束——
　　11月11日、16日，成都《华西晚报》接连接到恐吓信，以“捣毁”、“枪杀”等相威胁；11月30日、12月1日，昆明《新华日报》营业分处两次被“奉命而来”的特务捣毁；12月23日，重庆《自由导报》遭查封……这些决不是孤立的，考虑到“收复区”和“戒严区”的检查制度尚未废除，查禁报刊更是家常便饭。
　　以立言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一刻也没有停止他们的呼号。11月22日，马叙伦、郑振铎等91名上海新闻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压迫人民言论自由，呼吁废止收复区的新闻检查制度，实现言论出版自由。12月，上海30多名新闻记者还联名发表声明，反对上海市政府统制新闻的措施。傅雷在《新语》半月刊发表了《废止出版检查制度》一文。昆明《民主星期刊》等17家杂志社联名提出废止一切限制出版的法令，建议新闻文化界开展拒绝登记运动。直到12月26日，重庆33家杂志还联合发表了《重庆杂志界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宣言》，提出立即废止“毫无民主气息，不合时宜”的《出版法》、《非常时期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管制办法》等五大主张。
　　［记事］
　　1月26日，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中国民主同盟对时局的宣言，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言论出版自由等主张，国民党当局下令禁止出售这一天的《新华日报》，甚至派军警四处搜查。2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写给博古的信中说，“当《新华》发表时，当局动员没收，但由于报童勇敢，大部分发出去了；最后没有了，卖到200元一份，可见民众情绪。”
　　2月1日，重庆妇女界胡子婴、史良等104人发表《时局的主张》。
　　3月12日，昆明文化界潘光旦、闻一多、沈从文等342人联名发表《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
　　4月18日，重庆《新蜀报》被武装特务抢占。
　　4月29日，成都文化界周太玄、叶圣陶等126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献言》，要求“切实保障人民应享的一切自由”。
　　5月19日，剧作家李健吾在上海被日本宪兵拘捕。6月，柯灵第二次被捕。期间，他们都曾饱受严刑。
　　5月29日，成都《华西日报》、《华西晚报》被捣毁后复刊没几天，又遭查封。
　　6月14日、7月12日，上海杂志公司、大时代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等29家出版单位先后联名发出《出版业紧急呼吁》、《出版业为文化危机向参政会紧急呼吁》。
　　7月12日，国民党当局在永安和福建全境逮捕了31位文化人，包括着名记者、军事评论家羊枣及《民主报》副刊主编董秋斯等11名新闻工作者，史称“羊枣事件”或“永安大狱”。即使在国民党宣布废除新闻出版检查之后，羊枣也未获得自由，甚至美国的压力、救援也都告无效。
　　8月10日，汪伪“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值班人员及时转播了重庆电台有关日本请降的消息。
　　9月29日，成都文化界方然、陈白尘、叶圣陶等248人联名呼吁，反对内战。与此同时，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闻一多、陈岱孙、汤用彤、钱端升等10位西南联大教授联名呼吁结束一党专政，尽快成立立宪政府。
　　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又拟定了《广播事业接收三原则》，目的都是加强控制。
　　10月10日，有中共背景《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在上海复刊。10月22日就遭国民党当局查封，只出版了12天。
　　10月13日，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在上海创刊后，不断遭到当局没收刊物、逮捕报贩等阻挠。
　　10月19日，吕平创办的《平津晚报》在鲁迅去世9周年时遭查封。不几天，他在北京创办《老百姓日报》，油印散发，不久又被迫停刊。
　　10月24日，国民党方面表示，《新华日报》不可在上海出版。新华社报道，上海《建国日报》、《正义报》、《民族日报》、《前进日报》等11种报纸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奉命停刊”。
　　11月18日，北平《国民日报》、《平津晚报》、《国光日报》等遭查封。
　　11月30日，国民党当局以重新登记为借口，强令刘尊棋以美国新闻处名义于9月21日在上海创办的《联合日报》停刊（实际上有中共背景）。
　　11月，成舍我在北平复活他的“世界”报系，发表感慨万千的长文《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
　　12月14日，《新华日报》发表《异哉所谓“戡乱”！》社论，“国民党的政权本是由于篡夺而来”，直斥其“抗战无功，建国无能，残民有勇，毁国有余”。
　　12月28日，《新华日报》报道：广州共有24家报纸，其中《晨报》、《民众日报》、《先粤报》等13家已被查封。
　　日本投降后，《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等纷纷在上海等地复刊，《申报》、《新闻报》在抗战后期曾沦为日本人的喉舌，国民党以此借口接管望平街上的这两家老报。
　　1946年：《观察》绝响
　　1月10日，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郑重承诺：“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然而话音未落，1月11日就传出了羊枣（杨潮）猝死杭州狱中的不幸消息。1月28日，国民党方面宣布废除《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及《邮电检查施行细则》等。但《大公报》2月9日指出“邮电检查制度迄未废除”。
　　1月31日政协闭幕，会上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规定确保人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现行法令有与以上原则抵触者，应分别修正和废止之”，并具体规定，废除战时实现的新闻、出版、电影、戏剧、邮电检查办法。
　　着名记者羊枣
　　在蒋介石信誓旦旦作出承诺之后，一年当中至少有263家言论机关被封。从1月12日到8月8日，北平、上海、广州、西安、昆明、重庆等地，有195家报刊、通讯社、印刷所、民营广播电台被查封，两家报纸被勒令停刊，两家报纸被停止邮递，9家报纸被特务捣毁，仅广州一地就有10多万册刊物被没收，20多名记者、教授被特务殴打，47名记者被捕，3位记者和1位读者遭杀害。
　　其中，5月29日一次就在北平查封了《解放》报等77家报刊、通讯社；6月5日和29日，两次在广州封闭报纸、杂志、出版社近50家（6月29日一天，国民党当局就一口气查封了广州文化出版社、广州书报杂志供应社、现代出版社等13家文化机构，以及香港《华商报》广州分社、《正报》广州营业处、《人民报》和抗日名将蔡廷锴发起的《现代日报》筹备处等）；6月18日一次在天津封闭杂志21家；8月3日，离李公朴、闻一多连遭暗杀不到一个月，昆明46种刊物（包括闻一多他们生前主持的《民主周刊》及《人民周报》、《时代评论》等）一天之内被封闭；8月8日一次在上海封闭了54家民营广播电台；据8月31日《大公报》报道，仅8月份上海就查禁了109种杂志，既有党派背景的《再生》、《群众》等，也有无党派的《民主》、《人民世纪》等。
　　羊枣弥留之际与夫人沈强合影
　　尽管黑云压城，这一年的编年史上，依然涌动着文化界和新闻出版界争自由的潮流——
　　1月9日，重庆《新华日报》刊出大学印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作家书屋等35家出版社联名发出《重庆出版业致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书》，提出废止出版法、取消期刊登记办法、撤销收复区检审办法、明令取消一切检扣、取消寄递限制等五项要求。茅盾、巴金等21位作家也联名发表《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会员书》，提出废除文化统制政策等九点主张。1月中旬，羊枣死后，上海60多位新闻记者联名向国民党当局提交了抗议书。31日，罗忠信等30多位新闻记者在《新华日报》发表《成都新闻记者呼吁言论出版自由书》，一口气提出了18条意见。
　　2月初，上海37家杂志社、出版社联名发表“致全国政协会议意见书”，提出十点意见。15日，北平市出版业联合会成立，通电全国，提出了贯彻政协决议，制止北平当局对出版业的迫害，切实废止出版物登记制度，制止各地邮局限制和检扣书刊，彻底取消特务机关等五点要求。
　　同月，广州4家杂志被禁后，他们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认为这是“中国政治能否民主的试金石”。
　　3月18日，北平29家出版社、杂志社联名发出《北平出版业为抗议摧残出版发行自由紧急呼吁》，提出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六项要求。23日，上海书业公会260家会员联合向参政会提出“免征营业税”和“改进邮寄办法”等四项要求。25日，上海杂志界联谊会发表《为抗议摧残言论、出版、发行自由宣言》，声援重庆、西安、北平、广州等地遭迫害的同业，全力支持北平出版业联合会的要求，署名的有《新文化》、《国讯》、《文萃》、《民主》、《文艺复兴》、《世界知识》等25家杂志社。
　　3月28日，南通《国民日报》记者孙正平被特务残杀，割鼻挖眼，抛尸河中。南通文艺协会等五团体临时代表会发表“告各界人士书”，郑振铎在《民主》周刊连写二文，严正抗议。
　　同月，上海书业公会260家出版社和书店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免征营业税、改进邮寄办法等四项要求。
　　4月6日，上海《周报》发表《声援重庆、西安、北平、广州被压迫同业宣言》，要求政府保证言论自由。
　　4月10日，由27家杂志组成的广州杂志联谊会发表《为维护言论出版自由紧急呼吁》。5月6日，又发表《抗议五四特务暴行宣言》，谴责官方组织游行捣毁《华商报》、《正报》分社、兄弟图书公司和大公报广州营业处的暴行。
　　5月18日，重庆82位记者为同业屡遭迫害向全社会发出呼吁，表示“我们不能沉默，也不应该再沉默了。”26日，北平出版业联合会为抗议国民党当局纵容特务的暴行，发表宣言，提出四项要求。28日，北京周鲸文、张东荪、张申府等42位知识分子联名呼吁立即停止内战。同月，上海徐铸成等102位新闻记者联名发出致记者公会的公开信，呼吁保障言论、出版自由和新闻从业人员的人身自由。
　　站着走完全程——《民主》休刊号
　　6月10日，沈钧儒、赵超构、徐铸成、巴金、叶圣陶等39人联名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宣言》。16日，罗隆基、史良等89人联名发表告国人书，反对内战。接着，马叙伦、陶行知等164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发表呼吁和平的公开信。上海各界4271人联名通电蒋介石、毛泽东，呼吁全面停战。22日，昆明《民主周刊》、《时代评论》等13家期刊联合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迫害言论自由的法西斯政策。23日，马叙伦、雷洁琼等请愿代表和《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大公报》记者高集在南京下关惨案中，被殴打受伤。第二天，张友鸾、郑拾风主持的《南京人报》不仅发表了《暴行目击记》，而且发表字字千钧的六字短评：“今日无话可说！”26日，重庆244位新闻从业人员联名抗议国民党特务在南京下关殴打新闻记者的暴行。
　　创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
　　7月12日，成都各报记者推出代表向国民党当局请愿，要求采访自由。
　　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遭暗杀后，各地报刊纷纷报道，上海、重庆等地文化界奋起谴责当局的卑鄙暴行，许德珩、史良等80人还在重庆成立陪都李闻血案后援会，并发表宣言。
　　《观察》周刊创刊号
　　8月23日，广州新闻记者一致拒绝出席市长记者招待会，抗议其封锁新闻。24日唐弢、柯灵主编的上海《周报》出了第49、50期合刊后宣告休刊。休刊号上刊出了《上海杂志界联谊会为抗议〈周报〉被迫停刊宣言》，一份发行量上万份的周刊就这样消失了。
　　10月7日，上海各报、各通讯社记者20多人联名提出采访自由的要求。
　　10月31日，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因不断遭受国民党当局没收报刊、逮捕报贩等迫害，出了第34期后被迫停刊，郑振铎、叶圣陶、罗稷南等17位知识分子在休刊号上发出了“我们的抗议”。同一期还发表了《上海杂志联谊会致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方面代表备忘录》，谴责国民党当局对言论界的压迫，提出法律问题和三条“我们的要求”。《民主》周刊站着走完了全程。
　　也正是这一年9月1日，储安平经过半年的筹备，在上海创办了《观察》周刊，成为百年言论史上最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中坦言：“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
　　《观察》以其“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追求迅速成为“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它的70多位特约撰稿人几乎都是一流的学者、专家、教授、报人，他们撰写的专论是《观察》的一大特色，储安平本人金石般的政论也把那个时代的“文人论政”推向了最后一个新的高峰。《观察》以其坚定的道义担当、独立的品格为书生论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公共平台，悲壮地完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谢幕演出，成为百年绝响。
　　［记事］
　　1月，广西梧州《新人民报》被迫停刊，社长李焰生遭侮辱并被捕。
　　2月11日，重庆《新民报》、《大公报》、《世界日报》、《民主报》、《新华日报》等8家日报、3家晚报在头条或显着位置报道“校场口事件”真相。《新民报》、《民主报》、《新华日报》等9家报纸召开记者会，浦熙修等42名记者联名发表《致中央社的公开信》，指出中央社报道失实。
　　2月17日，国民党军警宪特捣毁“沈阳新华日报筹备处”。重庆《新华日报》以《保障人权，忠实报道》为题，发表了221名新闻从业人员的意见，谴责国民党政府制造惨案，钳制言论自由，要求停止对新闻自由直接或间接的干涉。
　　2月22日，国民党特务捣毁重庆《民主报》、《新华日报》，重伤三人，酿成血案。24日，捣毁成都《新华日报》营业分处。接着昆明《新华日报》营业分处也被捣毁。
　　2月，广州仅存的四个杂志《自由世界》、《文艺生活》、《学习知识》、《新世纪》遭查封。香港出版的《正报》、《华商报》在广州遭到前所未有的严禁，当局密令：“凡贩卖《华商报》者处以一月至三月徒刑”。
　　同月，国民政府交通部公布《广播无线电台设置规则》，加强管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茅盾的《清明前后》、上海《世界知识》等书刊都成了禁书。
　　3月1日，国民党特务捣毁西安《秦风·工商日报》。在3月17日一天之内就三次纵火，企图烧毁报馆。法律顾问王任律师挺身出任，为该报辩护，4月9日被捕，4月25以“莫须有”的“烟犯”罪名被枪决。4月19日，记者杨贵卿惨遭特务毒打，几乎丧命。5月1日，《秦风·工商日报》再次被捣毁，被迫停刊。同一天，原西安《老百姓》报创始人、《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遭绑架和暗杀，幸免于难。
　　3月4日，沈阳中苏友好协会《文化导报》被封闭。
　　3月17日，国民党当局允许的《新华日报》沈阳版即将出版时，全部印刷器材却被武装劫走，工作人员余白金等被逮捕。
　　3月26日，吕平等在北平创办《鲁迅晚报》因屡遭干扰、禁止发售而被迫停刊。
　　3月30日，广州市警察局密令查禁《自由世界》、《新世纪》、《学习知识》、《国民》、《现代生活》、《民主》、《愿望》、《再生》、《时代学生》、《学生知识》、《平民周刊》、《民主生活》、《耕耘》、《光明之路》、《昆明》、《文艺新闻》、《窃国大盗袁世凯》、《政治协商会议文汇》等书刊。
　　4月3日，国民党以“查户口”为名搜查新华社北平分社、《解放》报，逮捕钱俊瑞等39名工作人员。10日，湖南衡阳《大华晚报》记者李某被国民党军逮捕，装入麻袋，乱刀砍死。12、13、15日，在广州，国民党当局唆使暴徒连续三天扰乱《华商报》、《正报》广州分社门市部，撕毁书报。15日，国民党特务用布袋装了三条大蛇、两窝黄蜂，投入《正报》分社门市部。
　　5月27日，夏衍主编的上海《消息》半月刊出了14期后遭查封，离4月7日创刊才一个半月。29日，共产党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新华周刊》出3期后遭查封。包括新华社北平分社、《解放报》在内的75家报刊、通讯社被国民党北平当局查封。同月，贵阳《贵州工人》杂志出了创刊号之后就被勒令查禁。
　　6月5日和29日，广州10多家书店、20多处报摊被搜查，30多种、累计10万册书刊被没收。
　　6月9日，创办仅一个多月的学术刊物上海《昌言》被勒令停刊。18日，天津《民言》、《青年世纪》等21家杂志遭查禁。22日，上海《生活知识》、《万象》、《人人》、《青年世纪》等刊物遭查封。
　　7月5日，长沙《力报》因刊出“加强内战宣传”消息被罚停刊三日。
　　7月18日，民盟在成都的《民众时报》被迫停刊。7月30日，国民党当局在昆明禁止《学生报》、《民主周刊》、《农村青年》、《自由论坛》等46种报刊发行。同月，四川泸县的《三立晚报》遭查封，社长陈书尧被捕；钟沛璋等以“上海市文化运动促进会”名义创办的中共上海地下党背景的中联广播电台遭查封。
　　8月18日，关押了6年多的成都《大声》周刊社长车耀先被杀害。
　　10月1日，重庆查封20种刊物，其中既有政论刊物、也有文艺杂志。
　　1947年：《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2月15日，傅斯年在南京《世纪评论》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他在分析了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之后，发出狮子吼：
　　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跨了。岳玉玺等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页339。
　　一文既出，“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那天的胡适日记中说，成舍我主办的北平《世界日报》当天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这样耸动视听的标题。
　　《世纪评论》是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经济学家何廉1947年1月筹款创办的周刊，由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发表，不到半天时间，有人就从报贩手里将这一期《世纪评论》“搜买一空”，整个上海市面上都见不到了，“颇有‘寓买于禁’的味道”。第二天，胡政之在《大公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一星期后，傅斯年又在《世纪评论》发表《宋子文的失败》一文，直言“（孔、宋）二人虽不睦，但祸国的事，却也‘萧规曹随’。”他列举事实指出孔、宋代表的权贵势力“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地狱下了。”
　　傅斯年连接发表三篇炮轰宋子文的檄文
　　3月1日，傅斯年应储安平之约，在《观察》周刊发表第三篇檄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权门资本入手，对当时中国的状况条分缕析，讲得清清楚楚，笔锋直指孔、宋等豪门权贵。
　　同一期《观察》还转载了他在《世纪评论》首发的另外两文。储安平在《编辑后记》中说：“傅孟真先生一连写了三篇抨击孔宋豪门资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
　　在那个黑暗的年头，傅斯年的声音其实并不孤立，经济学家马寅初等硬骨头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大声疾呼，抨击豪门资本。2月27日马寅初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2月16日，即《这个样子的宋子文走开》首发的第二天，陈云阁主持的重庆《世界日报》也刊出社评《罢免宋子文！》，和《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异曲同工，直接发出了罢免政府首脑的呼号。
　　舆论的呼声加速了宋子文的下台。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在3月1日的日记中说：“宋之去职其因甚众。一则党内陈立夫等及黄埔同志等均对彼不满。二则党外之民主社会党（张君劢党）一再声称如宋继续主持行政院，则彼等决不参加行政院。三、胡适之、傅斯年等无党派人士均反对宋子文。”
　　内战越打越烈，存在了9年之久的重庆《新华日报》终于被查封了，民盟作为非法组织被取缔了，呼吁和平、民主、自由的声音被淹没在连天的炮火声之中。尽管宋子文下台了，一切都没有好起来，言论环境继续在恶化，3月26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通令查禁重庆的《职工青年》、《难民周刊》、《联合特刊》、《群众半月刊》，上海的《新文化》、《中国学术》、《清明》、《经济月刊》，桂林的《民主星期刊》，广州的《新趋势》、《现代生活》、《联合增刊》，香港的《自由世界》、《正报》、《青年知识》、《中国农村》、《文萃》、《民潮》等报刊。据4月22日的重庆《世界日报》报道，几个月来各地各级国民党政府以“登记未准”或“尚未办竣登记手续”为名，查禁或勒令停刊的报纸杂志达100种以上。尽管如此，知识分子和言论界仍然在作最后的抗争。
　　1月，福建省政府发出通令，严禁公务人员向外发表新闻，违者以泄露公务论罪。福州各报和通讯社记者联名抗议，从28日起总罢勤三天。当局被迫重新发出尊重采访自由的通令。
　　3月2日，北平各大学教授200多人联名发表声明，抗议当局非法拘捕人民。3月8日，朱自清、陈寅恪、金岳霖、俞平伯等13位教授联名在《观察》周刊发表《保障人权》宣言，抗议警察以清查户口为名的大搜捕，向政府及社会呼吁尽速释放无辜被捕的人民。如果说这些联名表达意见的主要还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北大、清华等高校联名抗议政府迫害青年学生的90位教授则几乎涵盖了文、理、工各科。
　　4月，江苏宜兴县参议会通过参议员张再熊禁止记者旁听参议会会议的提案，第二天，当地各报就联合刊出启事，警告张再熊提出的反民主的提案。
　　5月24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以“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的罪名，一天之内查封了《文汇报》、《新民报》晚刊、《联合日报》晚刊三家报纸。《文汇报》记者麦小楣、
　　柯灵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
　　笔张若达、编辑李碧依，《联合晚报》记者黄冰等三人，《新民报》晚刊记者张沈等被捕，多人列入黑名单。当天南京《新民报》晚刊刊出《无言的自由》短评，沉痛表示“我们只能提出无言的抗议”。上海《铁报》因透露蒋介石曾批准此事，被勒令停刊四天。
　　自1945年8月复刊以来，《文汇报》共出版了1年零8个月。“凭事实报道，凭良心说话”是它的品格，为此徐铸成们一而再地拒绝了国民党的巨款收买。此前不久，《文汇报》就曾遭到停刊一周的处分，但他们没有屈服。上海《新民报》晚刊此前也曾因发表《冥国国歌》而受到惩罚。三报被封，警备车驰骋于十里洋场，储安平虽然对徐铸成这位同乡绝无好感，但他“仍旧不避危险”，在5月31日出版的《观察》周刊公开发表抗议文章，表示大义当前，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还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一次《大公报》冷眼旁观的态度。
　　5月27日，31位北大教授、32位燕京大学教授先后发表宣言，声援学生运动。29日，北大、清华102位教授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及政府书》。6月2日，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陈叔通等10位有声望的社会名流联名致函行政院长张群，要求释放在“五二○”运动中被捕的青年学生。
　　5月31日，《大公报》驻广州记者陈凡因报道学生游行被捕。6月1日，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宪兵、特务，在一些重要城市的新闻界实行大逮捕，仅重庆新闻界就有30多人被捕，包括《国民公报》4人、《商务日报》6人、《新民报》8人、《大公报》8人、《世界日报》4人。《新民报》成都、南京、上海版分别有3人、9人、1人被捕。6月1日，成都《华西晚报》被捣毁，许多工作人员被捕，被迫停刊。“六一”事件发生后，6月5日，王芸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评《逮捕记者和检查新闻》，严厉谴责国民党当局压制言论，任意逮捕记者的行径。经过新闻界的抗争，多数记者不久获释。
　　7月，南京《中央日报》竟刊出孔、宋贪污国家外汇3亿多美金的消息，上海《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纷纷转载，一时轰动中外。蒋介石大怒，严厉追究消息来源，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陆铿自知闯下大祸，又坚持新闻记者不能泄露消息来源，自知难免入狱，不料却安然无恙。原来美国总统特使魏德曼无意中向蒋说起这件事，夸之为“民主的表现”，蒋介石的一天怒云随之而散。
　　10月，北大、清华、中法三校教授联名发表《为学生罢课抗议非法逮捕保障人权事告社会人士书》。
　　11月8日，民盟被取缔之后，一片风声鹤唳，储安平毅然在《观察》头条位置发表周炳琳、金岳霖、朱光潜、朱自请、俞平伯、李广田、冯至等48位教授署名的《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同时发表了董时进《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发出公开的抗议。储安平说：
　　编者的根本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遇到大问题时，我们是无法躲避，无法退让的。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肯为言论牺牲生命的人物！
　　在那个战火弥漫的年头，以《观察》、《大公报》、《文汇报》等为代表的民间报刊，周炳琳、朱自清、金岳霖等知识分子，和傅斯年一起为中国挽回了荣誉，成为幽暗中国言论界的象征。
　　［记事］
　　1月6日，“苏联呼声”广播电台被封闭。
　　1月11日，桂林《星期民主刊》被迫停刊。
　　2月4日，国民党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发出密令，要求宣传部门“以各种技术打击一切反动刊物之流行及散布”。
　　2月28日，重庆《新华日报》被当局连夜查封，共发行了3231号，一张异党的机关报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连续出版达9年零49天。同时被封闭的有新华社重庆分社。
　　同一天，国民党当局出兵镇压台湾“二二八”起义，一口气查封了台湾岛上的54家报刊，三家报纸负责人遭杀害。
　　3月1日，重庆《民主报》被迫停刊。
　　3月2日，《群众》周刊在上海出至第14卷第9期后被迫停刊。
　　同一天，《盐阜日报》特派记者、作家阿英（钱杏邨）的长子钱毅在采访时被国民党军队俘虏遇害。
　　3月13日，有国民党背景的《大刚报》以“消息不实，言论失检”被罚停刊18天。
　　4月，重庆三联书店遭查封，经理仲秋元被捕。
　　5月19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戒严法》，规定在戒严地区停止集会结社，“取缔言论、讲学、新闻杂志、图画、告白、标语暨其他出版物，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
　　同月，国民党当局把一部分原属于国民党中宣部的业务划归行政院新闻局管理，如政令宣传、图书杂志登记的审查、对报纸通讯社的指导与联络、新闻社登记的审查、国际宣传等。
　　同月，广东新会县《复兴报》以“言论左倾”的罪名被勒令停刊。
　　7月10日，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发售范文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发行了600册后被查抄。
　　7月11日，汉口12家报刊同时被封闭。
　　7月18日，国民党当局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其中第7条是“为维持安宁秩序，政府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
　　7月21日，中共地下党在上海办的《文萃丛刊》出至第10期被国民党特务查抄，工作人员吴承德、陈子涛、骆何民三人被捕。（1948年12月7日，陈、骆在南京雨花台被活埋，吴被押往宁波，1949年5月被杀，合称“文萃三烈士”。）
　　8月16日，北平《真理晚报》发行才一个月即被勒令停刊。
　　9月10日，贵阳《力报》以“言论为共党张目”的罪名被封闭，发行人、总编辑均下狱。
　　12月25日，国民政府颁布的《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第6条明确规定“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匪徒宣传者，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1948年：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之后
　　国民党大势已去，向来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都深表失望，司徒雷登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内外的自由分子身上。在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时代，言论界一刻并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尽管他们的一切努力注定了付之流水。
　　1月1日，成都市报业公会、新闻记者公会发表联合宣言，谴责针对报馆的暴力行为（仅1947年成都市至少就发生了七次打砸、捣毁报馆的事件），宣布自第二天起停刊三天，表示抗议。同月，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严令各警察局封锁新闻，不许接见记者。《中央日报》、《新民报》、《南京人报》等14家报纸的29名记者联名抗议。黄珍吾被迫否认此事，敷衍了事。8月31日，南昌各报以“开天窗”、拒发本市任何消息等形式抗议市长封锁新闻。
　　在时代转折的前夜，3月15日，年已花甲的胡政之先生鼓其余勇，恢复了《大公报》香港版，他在复刊词中重申了《大公报》是“民间组织，营业性质”，以及“文章报国”的初衷，“想代表中国读书人一点不屈不挠的正气”，并指出：
　　现在政治的不安，经济的动荡，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现象。两极端的政治思想热烈的斗争着，相互激荡着，最受苦的，是爱好和平、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这些人的环境与中国民众所处的地位正复相同。
　　以他敏锐的目光早已看出时代的真问题。不幸报纸出版不足一个月，他就一病不起，被迫返回上海治疗。
　　最富有象征性的事件发生在7月8日，那天晚上，蒋介石亲自签发的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令送到了邓季惺、陈铭德夫妇手中，一份创刊近20年的民间报纸开始陨落。两天后（7月10日），王芸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社评，称之为中国新闻界的“不幸事件”，“要求废止与宪法抵触的出版法，给新闻界以言论出版的自由”。7月13日，《大公报》又刊出了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静、万枚子等24人联署的《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大公报》重庆版、香港版及重庆《世界日报》等许多报纸纷纷转载了这一抗议书。
　　《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夫妇
　　这是《大公报》最后的辉煌。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指控王芸生是“新华社的应声虫”。7月18日，王芸生发表文章反驳。7月19日，《中央日报》发表《王芸生的第三查》社论，甚至指控王芸生效忠“共产国际”。
　　1948年7月10日，储安平在《观察》发表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
　　在南京《新民报》日、晚版被封杀之后，上海、北平、成都、重庆四地六版暂时幸存下来，7月13、14日，赵超构在上海《新民报》接连发表《新民报之厄运》、《为了法治，不需要出版法》两篇锐利的评论。7月17日，储安平在《观察》发表弥漫着浩然之气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
　　国民党大厦将倾，一切抗议、批评都注定了无济于事，不仅挽救不了南京《新民报》，等待着其他报刊的也是相同的命运。10月12日，就连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正言报》也因所发议论“不妥”，遭到勒令停刊的命运。当南京《新民报》被封杀之后，《正言报》曾先后发表鲁莽的《新民报停刊与新闻自由》、万枚子的《不照宪法行事，就是违宪》等文。
　　在这样风雨飘摇的年头，从南到北，知识分子议政的周刊纷纷创刊，又纷纷凋谢了。即使这些追求“中道而行”的周刊，也让国民党当局感到恐惧万分。一个以《观察》为代表的周刊时代稍纵即逝。
　　9月23日，以程博洪为发行人，施复亮、周谷城等撰稿的上海《时与文》周刊被封。
　　11月，南京的《世纪评论》在出至第4卷第20期后停刊。刘不同于9月18日在南京创办的《天下一家》周刊，只出了4期，也于这个月停刊。
　　12月24日，《观察》周刊在坚持了三年半之后终于被封杀。
　　12月30日，《新路》被勒令停刊。这份周刊是吴景超、钱端升、刘大中等在钱昌照的支持下，5月15日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名义在北平出版的。他们在发刊词中郑重说明：“在万方多难的今日，我们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发行本刊，想以大家的智慧，来探索中国的前途。”并提出了32条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初步主张。因为在社论中多次批评蒋介石独裁误国，《新路》创刊未久就遭到严重警告，甚至一度勒令停刊。
　　同月，创刊也不足一年的北平《周论》周刊黯然停刊。此前9月17日，《周论》曾发表朱光潜、毛子水、张佛泉、樊际昌等16位学者联名的《中国的出路》，表达了他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念和对极权主义的深刻忧虑。
　　南京《新民报》和《观察》周刊的陨落，标志着知识分子言论报国的努力走到了尽头。一个旧的时代即将告终。
　　11月10日，王芸生在《大公报》香港版发表《和平无望》的社评，但《大公报》的左转与缠绵于病榻上的胡政之无关。
　　11月13日，曾经叱咤报界，不幸而成为蒋介石殉葬品的一代才人陈布雷在绝望中自尽，告别了即将天翻地覆的人间。
　　12月，出版45年之久的《东方杂志》停刊，也是一个时代即将落幕的信号。
　　［记事］
　　4月9日，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有17年历史的《国讯》周刊出至457期，以“刊载为匪宣传的文字”遭查封。同一天，《世界知识》受警告。
　　4月10日，重庆《大中报》被捣毁。
　　4月，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地下报纸《挺进报》的创办人、编印人陈然、刘国志（金）被捕，关押至1949年11月被残酷杀害。
　　同月，北大、清华、燕京、师院四校90名教授联名抗议国民党当局威胁许德珩、樊弘、袁翰青等北大三教授。
　　同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修正公布了《广播无线电收音机登记规则》，进一步加强管制。
　　5月1日，《国讯》的后身《展望》周刊问世。
　　6月3日，上海《时代日报》以“煽动工潮、学潮，扰乱金融，歪曲军情”等罪名遭查封，共出版891天。同月，《大学新闻周刊》被迫停刊，共出版13期。
　　7月5日，5000名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和平请愿，要求撤销“征召全部东北学生当兵”的议案，吴肇寿等13人遭军警枪杀，12人受伤，酿成“七五”血案。12日，北平各校404位教授、讲师、助教挺身而出，联名发表“七五”血案抗议书，提出惩凶、还尸、医伤、解严、释放被捕学生、救济东北学生等六项要求。
　　9月5日，北平《商业日报》以所刊消息“有问题”被勒令停刊。
　　9月16日，南京真理新闻社因所载新闻触犯《总动员法》，被内政部勒令停止发稿。
　　10月12日，上海利群书报联合发行所因经售香港寄来的毛泽东着作等“禁书”而遭查封，9人被捕，100多人遭株连，最后有6人于1949年5月7日被活埋在浦东。
　　10月13日，上海《大众晚报》因刊载“挥泪别长春”的新闻而被永远停刊。
　　11月16日，包括浦熙修在内的5名记者在南京被捕，分别来自《新民报》、《南京人报》、《南京日报》、《南京晚报》、《每日晚报》。
　　1949年：一个时代的终结
　　败局已定的国民党依然在垂死挣扎，2月1日，《南京人报》被国民党警察捣毁，当晚又以“别具用心”等罪名遭查封（4月8日复刊，不久被迫停刊）。3月5日，徐中玉、姚雪垠主编、上海人间书屋出版的《报告》周刊只出了一期就被禁。19日，发行量已达到每期5.3万份的《展望》周刊出到第三卷第十八期遭查封，封刊令全文如下：
　　上海市社会局全字第01808号令：查《展望》第三卷第○期所刊之《和平的尺度》、《三月渡江》、《广大集团之幕后》，《北平有新望自由吗》等文，言论荒谬，挑拨离间，公开反对戒严法令之措置，违反国策，值兹戒严期间，奉令应予停刊处分，并请上海市警察局查照。《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6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页194。
　　《展望》周刊社在上海《新闻报》等报纸上登出启事：“兹由本刊上海办事处转来上海市社会局令一件云‘查该刊第三卷第○期（谅系十七期）所刊载之《和平的尺度》、《三月渡江》（谅系《三月江南》之误）、《广大集团之幕后》（谅系《“广东大团结”的幕后》之误），《北平有新望自由吗》（谅系《北平有新闻自由吗》之误）等文，言论荒谬……奉令应予停刊处分，等因。’查本刊自发行以来，三卷十八期于兹，素本不偏不倚之立场，公正执言，当为读者所共鉴。今遭此处分，殊为遗憾！”同上，页194—195。
　　被杨卫玉誉为“继承了《生活》周刊的传统”的《展望》周刊，本着对读者负责的精神，也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给所有读者发了《告别了，再见》的告别书：
　　我们以“欲言无语”的心情来宣布：本刊奉令停刊了。
　　在这样一个翻天动地的大时代，一个刊物的被令停刊可说是一件无关宏旨的小事。被令停刊既不由《展望》始，言论自由的成为力量，也不会随《展望》停刊止。……
　　本刊出刊到三卷十八期以来，在对读者负责的一点上，虽然距理想还远，但自问曾作最大努力。没有一篇文章，不是以真理事实为依据，句斟字酌。立论、报道，也极尽忠恕之道。言论之是否荒谬，为千万读者所共鉴，无意多赘。惟我们预收的订费，未能发满，感到遗憾。关于余剩未满之订户，我们决照现价三百元一期合计，以3月26日市价折为银元由每个读者决定：发还；抑待有机会复刊后继续寄满；或代办指定之书刊。
　　文化事业是我们这一群的终身志趣，我们当永远跟随在读者诸君的后面，随时贡献我们的力量，以答谢读者们的爱护盛意。
　　告别了，再见！《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6辑，页195—196。
　　《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胡政之
　　在时代转换的途中，2月25日，成舍我一手创立的北平“世界”报系全部被随大军进城的军管会接管。2月27日，天津《大公报》变成了《进步日报》。4月14日，一代报人胡政之于在上海谢世。
　　在南京城头插上了红旗之后，上海还在国民党军队掌握中，所有报纸都接到了不许发表自行采访的新闻和外国通讯社消息的禁令。从4月30日，这一天起，淞沪警备司令部设立新闻检查所，检查本地的报纸稿底，及各国新闻记者从上海发出的报道。不论中文还是外文的报纸、杂志及其他出版物，统统都在被检查之列。报纸上只允许刊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出、交由中央社发播的新闻。这样的局面自然维持不了几天。
　　5月25日、5月27日，诞生于19世纪的暗夜里，长期在望平街上称雄的《新闻报》、《申报》相继停刊，退出了历史舞台。《申报》共存在了78年之久，是百年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
　　［记事］
　　5月5日，汉口《大同日报》因违背“政府法令”、“动摇人心”遭国民党当局永久停刊处分。差不多同时，《武大新闻》因“言论荒谬，煽惑人心”而被迫停刊。
　　5月19日，长沙《晚晚报》、《长江日报》以“谎报军情”、“刊载不实消息”罪名被罚令停刊，《晚晚报》总编辑戴哲明被捕。
　　5月27日，重庆《大公报》编辑主任顾建平被捕，9月17日《大公报》被国民党以“改组”的名义窃夺。
　　7月23日，《新民报》成都版遭查封，从经理、主笔、总编辑到记者、编辑，有6人被捕。《新民报》重庆版宣布与陈铭德、邓季惺脱离关系而暂时幸存下来。
　　7月25日，重庆《世界日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10月21日，四川泸县《中国晚报》因副刊发表的“新归去来辞”中有“大势已去胡不归”等句，遭永久停刊。
　　10月31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因为发表杂文《鬼重庆》，副刊编辑下狱三天。
　　11月27日，1948年被捕、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的五位《新民报》编辑、记者、职工被国民党杀害，他们并不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后记
　　大约五年前，我萌生了写一本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念头，在写了一组约4万字的系列随笔《漂浮的木板》之后，我感到写不下去了，一是史料的积累不够，二是自身的学养尚不足以完成这样一个大题目，所以就暂时停了下来。
　　随后，湖南《湘声报》的编辑向继东先生约我为他主持的“文化·沧桑”副刊写稿，我就将其中关于1933年的一段发给了他，很快就在“往事今说”栏目发了出来，《1933年的事》这个题目也是他起的。这篇小文随后被《杂文选刊》2002年第8期转载。接着，我又在《湘声报》发了一篇《1924年的事》，有朋友对此说好。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既然写一部系统的言论史专着的条件不成熟，何不顺着这个路子，以一年一篇短文的形式先写一本编年体的言论简史。从2002年夏天开始，我就断断续续写了起来。到2003年秋天一共写了60来篇，每篇长则数千字，短的只有几百字，大体上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的一百来年，毕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大时代。以言论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们到底做了些事情，留下了那些永远抹不去的印记。读书和写作的整个过程，就是我重温历史、寻找先辈踪迹的过程，我曾被许多可歌可泣的言论和故事一次次地感动着。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编年体的百年中国言论史，只是与一般僵硬、枯燥的编年史在写法上有所不同。和我发表过的许多有关言论史的随笔一样，这本小书也算是我这些年来学习、思考百年言论史的一点小小结晶。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想重新梳理一些史料，回到历史、回到常识而已。
　　向继东先生一直关注着这个专题的写作，从第一篇小文在《湘声报》发表到本书面世，他始终关心着书稿的进展。对此，我深表感激。现在本书列入他主编的“回望文丛”，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我求学时代的恩师吴式南先生，从头到尾细致地校读了全部书稿，这是我永远都无法忘记的，一如我清晰地记得十几年前在课堂上听恩师讲课时的情景。周筱赟博士为编辑本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他所提出的宝贵意见都使本书大为增色，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2006年春天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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